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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段,我将自己的智慧、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此,“综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情结。
1987年8月1日,我代表共青团上海市委参加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的向驻沪部队慰问活动后,就来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报到,到2000年7月22日我被调任市人民政府担任副秘书长,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3年。从工作的起步到走上规范、达到高峰,我参与了全过程,内心真舍不得离开倾注心血培育的“综治”事业。
在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的欢送座谈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刘云耕出席会议,当时我动情了,眼含热泪,发言哽咽。一直教育、培养、指导我的市委老领导王力平同志,政治成熟,历炼丰富,知识渊博,擅长书法。他曾用草体将“造福于无形,消祸于未然,无智名,无勇功,天下阴受其赐”的条幅赠送给我,并告诫我,这是你所从事工作的内涵、意义所在。我一直铭记在心。
社会是舞台,治安是主题,综合是优势,治理是措施,平安是目标。能从事此项利国利民的工作,我感到荣幸、有意义,至今回想起一切的付出和奉献,一个字概括:值!
一、深感光荣和自豪
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极为重视。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199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0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每年以中办、国办名义批转的文件就更多了。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十分重视。仅举一例。中央政法委主办的《长安》杂志记者到上海来采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市长黄菊分别用两个半天的时间接受采访,全面阐述上海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和举措,我至今难以忘怀。更使我引以为光荣和自豪的是,曾走进中南海,向总理面对面汇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1995年2月20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中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意见。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我参加座谈会并作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姜春云,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等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听取意见。
我一见到刚调中央不久、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邦国同志就说,中央政法委员会要我参加座谈会作发言,汇报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市委还不知道。邦国同志在上海工作时曾分管过政法工作。他亲切地说,“小柴,你大胆地讲,我在场。”我胆子一大就放开汇报了(事先规定我们的发言不能超过15分钟),李鹏总理听了一会我的汇报即说:“柴俊勇同志,你的发言可不受时间限制,多讲一些。”并对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说:“你们认真听上海怎么干的。”
在发言中,我建议铁道部对春运期间火车票票价实行浮动。我说,我在安徽蚌埠火车站广场上疏解民工潮,听到阜阳地区农民有一个习惯,“三六九、往外走”,就是说青年农民外出打工是他们传统的做法,还听到说“少吃半个鸡,坐到真如西”。总理问,什么意思啊?我说,从安徽的蚌埠车站坐到上海的真如西站,火车票只要10块钱。上海的出租车起步价就是10块。总理笑了,他说,你讲得有道理,请铁道部抓紧研究。从1996年春运开始火车票调价就这样出台了,持续了13个年头,到2008年才取消。
发言中间,总理问,上海市委是谁分管政法工作?邦国同志说,是力平同志。座谈会结束时,邦国同志说,小柴汇报得不错,回去跟市委说,就说是我说的。我高兴极了,心中石头总算落地了。
总理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政府牵头,公安为主,各方参与,综合管理的办法。
当年9月,国务院在福建厦门召开了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时任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刘云耕同志代表上海作了交流发言。更让我惊喜的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成部分,走向了国际。
1997年年底,我接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通知,要我着正装接待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他这次国务访问到上海,专题要了解这项工作情况。他问得很详细,先后用了三个小时。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在江苏常州市开办了全国政法综治干部培训中心,聘我为兼职教授,我时常去上课。
二、充满挑战和创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有勇于实践的务实精神,而且要有超前的具有战略思考的理论指导;不仅要有专门工作部门的积极努力,而且要有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不仅要继承和保持良好的传统,而且要不断地开拓创新。
十多年来,在市委分管领导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我们尽心尽责当好参谋和助手,在综治工作战线上不断耕耘,坚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传统,并注重与时俱进,巩固群防群治队伍和夯实基层基础,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思路。
在全国最早实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力军,通常是“出大力、得大益”。因此,在公安机关专门成立社会治安防范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所、不同单位的情况,全面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在居民居住区创建安全小区,认真实施居民楼道灯光、新村围墙封闭、小区治安岗亭、住宅铁门窗栅、非机动车停放棚点、简易技术防范等“六小”工程,使地区治安防范能力逐步增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各项措施落到基层,巩固社会治安第一道防线。按照市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管理”的总体要求,加强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法实战单位为骨干,群防群治组织为依靠的基层基础建设。
针对市区、郊县、企事业单位和政法自身基层基础工作的不同特点,加强分类指导。先后制订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若干意见》、《关于加强街道乡镇基层政法组织若干意见》、《关于上海企事业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意见》,并狠抓措施落实。
