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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笔者收集整理了邓小平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故事献给读者。
三次“点将”荣毅仁
邓小平和荣毅仁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虽然不算太早，但邓小平对荣毅仁是比较了解的：解放上海时，荣毅仁坚持留下来支持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响应党的政策，让申新各厂支援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期间，积极捐献飞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荣毅仁的这些爱国行动，邓小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用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荣毅仁。
1959年，荣毅仁正式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说明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始终不渝地重视并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知人善任，招贤纳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点将”荣毅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耿耿爱国之心和出众的经济管理才能。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商议，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可以算作是邓小平第二次“点将”荣毅仁。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5位原工商业者意外地同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
1月17日，这是个值得所有原工商业者铭记于心的日子。邓小平与分别10多年的5位原工商业者领导人见面了。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好吗？”大家高兴地说：“好！好！”
接着，邓小平坦诚而深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的一席话让在座的人都倍感兴奋。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启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邓小平听后赞赏地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接着又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接着，邓小平便直截了当地点了荣毅仁的“将”。他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邓小平还明确指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当时，荣毅仁的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直接“点将”，对他充分地信任和起用，使63岁的荣毅仁感动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可以实现了。这是邓小平第三次“点将”荣毅仁。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热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兄弟般地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他们边吃边谈。多年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午餐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肯定霍英东的爱国举措
香港知名人士中，最早见到邓小平的是霍英东。
1964年的国庆之夜，霍英东作为港澳同胞的知名爱国人士，参加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即将结束之时，有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中年人走过来，依次同港澳的知名人士握手，这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
“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最早见到邓小平的还是霍英东。当时，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领香港足球队应邀来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
两个月之后的国庆节前夕9月29日的晚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庆祝活动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邓小平在招待会前会见代表团正、副团长和知名人士，他一眼就认出了霍英东，笑着迎了上去，连声说：“欢迎！欢迎！”
这之后，霍英东与邓小平的见面则是8年之后的1984年。
在这改革开放、意气风发的8年间，霍英东在祖国大陆奋发有为。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传出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息，霍英东携巨资毅然跨过了罗湖桥，他要投资家乡建设，他清楚地意识到，为香港、为祖国尽力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了。因为他知道，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已经在中共中央占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
早在1979年，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联合投资兴建的中国第一家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宣告落成，被誉为改革开放的“繁花第一枝”。同年，霍英东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春，霍英东又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开始建造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32层的白天鹅宾馆。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张。
霍英东的举措，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1984年1月，邓小平南下广东，走访了温泉宾馆、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亲切交谈。在中山温泉宾馆，70多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罗三妹山，俯瞰中山温泉宾馆。10余幢琉璃瓦顶的楼房和庭院式别墅群体与宜人的岭南亚热带风光融为一体，他称赞说：“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头了！”到下山时，随行人员建议沿来路返回，邓小平却一语双关地说：“不走回头路！” 亲自过问陈景润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陈景润这位沉溺于数学海洋里，一心要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著名科学家，却被作为安（心工作）、钻（研业务）、迷（于专业）的“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他研究的“1 1”被斥为“白痴”、“伪科学”，连工资也被扣了。
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却也是带过帽子的人物——“白专典型”。除了一些传说的怪癖，总的说来他与世无争。他躲进那本来就不是人住之所的小锅炉房里，不影响别人，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相比当时那些正遭受迫害的人而言，陈景润在他6平米的锅炉房里，能比较安全地营造他的数学小世界。在这里，他提出了“陈式定理”。在完善“1 2”的漫长过程中，陈景润小心翼翼地生活，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仿佛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1973年4月“陈景润事件”的发生。其时，陈景润的“1 2”刚刚在复刊的《中国科学》上发表，王元等人审阅该论文后，所有的犹豫到最后还是变成支持的行动，表现了这些科学家面对如此卓越的成果时无愧历史的良心。他们一致的专业认同通过当时中科院还没有彻底崩坏的科研工作报告等形式，传达给其他方面和其他专业的科学家，以至中央领导。
在他的事业和生活处于艰难的时候，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科学战线也不例外，数学所恢复了上下班制度。当邓小平知道陈景润的情况后激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并具体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并亲笔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
对邓小平的知遇之恩，陈景润铭记在心，虽然他因沉迷数学而被人认为不谙世事，但他心中有一杆看人的秤。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陈景润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江青暗地里鼓动陈景润污蔑陷害邓小平同志，但被大智若愚的陈景润巧妙回绝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
