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是为了把上、下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柳宗元（公元７７３－８１９年）是我国唐代的一位著名文学家，也是一位在政治上表现了一定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所留下的著作，全部收在《河东先生集》中。
　　章士钊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用了大半生的余暇时间研究了柳宗元的论文集，并在晚年写出了《柳文指要》一书，约一百余万字。
　　《柳文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按照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等几个方面；下部是“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这是一部系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门著作，涉及柳宗元的政治实践和他在文、史、哲诸方面的思想，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以韩柳对比，竭力表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观点。章士钊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论，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
　　全书还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作了详尽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研究柳宗元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
　　章士钊在解释柳文时，对封建社会发展的论述持有循环论的错误看法，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严格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所以，这部书从一完成，就注定伴随着它的将是不寻常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这种被列入“四旧”之列的书籍，别说是出版，就是保存下来，也是很难的。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柳文指要》却意外地出版了。由于这部书中所表现出的“世界观”问题和“阶级性”问题，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惊奇，也不能不使当时一些大理论家产生嫉妒。人们透过这部书的出版，看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
　　当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士钊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
　　１９６５年６月，章士钊先后把１００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读后，对这部著作兴致很高，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６月２６日，毛泽东还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封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兴致极高，读了一遍以后，还想读第二遍。“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对这部巨著的初步评价。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是恰如其分的。
　　７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了一遍。７月１８日，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信中的“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信中所说的“高先生评郭文”指的是当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指出：“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把其中的错别字改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较而特显其壮大，即不多论。”然而，毛泽东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就文学谈文学的评价。他特意删掉了其中的“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国中将无人焉，不能参与文治光华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相随而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这里，毛泽东把文学评价与政治、经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联系起来。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即“人民大众”和“发展变化”，而这一点正是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缺少的。
　　对于“跋”中原有的“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所受长者督教”等用语，毛泽东均将它们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友人督教”等。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书稿所下的功夫。
　　正因为如此，１９６６年３月，章士钊在为《柳文指要》所写的“跋”中，写下了“上部缮就，经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其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讥朱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
　　对于章士钊在８０多岁高龄时完成的这部《柳文指要》，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支持它的公开出版，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正是指的这一点。
　　
　　毛泽东认为，柳子厚出入于佛老，唯物主义。柳的《天对》自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看重《柳文指要》呢？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非常喜欢读古文，直至晚年终生不懈。他很爱读韩愈的散文。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由于韩愈文集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买不起，便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南宋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毛泽东把这套书买回来后，才发觉此书不但页面破损，而且文字也有讹误。于是，他又到学校图书馆借来了一套善本，逐字逐句校勘，改正讹误。有一个时期，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要诵读韩文。
　　对于毛泽东的这段生活，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后来，毛泽东买了一套２０多册的《韩昌黎全集》，并将国文教员袁仲谦批注过的韩愈文集的善本借来校正其中的讹误。其讲堂录（毛泽东的读书笔记）的后一部分便是他读韩文的体会，主要包括七篇诗、赋、论。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
　　关于当时读韩文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专门说过，并谈到了韩文对他的影响：“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用字。所以，多亏袁大胡子（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喜欢读韩文。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使古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又经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从唐贞元年间到元和年间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古文逐渐压倒了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体文，成为文坛的主流，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他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老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但是，六朝以来的“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体文，已经成为韩愈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的桎梏。于是，他就必然要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用表达生活现实的散文，来学习和宣扬孔孟之道，也就是说韩愈倡导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韩愈政治上反对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反映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这是他政治思想进步的一面。他强烈地排斥佛老，积极地提倡儒家的正统思想，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适应性，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韩愈也极力宣扬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李汉传》中“少事韩愈，通古学，属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擢进士第，迁累左拾遗”时，曾批语：“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然而，毛泽东似乎更喜欢柳宗元的文章。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虽然韩柳并称，但他们两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他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在唐朝，与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并称的是柳宗元，后人把韩柳并称为“古文运动”的宗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并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柳宗元先进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为屈原的《天问》作答的著名《天对》中，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为“唯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表现了他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以无神论的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和斗争中，他把自己无神论历史观的战斗性，在许多论文中作了系统地发挥。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比如他在解答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时，往往表现出了偶然论的思想，仍未跳出儒家的正统思想。