确保一方平安是地区党政主要领导的政治责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涉及“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面广量大,必须由党委政府的领导同志挂帅出阵,真抓实干。上海由市委分管副书记兼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并明确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社会治安第一责任人。多数地区和单位实行层层签约制度,把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绩与党政领导的政绩和所在地区、单位的评先创优挂钩。同时,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任务分解到67个成员单位和各职能部门,真正做到齐抓共管,有效发挥综合优势。全市各乡镇、街道都增配一位专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做到基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大多数基层单位做到组织健全、人员到位、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基础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工作规范、措施有力、作用显著。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尤为重要。我们适时将上海工人纠察队、治安联防队有效整合,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组建上海市社区保安队。当时,社保队员19800多人,有30多万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护村、护楼队伍;有10多万在职的党员干部参加居住地的治安防范工作。同时,设立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基金,激励人们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形成了全天候的治安防范网络。及时总结推广静安区“七一”、虹口区“海联”运输公司过渡性安置基地的经验,使安置帮教刑释解教人员和做好轻微违法青少年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化。此项工作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多次批示,要求全国予以推广,中央综治办、国家司法部在上海召开了专题会议。
为了使法制宣传教育深入人心,我们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联手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何须再回首》;组织上映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肖锋导演的、由静安区“七一”运输公司职工陈建国主演的《好人合算》电影;与上海滑稽剧团合作,排演喜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当好助手和纽带
我们国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展至今,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办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此,不能不提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1991年,党中央作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决定时,他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同志身边担任大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法委研究室主任。1994年1月,他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后,经常到上海来检查指导工作。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忠诚实践者、出色宣传者、高超组织者。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
我长期担任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实践使我体会到,综治办是各级综治委的办事机构,是协助党委政府和综治委领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处于枢纽的位置,具有承上启下、联系左右、传递信息、辅助领导决策的功能作用。因此,必须履行职责,勤奋工作,求实高效,以自己出色的成效赢得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加强综治办的自身建设,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心中要有全局。要善于根据党委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和全局性大事,要善于剖析社会治安的动态和特征,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带有方向性、指导性的建议,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领导决策一经作出,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组织协调,抓好落实。
二是摆正工作位置。综治办的主业应是具体承办需要党委政府出面部署和组织的事情;一个职能部门办不了,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事情;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又较难以解决的事情;对预防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能长期起作用的事情。这些事可以说都是大事、难事,都是人家不想干的事。因而要采取上靠领导、下靠基层、左右求源、自我奋斗的工作方法。具体要在“五个更加”上下功夫:在把握治安态势,打防结合上更加主动;在解决社会治安热点、重点、难点问题上更加有力;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上更加扎实;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运行方式上更加规范;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上更加显著。
三是做好服务工作。要加强对区、县、委、办综治办工作的指导,定期召开会议,交流工作情况,研究共同问题,并到基层帮助发现总结先进经验,推动面上工作展开。对选派或增设的街道乡镇专职党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要格外加以关心,这是我们工作措施落到实处的关键。采取举办培训班或讲座等方式,扩大他们的视野,提高工作水平。同时,对凡是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事情,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书面意见和提案,还是各系统、各部门提出的工作配合要求,我们都要热情地支持,尽心尽力地做好。
四是培育良好作风。各级综治办的人数一直不多,但大家都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忘我工作,新老同志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协作,克服人员少、任务重、节奏快、难度高等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搞好上海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出光和热。作为综治干部,尤其是办公室主任,要带头倡导和发扬五种精神,即热爱综治工作,忘我投入的敬业精神;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的攻关精神;周密严谨,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作者系上海兰生集团副总裁
■ 责任编辑:晏蔚青
1987年8月1日,我代表共青团上海市委参加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的向驻沪部队慰问活动后,就来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报到,到2000年7月22日我被调任市人民政府担任副秘书长,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3年。从工作的起步到走上规范、达到高峰,我参与了全过程,内心真舍不得离开倾注心血培育的“综治”事业。
在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的欢送座谈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刘云耕出席会议,当时我动情了,眼含热泪,发言哽咽。一直教育、培养、指导我的市委老领导王力平同志,政治成熟,历炼丰富,知识渊博,擅长书法。他曾用草体将“造福于无形,消祸于未然,无智名,无勇功,天下阴受其赐”的条幅赠送给我,并告诫我,这是你所从事工作的内涵、意义所在。我一直铭记在心。
社会是舞台,治安是主题,综合是优势,治理是措施,平安是目标。能从事此项利国利民的工作,我感到荣幸、有意义,至今回想起一切的付出和奉献,一个字概括:值!