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党羽威逼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并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四人帮”效忠，被陈景润严辞拒绝，他对前来劝说的人说：“就是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四人帮”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分白天黑夜逼迫他写大字报，否则就不让他工作。为了保护邓小平，善良正直的陈景润3次企图自杀，这种患难中的真情，不仅让人感动，更让人仰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做了长篇讲话，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知识的肯定，对知识分子的肯定。
陈景润心情无比激动，他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很高兴，很高兴！”当邓小平与他亲切握手并询问他身体状况时，陈景润说：“好，我很好！”是的，在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精神振奋，满身的疾病似乎没有了踪影。
在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总有一角冰山未曾融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景润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有志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偶像，但他生活和工作条件依然很差。1980年结婚后，夫妻分居两地。儿子出生后，请了一个保姆，一家4口挤在6平方米的陋室内。他科研任务重，身边却没有助手。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身体，影响了他的科研进度。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当即批示予以解决。仅仅一个星期，陈景润的妻子由武汉军区156医院调到北京309医院，他的科研助手也配了，并搬进了四房一厅的专家楼。在1983年，这么宽敞的住房在中关村只有20多套，都是分给年老资深的科学家，陈景润是最年轻的住户。与妻子见面，陈景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你调来是小平批示的。我一定拼命干，累死了也心甘情愿！”
不把班禅大师当“外人”
1980年8月26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他念过晨经，便去跑步。在习习的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比往日提前一段时间结束了锻炼，草草吃过早饭，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出发的通知。
没等多久，杨静仁来了。他兴奋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汽车很快开进一个幽静的京式四合院，原来这里是邓小平同志的家。班禅大师快速走下车子。两位曾饱受迫害之苦的老朋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邓小平恳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说得大师热泪盈眶。
望着班禅大师激动的面容，邓小平进一步肯定道：“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邓小平与班禅大师推心置腹地谈历史，谈未来，真诚地说：“1957年‘反右’犯了错误，以后还有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浩劫。西藏人民平叛与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
面对邓小平如此坦荡的胸怀，大师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班禅大师不计个人恩怨，捐弃前嫌的豁达态度，也同样为邓小平所欣赏。邓小平话题转向未来，说：“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做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
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为国家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见气氛祥和、亲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位老朋友心心相印，彼此都充满信心。最后，邓小平对班禅大师指了指一同参加会见的乌兰夫、刘澜涛、杨静仁说：“你的反映以后可以经常地告诉他们几位。”接着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
三次“点将”荣毅仁
邓小平和荣毅仁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虽然不算太早，但邓小平对荣毅仁是比较了解的：解放上海时，荣毅仁坚持留下来支持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响应党的政策，让申新各厂支援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期间，积极捐献飞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荣毅仁的这些爱国行动，邓小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用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荣毅仁。
1959年，荣毅仁正式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说明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始终不渝地重视并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知人善任，招贤纳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点将”荣毅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耿耿爱国之心和出众的经济管理才能。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商议，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可以算作是邓小平第二次“点将”荣毅仁。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5位原工商业者意外地同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
1月17日，这是个值得所有原工商业者铭记于心的日子。邓小平与分别10多年的5位原工商业者领导人见面了。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好吗？”大家高兴地说：“好！好！”
接着，邓小平坦诚而深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的一席话让在座的人都倍感兴奋。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启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邓小平听后赞赏地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接着又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接着，邓小平便直截了当地点了荣毅仁的“将”。他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邓小平还明确指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当时，荣毅仁的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直接“点将”，对他充分地信任和起用，使63岁的荣毅仁感动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可以实现了。这是邓小平第三次“点将”荣毅仁。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热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兄弟般地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他们边吃边谈。多年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午餐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肯定霍英东的爱国举措
香港知名人士中，最早见到邓小平的是霍英东。
1964年的国庆之夜，霍英东作为港澳同胞的知名爱国人士，参加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即将结束之时，有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中年人走过来，依次同港澳的知名人士握手，这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
“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最早见到邓小平的还是霍英东。当时，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领香港足球队应邀来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