　　柳宗元虽然也宣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内容上，是与韩愈不尽相同的。韩愈所谓的“道”，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浓。对于韩愈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持反对态度的。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也为封建阶级说教，但他的唯物论思想和政治改革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毛泽东十分赞赏柳宗元的哲学思想，说柳子厚（柳宗元，字子厚）出入于佛老，唯物主义。他认为，柳的《天对》自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作了这么一篇。基于此，毛泽东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也称赞文史学家扬柳抑韩的论著。
　　这就不难看出，毛泽东与章士钊在对柳宗元的看法上有着极其相似的观点。１９６５年８月５日，毛泽东把《柳文指要》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阅读，并附了我们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还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并写信给康生：
　　康生同志：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２２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唯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 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做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从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柳文指要》是赞美有加的，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入胜之处”，“可谓‘解柳全书’”。具体说来，毛泽东非常推崇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二王”是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改后，王叔文被杀，王伾被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改后，八人均被贬为偏远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年间方苞开创。其后，刘大木魁、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也多是同县人，故名阳湖派。阳湖派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康生读了《柳文指要》后，又将该书送还毛泽东，并于同年１２月５日，给毛泽东写信说：
　　“……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
　　最后，康生还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出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
　　显然，康生的这些评论，都是学毛泽东的，并无他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看了康生的信和修改的意见后，将书稿送还章士钊。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２日，毛泽东致信章士钊：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并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是康生始料不及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出版该书的。
　　应该看到，毛泽东并不完全赞同章士钊对柳宗元的评价。
　　当毛泽东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去评价柳宗元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时，却感到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这主要是指章士钊对柳宗元缺乏阶级分析，甚至体现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论观点。
　　正因为这个问题，章士钊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柳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士钊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同时，他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也就是这个意思。
　　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书中会有不足之处。所以，他在全书的总序言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章士钊这种展开自由讨论的精神，是与毛泽东的启发、帮助分不开的。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改变。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专门向他介绍了《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书稿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柳文指要》的出版一度搁浅。
　　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章士钊感到了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大协调。
　　“文革”开始前，即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
　　“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
　　正是从这一心悸难测的情境出发，章士钊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柳文指要》进行了自我批评。
　　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
　　章士钊信中的检讨，自然是根据当时的大批判气氛，强化了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８日给自己的信中所指出的缺陷。章士钊的言语很是激烈，在那个年代里敢于这样说话的人，恐怕也只有他了。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改变。
　　章士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成战速决”的，但毛泽东在这一句话旁批语：“不可能这样快。”
　　章士钊在信中还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看到章士钊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旁划了一道竖线，并写道“此语说得过分”。
　　章士钊在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道竖线，并写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
　　章士钊在信中还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
　　毛泽东看到这里，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划了一道竖线，并批注道：“何至如此。”
　　毛泽东在章士钊这封来信上的批语和批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当时首肯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派”的。对党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态度还是较为冷静的。
　　章士钊在信末说，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新订正，再付梓印行。
　　毛泽东读罢此信，于５月１７日，批语：
　　“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刘、周、邓，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文革”开始后，虽然毛泽东早已批准同意出版《柳文指要》，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当康生见《柳文指要》真的要出版了，便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
　　章士钊得知康生的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现在已找不到了，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有残存的半截草稿，从草稿中，我们可见章士钊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未研墨就下笔了。
　　章士钊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章在信中还嘲讽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章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士钊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正是由于这封措词强烈的信，促使《柳文指要》于１９７１年９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１４册。
　　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让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章士钊以９０岁高龄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１９４９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
　　１９７２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专门向他介绍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周恩来还将一套《柳文指要》赠送给与尼克松同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做纪念。周恩来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以此向美国人说明我们并未摒弃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