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瓷以其工艺精巧，造型秀美，釉面蕴润，高雅素净的丰韵而独具风采，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宋人欧阳修的《归田集》谈及“汝窑花觚”时曾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瓷较似，官局造无私。”认为汝窑瓷真正最美的就是釉，其釉色天青，声如磬，最似传说中的柴窑，非常珍贵。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遗址出土甚少，汝官窑口在何处？汝窑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者。
　　瓷器在烧制温度上是有严格标准的，一般在一千两百八十度以上，才能称之为瓷。而现在市场上所有销售的汝窑器具，烧制温度都在一千两百度左右甚至更低，只能称之为高温陶或者炻器。温度低除了和瓷的物理特性有差别外，最大的好处，就是节约成本。瓷器的烧制，温度越高，变化越大，成品率就越低，所以，汝窑往往用低温烧制。汝瓷的天青釉色是一种复合釉色，它是由汝州本地含有多种元素的天然矿物釉料，传说中的玛瑙入釉，在高温烧制后，在还原反应中产生窑变，因有窑变不可控因素，汝窑色泽深浅不一，这在我刚才发的那两片瓷片中是可见的。汝瓷断烧八百余年，复烧最大的问题，第一是由于战乱，北宋时期的烧制使用釉土无法找到。第二是烧成方式失传，无法破解窑变呈色流程，陶瓷烧制要经过几十个小时，什么时候到什么温度，什么时候升温什么时候撩火，非常有讲究。
　　清宫旧藏中的部分“汝窑”，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北宋官窑”，是“北宋官窑”窑场烧制的窑器。只有“北宋官窑”窑场烧制的“汝窑”才是史称的“汝窑”。当代许多古汝州行政区内民窑窑址出土的宋代天青系青瓷窑器，包括宝丰清凉寺的贡器，其在宋代史料上可查证的称呼皆为“汝州青窑器”。史上没有宋人称古汝州窑场的青窑器为“汝窑”的记载，史称的“汝窑”，如果说跟汝州青窑器有关系，那也只是烧制工艺技术的传承关系。在两宋史籍中，要注意区别“汝窑”和“汝瓷”，有时“汝窑”也做“汝州窑场”之义使用。比如“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句话里的“汝窑”即是指“汝州窑场”。宋史上的“汝窑为魁”一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汝州窑场造的青窑器为青窑器之魁。这里的汝州窑场造的青窑器为魁是指海选“入禁中”前的各地青窑器入选排序。和今天我们的宋瓷分类常识不一样，在两宋时代，作为窑器使用的“汝窑”一词与今天我们常说的“北宋官窑”，在当时人们的语境里其实是一件事。“汝窑”一词，指的是“北宋官窑”生产的窑器，“北宋官窑”一词，指的是生产“汝窑”的窑场。
　　南宋人口中的北宋“京师自置窑”，或今人口中的“北宋官窑”，所产出的窑器，之所以在两宋史籍中称为汝窑，是因为在京师自置的“北宋官窑”窑区内，烧制“新礼器”的不是官匠，也不是“差雇”的民窑匠，而是官家“和雇”到窑区的汝州民窑窑匠。这些和雇的汝州民窑匠在高“雇值”激励下，以世代传承的烧瓷技艺，相对自主地为官家烧制自己擅长的，汝州特色的天青系青瓷。在南宋人的口中，“汝窑宫中禁烧”叙词里的“宫中禁烧”一语，指的就是“北宋官窑”，即南宋人口中的“京师自置窑”。南宋人是在说，“汝窑”，是在宫中“董其事”下禁烧。南宋人周辉口中的“禁”，是形容词，而不是人们理解的动词和名词。是“圈禁”、“封闭”、“隔离”的意思。今人口中的“北宋官窑”，在两宋时期，只是指官家的一个烧窑管理机构，和烧窑需要的工作区域，这个区域应在开封府所辖雍丘的黄河沖积平原上，原内官营的羊（马）营禁地。那里至今还有北宋时人工挖掘的通往开封内城的河道遗迹及内官营驻地名称。
