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出台的《广州市监护困境儿童安全保护工作指引》明确，发现困境儿童，学校、村委、福利机构等不报告要被追责。其中规定，对儿童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况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其带离实施监护社会侵害行为的监护人，就近护送至其他监护人、亲属、村（居）委会、临时庇护场所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进行临时照料。

　　广州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强制报告制度，这并非广州的首创，但广州这一规定的亮点在于，其将强制报告制度扩大至所有困境儿童，即除监护侵害外，还包括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怠于监护、监护不当、利用儿童实施乞讨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形。通常而言，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极易陷入危险境地，而且部分危险情形就是对其负有监护职责的人实施的。如监护人虐待、遗弃、出卖儿童的，儿童多数没有能力向外界求助，亲朋好友也可能基于“家务事”心理不愿介入。再如，在诱骗、胁迫、组织儿童乞讨、盗窃事件中，很多儿童基于恐惧心理，不敢逃跑和求助，甚至会誤认为所从事的是正当职业。
　　自救能力较弱的儿童，一旦陷入困境，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干预和及时报告，则很难脱离困境，迈向正常生活轨迹。强制报告制度下，要求所有可能接触儿童、与儿童生活有交集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履行报告义务，相当于将其置于全民守护之中。这样一来，无疑可有效发现并解决困境儿童所遭遇的问题，让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健康成长。这也是履行全面保护儿童权益这一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有必要加以普及和推广。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