两个月之后的国庆节前夕9月29日的晚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庆祝活动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邓小平在招待会前会见代表团正、副团长和知名人士，他一眼就认出了霍英东，笑着迎了上去，连声说：“欢迎！欢迎！”
这之后，霍英东与邓小平的见面则是8年之后的1984年。
在这改革开放、意气风发的8年间，霍英东在祖国大陆奋发有为。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传出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息，霍英东携巨资毅然跨过了罗湖桥，他要投资家乡建设，他清楚地意识到，为香港、为祖国尽力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了。因为他知道，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已经在中共中央占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
早在1979年，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联合投资兴建的中国第一家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宣告落成，被誉为改革开放的“繁花第一枝”。同年，霍英东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春，霍英东又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开始建造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32层的白天鹅宾馆。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张。
霍英东的举措，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1984年1月，邓小平南下广东，走访了温泉宾馆、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亲切交谈。在中山温泉宾馆，70多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罗三妹山，俯瞰中山温泉宾馆。10余幢琉璃瓦顶的楼房和庭院式别墅群体与宜人的岭南亚热带风光融为一体，他称赞说：“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头了！”到下山时，随行人员建议沿来路返回，邓小平却一语双关地说：“不走回头路！” 亲自过问陈景润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陈景润这位沉溺于数学海洋里，一心要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著名科学家，却被作为安（心工作）、钻（研业务）、迷（于专业）的“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他研究的“1 1”被斥为“白痴”、“伪科学”，连工资也被扣了。
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却也是带过帽子的人物——“白专典型”。除了一些传说的怪癖，总的说来他与世无争。他躲进那本来就不是人住之所的小锅炉房里，不影响别人，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相比当时那些正遭受迫害的人而言，陈景润在他6平米的锅炉房里，能比较安全地营造他的数学小世界。在这里，他提出了“陈式定理”。在完善“1 2”的漫长过程中，陈景润小心翼翼地生活，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仿佛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1973年4月“陈景润事件”的发生。其时，陈景润的“1 2”刚刚在复刊的《中国科学》上发表，王元等人审阅该论文后，所有的犹豫到最后还是变成支持的行动，表现了这些科学家面对如此卓越的成果时无愧历史的良心。他们一致的专业认同通过当时中科院还没有彻底崩坏的科研工作报告等形式，传达给其他方面和其他专业的科学家，以至中央领导。
在他的事业和生活处于艰难的时候，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科学战线也不例外，数学所恢复了上下班制度。当邓小平知道陈景润的情况后激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并具体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并亲笔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
对邓小平的知遇之恩，陈景润铭记在心，虽然他因沉迷数学而被人认为不谙世事，但他心中有一杆看人的秤。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陈景润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江青暗地里鼓动陈景润污蔑陷害邓小平同志，但被大智若愚的陈景润巧妙回绝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
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党羽威逼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并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四人帮”效忠，被陈景润严辞拒绝，他对前来劝说的人说：“就是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四人帮”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分白天黑夜逼迫他写大字报，否则就不让他工作。为了保护邓小平，善良正直的陈景润3次企图自杀，这种患难中的真情，不仅让人感动，更让人仰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做了长篇讲话，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知识的肯定，对知识分子的肯定。
陈景润心情无比激动，他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很高兴，很高兴！”当邓小平与他亲切握手并询问他身体状况时，陈景润说：“好，我很好！”是的，在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精神振奋，满身的疾病似乎没有了踪影。
在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总有一角冰山未曾融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景润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有志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偶像，但他生活和工作条件依然很差。1980年结婚后，夫妻分居两地。儿子出生后，请了一个保姆，一家4口挤在6平方米的陋室内。他科研任务重，身边却没有助手。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身体，影响了他的科研进度。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当即批示予以解决。仅仅一个星期，陈景润的妻子由武汉军区156医院调到北京309医院，他的科研助手也配了，并搬进了四房一厅的专家楼。在1983年，这么宽敞的住房在中关村只有20多套，都是分给年老资深的科学家，陈景润是最年轻的住户。与妻子见面，陈景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你调来是小平批示的。我一定拼命干，累死了也心甘情愿！”
不把班禅大师当“外人”
1980年8月26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他念过晨经，便去跑步。在习习的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比往日提前一段时间结束了锻炼，草草吃过早饭，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出发的通知。
没等多久，杨静仁来了。他兴奋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汽车很快开进一个幽静的京式四合院，原来这里是邓小平同志的家。班禅大师快速走下车子。两位曾饱受迫害之苦的老朋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邓小平恳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说得大师热泪盈眶。
望着班禅大师激动的面容，邓小平进一步肯定道：“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邓小平与班禅大师推心置腹地谈历史，谈未来，真诚地说：“1957年‘反右’犯了错误，以后还有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浩劫。西藏人民平叛与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
面对邓小平如此坦荡的胸怀，大师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班禅大师不计个人恩怨，捐弃前嫌的豁达态度，也同样为邓小平所欣赏。邓小平话题转向未来，说：“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做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
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为国家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见气氛祥和、亲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位老朋友心心相印，彼此都充满信心。最后，邓小平对班禅大师指了指一同参加会见的乌兰夫、刘澜涛、杨静仁说：“你的反映以后可以经常地告诉他们几位。”接着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