一、深感光荣和自豪
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极为重视。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199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0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每年以中办、国办名义批转的文件就更多了。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十分重视。仅举一例。中央政法委主办的《长安》杂志记者到上海来采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市长黄菊分别用两个半天的时间接受采访,全面阐述上海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和举措,我至今难以忘怀。更使我引以为光荣和自豪的是,曾走进中南海,向总理面对面汇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1995年2月20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中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意见。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我参加座谈会并作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姜春云,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等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听取意见。
我一见到刚调中央不久、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邦国同志就说,中央政法委员会要我参加座谈会作发言,汇报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市委还不知道。邦国同志在上海工作时曾分管过政法工作。他亲切地说,“小柴,你大胆地讲,我在场。”我胆子一大就放开汇报了(事先规定我们的发言不能超过15分钟),李鹏总理听了一会我的汇报即说:“柴俊勇同志,你的发言可不受时间限制,多讲一些。”并对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说:“你们认真听上海怎么干的。”
在发言中,我建议铁道部对春运期间火车票票价实行浮动。我说,我在安徽蚌埠火车站广场上疏解民工潮,听到阜阳地区农民有一个习惯,“三六九、往外走”,就是说青年农民外出打工是他们传统的做法,还听到说“少吃半个鸡,坐到真如西”。总理问,什么意思啊?我说,从安徽的蚌埠车站坐到上海的真如西站,火车票只要10块钱。上海的出租车起步价就是10块。总理笑了,他说,你讲得有道理,请铁道部抓紧研究。从1996年春运开始火车票调价就这样出台了,持续了13个年头,到2008年才取消。
发言中间,总理问,上海市委是谁分管政法工作?邦国同志说,是力平同志。座谈会结束时,邦国同志说,小柴汇报得不错,回去跟市委说,就说是我说的。我高兴极了,心中石头总算落地了。
总理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政府牵头,公安为主,各方参与,综合管理的办法。
当年9月,国务院在福建厦门召开了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时任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刘云耕同志代表上海作了交流发言。更让我惊喜的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成部分,走向了国际。
1997年年底,我接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通知,要我着正装接待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他这次国务访问到上海,专题要了解这项工作情况。他问得很详细,先后用了三个小时。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在江苏常州市开办了全国政法综治干部培训中心,聘我为兼职教授,我时常去上课。
二、充满挑战和创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有勇于实践的务实精神,而且要有超前的具有战略思考的理论指导;不仅要有专门工作部门的积极努力,而且要有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不仅要继承和保持良好的传统,而且要不断地开拓创新。
十多年来,在市委分管领导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我们尽心尽责当好参谋和助手,在综治工作战线上不断耕耘,坚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传统,并注重与时俱进,巩固群防群治队伍和夯实基层基础,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思路。
在全国最早实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力军,通常是“出大力、得大益”。因此,在公安机关专门成立社会治安防范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所、不同单位的情况,全面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在居民居住区创建安全小区,认真实施居民楼道灯光、新村围墙封闭、小区治安岗亭、住宅铁门窗栅、非机动车停放棚点、简易技术防范等“六小”工程,使地区治安防范能力逐步增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各项措施落到基层,巩固社会治安第一道防线。按照市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管理”的总体要求,加强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法实战单位为骨干,群防群治组织为依靠的基层基础建设。
针对市区、郊县、企事业单位和政法自身基层基础工作的不同特点,加强分类指导。先后制订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若干意见》、《关于加强街道乡镇基层政法组织若干意见》、《关于上海企事业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意见》,并狠抓措施落实。