　　北宋的开封府是北宋京师的唯一正式行政名称，其行政区域远大于今天的开封市，把北宋的开封仅仅想象成城摞城的开封皇城，是今人的一种想当然。宋瓷史上，宋人的一些称呼和今人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南宋人叶寘口中的“名曰官窑”，原本是在告诉读者，京师自置窑“名曰皇窑”。 在宋代，没人称皇帝为皇帝，而是称“官家”，即是赵匡胤，其后人也不称“太祖皇帝”，而称“太祖官家”或“太祖官里”。北大教授秦大树就一直觉得把北宋“京师自置窑”称作“官窑”似乎有什么不妥，认为应该称为御窑。北宋史上没有北宋人以何种名称称呼“北宋官窑”的记载，整个北宋朝野都对今人所称的“北宋官窑”知之甚少。宋徽宗做梦的那个故事，其实是谬传而已。但，这大概是关于汝瓷最经典、最美丽的错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这两句诗，最早出自明代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一个明代人不知从哪儿整来的两句诗，说成是宋徽宗的作品，已经够不靠谱的了。更要命的是，即便在《五杂俎》里，这句话也并非宋徽宗对汝瓷的要求，而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为柴窑瓷器而下的指示。《五杂俎》卷12记载：“（柴窑瓷器）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文中的柴世宗就是后周世宗柴荣。传说他命人烧造的一批瓷器，仿照雨过天青色，被称为“柴窑”。五代时期这个传说中的柴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公认的窑址。柴窑和北宋的汝窑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窑场的不同发展阶段呢？很遗憾，也不是。北宋时期的汝窑窑址目前已经发掘，位于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清凉寺窑的规模化烧瓷始于宋初。宋代以前的地层中，只发现了少量白釉、黑釉瓷片。谈雨过天晴的颜色，本身就偏离了汝瓷本身。那正经说的柴窑颜色应该是咋样的呢？日本流传有一件疑似柴窑的作品，作为我个人来说是倾向于相信这才是所谓“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颜色。
　　涉及皇家祭祀，一切皆由宫内人操办。宫内应有一“董窑”部门，“董窑”和姓氏无关，“董窑”是指替皇帝督办窑差的意思，有点像今天首长内务班子下面的一间办公室。这里面的“董”字，亦有皇帝亲信的含义。两宋时，董字这种用法非常普遍。“董窑”还理应处理执宰近臣家庙祭祀，厅堂陈设所需“汝窑”器的分配、赏赐或买卖。南宋人口中的“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不可能包括低层官员或民间市场。
　　宋元之前的历史，从未有北宋官窑窑器的记载，而“汝窑”，作为窑器之名，却见于许多两宋文籍。一直以来，大家都纳闷，清河郡王张俊进贡赵构十六件汝窑，为什么没有一件北宋官窑呢？也没听说别人送给赵构北宋官窑？也没听说赵构赏给下面任何人北宋官窑？关于北宋官窑窑场设立的史实，宋史资料上记载的可以说言之凿凿（包括赵构涉及内窑触及北宋官窑的言论）。为什么在两宋文献及两宋文人的文辞里，有许多汝窑窑器的记载，而北宋官窑的窑器，丝毫不见其踪呢？“北宋官窑”有窑无器，“汝窑”有器无窑，一直贯穿两宋史籍。明清文人杂记中关于“汝窑”、“北宋官窑”的留墨，可采信度极低，都是些无源可溯的民间传说，无历史推定意义。由于官府与民匠之间的“和雇制”，从宋代以后就消失了，倒退为元明清比较稳定的“匠籍制”。因此，在现代宋瓷研究中，宋代曾短暂闪现，已近现代文明的新生产关系这个观察维度，被人不经意地忽视了。这个视角的缺位，使后人把“汝窑”和“北宋官窑”看成截然独立的两个窑。由此逻辑推演出来的宋代官瓷史也犹如一地鸡毛。 这是现代中国人治学懒惰，以明清人的语义去套宋代事情的结果。也与北宋以后三次草原民族政权造成的“文明中断”，生产关系倒退有关。人们只记得自己是在一条船上，老是忘了船是在一条河中。涉及本文，这个河就是“汝窑”语义动态演化的漫长岁月。 　　“汝窑”作为窑器名称出现，始于“北宋官窑”设立后的宫中。缘于宫中的瓷器分类。最早也称“汝州新窑器”（北宋人徐兢语），以区别于原汝州民窑的贡瓷。如果按明清以后渐渐积习成规的称呼窑器的习惯，对于史上所称的“汝窑”，今天叫“北宋官窑”也没什么不可。