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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上市公司独董（独立非执行董事）辞职潮再度来袭。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已有134名独董辞职，仅11月份即有逾20名独董辞职。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被视为“花瓶”的上市公司独董如今正在越来越多的公众事件中发声。有行业人士认为，独董拒当“花瓶”助推了独董辞职潮的再现。
独董不再甘当“花瓶”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下半年以来，A股已有134名独董辞职；其中11月1～23日就有23条上市公司公告宣布独董辞职的消息，按照期间17个交易日计算，约相当于每天有1.35人次。
根据公告的内容，这些独董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原因”，一种是“任职期满不再继续任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个人原因”，而具体是什么原因，公告中极少透露。
有曾担任过上市公司独董的人士对记者表示，“个人原因”有很多种：有的人是因为自己本职工作事务繁忙，脱不开身；有的人是因为同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独董，事情太多了，因而辞去部分公司的独董职务；有的人是由于薪水低且连年不涨，因此不愿再担任独董；还有的人是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策略或者管理层不满，而不愿再承担独董的责任。
一直以来，A股上市公司独董的实际身份类似于“花瓶”，甚至是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但近几年，独董的角色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尤其以万科和南玻A的独董辞职事件最受关注。
2015年12月22日，万科独董海闻表示，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独董，特申请辞去公司独董一职。海闻声称，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要知会公司股东及债权人。但外界普遍认为，海闻申请辞职与闹得沸沸扬扬的“宝万之争”脱不开关系。
与此同时，万科另一名独董华生连续在媒体上发表长篇文章，质疑“宝能系”与华润集团在“宝万之争”等事件中的做法和动机。华生的积极发声吸引了外界的强烈关注，也被视为是近些年来独董谋求独立话语权、不再只当“花瓶”的标志性事件。
今年11月15日，南玻A爆发高层集体出走事件，公司前董事长曾南携一众高管离职。第二天，独董张建军、杜文君也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张建军对媒体称，公司内部出现剧烈震荡，因此决定辞职。随后在新的董事会选举中，尚未正式离职的上述两名独董用弃权票表达了对新任南玻A高管的意见。不过，公司董事会议案最终还是获得了通过。
曾任某上市公司獨董的深圳政协委员、广东深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苏醒称，类似南玻A的独董辞职，可能是当事人真的认为公司经营发生了问题。“当前，独董发声的意愿以及表达中小股东利益诉求的意识在逐渐增强。当独董发现公司的理念与自己不符，又难以与大股东达成一致时，往往会选择离去。”
“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这也是对独董的监督。独董再想像以前一样，以为可以只拿薪酬、不用担责，也没那么容易。”曾担任某上市公司独董的尹女士表示。
已出现两波离职潮
事实上，2013年至今，受国家政策调整影响，A股曾爆发过两次独董离职潮。2013年10月，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文件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比如，已退休的领导干部有3年的“锁定期”，兼职的领导干部不能领取薪酬。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独董由官员担任。“18号文”的规定无疑为官员独董上了一个“紧箍咒”，并直接导致大规模的独董离职潮。其中，仅2014年1～3月便有约90名独董辞职。
之后，“18号文”的约束效应甚至延伸到了教育领域。2015年11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各高校遵照执行中组部“18号文”等文件要求。该通知下发不到一个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就因违规兼职取酬被教育部通报处分，二人的违规兼职所得被悉数追缴，而且刘亚还被免职，汤谷良被降职。教育部的检查令多名高校教师系独董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果断放弃独董职位。2015年11～12月，有上百位独董离职。
如今，再查询上市公司高管的履历，会发现独董的社会职务、身份已有很大的改变。2015年上市公司年报中，高级会计师、资深律师、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成了独董的生力军，而退休官员、高校教师的占比已大为降低。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独董应“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并具备5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董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这实际上对独董的社会职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必须具有相当的经济、法律知识。因此，独董由律师、财务人员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更为合理。