确保一方平安是地区党政主要领导的政治责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涉及“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面广量大,必须由党委政府的领导同志挂帅出阵,真抓实干。上海由市委分管副书记兼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并明确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社会治安第一责任人。多数地区和单位实行层层签约制度,把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绩与党政领导的政绩和所在地区、单位的评先创优挂钩。同时,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任务分解到67个成员单位和各职能部门,真正做到齐抓共管,有效发挥综合优势。全市各乡镇、街道都增配一位专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做到基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大多数基层单位做到组织健全、人员到位、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基础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工作规范、措施有力、作用显著。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尤为重要。我们适时将上海工人纠察队、治安联防队有效整合,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组建上海市社区保安队。当时,社保队员19800多人,有30多万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护村、护楼队伍;有10多万在职的党员干部参加居住地的治安防范工作。同时,设立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基金,激励人们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形成了全天候的治安防范网络。及时总结推广静安区“七一”、虹口区“海联”运输公司过渡性安置基地的经验,使安置帮教刑释解教人员和做好轻微违法青少年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化。此项工作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多次批示,要求全国予以推广,中央综治办、国家司法部在上海召开了专题会议。
为了使法制宣传教育深入人心,我们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联手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何须再回首》;组织上映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肖锋导演的、由静安区“七一”运输公司职工陈建国主演的《好人合算》电影;与上海滑稽剧团合作,排演喜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当好助手和纽带
我们国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展至今,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办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此,不能不提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1991年,党中央作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决定时,他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同志身边担任大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法委研究室主任。1994年1月,他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后,经常到上海来检查指导工作。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忠诚实践者、出色宣传者、高超组织者。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
我长期担任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实践使我体会到,综治办是各级综治委的办事机构,是协助党委政府和综治委领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处于枢纽的位置,具有承上启下、联系左右、传递信息、辅助领导决策的功能作用。因此,必须履行职责,勤奋工作,求实高效,以自己出色的成效赢得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加强综治办的自身建设,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心中要有全局。要善于根据党委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和全局性大事,要善于剖析社会治安的动态和特征,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带有方向性、指导性的建议,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领导决策一经作出,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组织协调,抓好落实。
二是摆正工作位置。综治办的主业应是具体承办需要党委政府出面部署和组织的事情;一个职能部门办不了,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事情;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又较难以解决的事情;对预防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能长期起作用的事情。这些事可以说都是大事、难事,都是人家不想干的事。因而要采取上靠领导、下靠基层、左右求源、自我奋斗的工作方法。具体要在“五个更加”上下功夫:在把握治安态势,打防结合上更加主动;在解决社会治安热点、重点、难点问题上更加有力;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上更加扎实;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运行方式上更加规范;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上更加显著。
三是做好服务工作。要加强对区、县、委、办综治办工作的指导,定期召开会议,交流工作情况,研究共同问题,并到基层帮助发现总结先进经验,推动面上工作展开。对选派或增设的街道乡镇专职党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要格外加以关心,这是我们工作措施落到实处的关键。采取举办培训班或讲座等方式,扩大他们的视野,提高工作水平。同时,对凡是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事情,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书面意见和提案,还是各系统、各部门提出的工作配合要求,我们都要热情地支持,尽心尽力地做好。
四是培育良好作风。各级综治办的人数一直不多,但大家都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忘我工作,新老同志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协作,克服人员少、任务重、节奏快、难度高等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搞好上海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出光和热。作为综治干部,尤其是办公室主任,要带头倡导和发扬五种精神,即热爱综治工作,忘我投入的敬业精神;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的攻关精神;周密严谨,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作者系上海兰生集团副总裁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