今天，流行的“广义汝窑”与“狭义汝窑”学说;信奉宝丰清凉寺出土器是“汝窑”标准器;以及在宝丰清凉寺青窑器遗址建立了“汝窑博物馆”等，已经形成一个面目全非的“汝窑”认识链，这个“汝窑”认识链，几乎把国内所有的“汝窑”学藏大众，都带到沟里去了。由于古汝州各地区有近四十多个曾经烧制过青窑器的窑口都裹挟其中，目前关于汝窑是什么，汝窑存世多少等问题，已经陷入了一个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正所谓虱子多了不觉咬，对于汝窑如此不清晰的面目，大家已经懒得争论了。那些仍在絮絮叨叨的人，大部分是利益攸关的人。只有极少数心存质疑之人，却苦于没有证据。
　　涉及“汝窑”认知的学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看起来极像是一个倒退的时代，一个只有知识理论，却把独立思考弃若敝屣的时代，是一个注定要被后人嘲笑的时代。其实，对于宝丰清凉寺窑的第六次发掘的河南考古所结论，有一个人一直心存不安，曾经说：“汝窑窑址，或许不是就这一个。”这个人就是被人误解为和稀泥的耿宝昌。史上曾存在汝州民窑贡烧新礼器的历史。“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动机明显是针对民窑的礼器烧制管理“达不到礼器生产的“必蠲必洁”要求。北宋官窑的设立目标是烧制仪式化，产品规范化。这是京师自置窑场设立的主要动机。皇室可以短期内自置窑场，但不可能短期内有自己烧制天青色窑器的技术队伍，以满足祭祀用器的生产需求，这是汝州民窑匠备受官府礼遇的重要原因。北宋末年，汝州的天青系青瓷被选入宫，其首要是“新禮器”的需要，中选原因是颜色，而不是颜值。汝州青窑器入选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帝王的美学造诣，而是出于整个皇室事神仪式中的塔怖（taboo）心理恐惧。什么是塔怖，中国人发丧穿白色，外国人发丧穿黑色就是塔怖，“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就是塔怖，一种近似禁忌的民俗、宗教文化。正如发丧时穿白并不影响我们平时喜爱白色服饰一样，“汝窑”除了礼器，也以大量陈设、实用瓷作品获得皇室的喜爱。
　　说到底，汝窑只是宋代千百个大小瓷窑中比较优秀的一个，请大家首先在心中不要过度神化它，不要认为汝窑是天下无敌毫无瑕疵的。若说汝窑瓷器在艺术和美学成就上达到了高峰，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如果爱屋及乌，把这个“高峰”扩大到瓷器烧造工艺上，那就不对了。陶瓷制造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先秦时期的原始青瓷，到东汉的成熟青瓷，再到宋代的“六大窑系”乃至清代景德镇的“一枝独秀”，其中的技术发展有一条比较完整的脉络，总体上的技术水平一定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在逐步提升，北宋之后制瓷技术的进步，显而易见的。“汝窑”从“民器”，“王器”走来，是第一个坐上“神器”（礼器）地位的中国瓷器，这是“汝窑”一下子高大上的主要原因，后人对“汝窑”的仰望，与皇室对神的尊崇中夹杂着的颜色图腾分不开。“汝窑”内在的真正科技创新，来源于“北宋官窑”中，宋徽宗国力的倾注与诉求的威权，及窑工的自由创造力释放。把它仅仅归功于帝王的艺术才华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儿戏，一种科研心智的极不成熟。宋代官窑史，是一部被明清文人以帝王文化玩坏了的历史，今人以明清文人的语言碎片还原这段历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古代伟大文明都和帝王连在一起。“汝窑”也是如此。“汝窑”有许多今人无法相信的黑科技秘密，大都隐秘在原清宫旧藏汝窑里面（现在主要在台北故宫和日本阿呼斋庋藏里）。这些黑科技还未完全揭示的工艺技术实验数据，将是解开“汝窑”即“北宋官窑”历史真相的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