身价、薪酬相差悬殊
事实上，除了财务、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很多上市公司独董更是属于“社会精英”。由社会知名人士担当独董，往往被视作是公司资源和实力的象征。因此，一些公司愿意花“大价钱”请来一些重量级人物担任独董。
例如，中国远洋的独董范徐丽泰曾是香港立法会主席，2015年担任中国远洋独董的年薪为48万元。范徐丽泰同时也担任中国神华的独董，2015年年薪为45万元。据万科2016年半年报，曾提出辞职的独董海闻目前仍是万科的独董。海闻曾任北大副校长，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2015年，万科给予海闻的年薪为30万元。
相比之下，民生银行独董薪酬则更为可观。经济学家巴曙松自2012年起担任民生银行独董，其2013年年薪高达100.5万元，彼时被称为“最贵独董”。不过，巴曙松去年从民生银行领取的薪酬为0元。2015年，民生银行的另外三名独董韩建旻、王立华和郑海泉，分别以106万元、102万元和93万元的年薪成为当年A股独董薪酬排名前三位。
数据显示，银行、房地产、石化、煤炭四大行业最舍得在独董上花钱，而且以国有企业居多。但其实独董的整体薪酬水平并不高，目前多数独董的年薪为五六万元，有的甚至仅一两万元。
有上市公司负责人表示，独董并不好找，尤其在公司董事会换届时更让人发愁。“理想的上市公司独董要满足‘专业、影响力、专家、无关联’等几个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并不多。”
在这种背景下，A股市场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有的人会同时担任几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最多的达到了5家。例如，宁波海跃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宁波海跃财经培训学校校长包新民同时担任拓普集团、百隆东方、联创电子、宁波海运、三星医疗等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2015年共计领取年薪超过35万元。
上述上市公司负责人认为，由于缺乏独立性，上市公司独董职位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此前一直存在着争议。近几年，国家从整治腐败的角度加强了对独董的管理，是一件好事。不过，要想从根本上保证独董的地位，还需要从制度上做更多的工作。
业内人士表示，设置独董职位的目的在于降低公司治理成本，解决公司规范经营的问题，以保证投资人和公司的利益。但由于很多独董是上市公司聘请来的，必然很难保证独立性。相比之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独董具有很高的法律地位，比如，独立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不是由大股东委派或推荐；独董代表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不能与公司的内部人、大股东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这些都值得A股学习或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被视为“花瓶”的上市公司独董如今正在越来越多的公众事件中发声。有行业人士认为，独董拒当“花瓶”助推了独董辞职潮的再现。
独董不再甘当“花瓶”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下半年以来，A股已有134名独董辞职；其中11月1～23日就有23条上市公司公告宣布独董辞职的消息，按照期间17个交易日计算，约相当于每天有1.35人次。
根据公告的内容，这些独董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原因”，一种是“任职期满不再继续任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个人原因”，而具体是什么原因，公告中极少透露。
有曾担任过上市公司独董的人士对记者表示，“个人原因”有很多种：有的人是因为自己本职工作事务繁忙，脱不开身；有的人是因为同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独董，事情太多了，因而辞去部分公司的独董职务；有的人是由于薪水低且连年不涨，因此不愿再担任独董；还有的人是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策略或者管理层不满，而不愿再承担独董的责任。
一直以来，A股上市公司独董的实际身份类似于“花瓶”，甚至是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但近几年，独董的角色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尤其以万科和南玻A的独董辞职事件最受关注。
2015年12月22日，万科独董海闻表示，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独董，特申请辞去公司独董一职。海闻声称，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要知会公司股东及债权人。但外界普遍认为，海闻申请辞职与闹得沸沸扬扬的“宝万之争”脱不开关系。
与此同时，万科另一名独董华生连续在媒体上发表长篇文章，质疑“宝能系”与华润集团在“宝万之争”等事件中的做法和动机。华生的积极发声吸引了外界的强烈关注，也被视为是近些年来独董谋求独立话语权、不再只当“花瓶”的标志性事件。
今年11月15日，南玻A爆发高层集体出走事件，公司前董事长曾南携一众高管离职。第二天，独董张建军、杜文君也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张建军对媒体称，公司内部出现剧烈震荡，因此决定辞职。随后在新的董事会选举中，尚未正式离职的上述两名独董用弃权票表达了对新任南玻A高管的意见。不过，公司董事会议案最终还是获得了通过。
曾任某上市公司獨董的深圳政协委员、广东深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苏醒称，类似南玻A的独董辞职，可能是当事人真的认为公司经营发生了问题。“当前，独董发声的意愿以及表达中小股东利益诉求的意识在逐渐增强。当独董发现公司的理念与自己不符，又难以与大股东达成一致时，往往会选择离去。”
“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这也是对独董的监督。独董再想像以前一样，以为可以只拿薪酬、不用担责，也没那么容易。”曾担任某上市公司独董的尹女士表示。
已出现两波离职潮
事实上，2013年至今，受国家政策调整影响，A股曾爆发过两次独董离职潮。2013年10月，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文件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比如，已退休的领导干部有3年的“锁定期”，兼职的领导干部不能领取薪酬。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独董由官员担任。“18号文”的规定无疑为官员独董上了一个“紧箍咒”，并直接导致大规模的独董离职潮。其中，仅2014年1～3月便有约90名独董辞职。
之后，“18号文”的约束效应甚至延伸到了教育领域。2015年11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各高校遵照执行中组部“18号文”等文件要求。该通知下发不到一个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就因违规兼职取酬被教育部通报处分，二人的违规兼职所得被悉数追缴，而且刘亚还被免职，汤谷良被降职。教育部的检查令多名高校教师系独董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果断放弃独董职位。2015年11～12月，有上百位独董离职。
如今，再查询上市公司高管的履历，会发现独董的社会职务、身份已有很大的改变。2015年上市公司年报中，高级会计师、资深律师、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成了独董的生力军，而退休官员、高校教师的占比已大为降低。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独董应“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并具备5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董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这实际上对独董的社会职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必须具有相当的经济、法律知识。因此，独董由律师、财务人员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更为合理。
身价、薪酬相差悬殊
事实上，除了财务、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很多上市公司独董更是属于“社会精英”。由社会知名人士担当独董，往往被视作是公司资源和实力的象征。因此，一些公司愿意花“大价钱”请来一些重量级人物担任独董。
例如，中国远洋的独董范徐丽泰曾是香港立法会主席，2015年担任中国远洋独董的年薪为48万元。范徐丽泰同时也担任中国神华的独董，2015年年薪为45万元。据万科2016年半年报，曾提出辞职的独董海闻目前仍是万科的独董。海闻曾任北大副校长，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2015年，万科给予海闻的年薪为30万元。
相比之下，民生银行独董薪酬则更为可观。经济学家巴曙松自2012年起担任民生银行独董，其2013年年薪高达100.5万元，彼时被称为“最贵独董”。不过，巴曙松去年从民生银行领取的薪酬为0元。2015年，民生银行的另外三名独董韩建旻、王立华和郑海泉，分别以106万元、102万元和93万元的年薪成为当年A股独董薪酬排名前三位。
数据显示，银行、房地产、石化、煤炭四大行业最舍得在独董上花钱，而且以国有企业居多。但其实独董的整体薪酬水平并不高，目前多数独董的年薪为五六万元，有的甚至仅一两万元。
有上市公司负责人表示，独董并不好找，尤其在公司董事会换届时更让人发愁。“理想的上市公司独董要满足‘专业、影响力、专家、无关联’等几个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并不多。”
在这种背景下，A股市场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有的人会同时担任几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最多的达到了5家。例如，宁波海跃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宁波海跃财经培训学校校长包新民同时担任拓普集团、百隆东方、联创电子、宁波海运、三星医疗等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2015年共计领取年薪超过35万元。
上述上市公司负责人认为，由于缺乏独立性，上市公司独董职位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此前一直存在着争议。近几年，国家从整治腐败的角度加强了对独董的管理，是一件好事。不过，要想从根本上保证独董的地位，还需要从制度上做更多的工作。
业内人士表示，设置独董职位的目的在于降低公司治理成本，解决公司规范经营的问题，以保证投资人和公司的利益。但由于很多独董是上市公司聘请来的，必然很难保证独立性。相比之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独董具有很高的法律地位，比如，独立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不是由大股东委派或推荐；独董代表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不能与公司的内部人、大股东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这些都值得A股学习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