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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女性应该有自主的生育权。
寻找30个堕胎的女孩
2014年冬天，快从大学毕业的淑婵有了关于毕业设计的最初想法，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她可以完成。她要找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拍摄裸照，再记录下她们的堕胎故事。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孩子，你是这样离去的》。
身体是亘古久远的战场，哲学家福柯说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而对于淑婵而言，身体的意义在于，“女性从孕育，到人的生与死，经历的苦难都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另外，站出来讲堕胎故事的女性本身就已经是坦诚相见了”。
12月17日，淑婵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招募文字，配图是为朋友小彤拍摄的裸照。照片中的小彤手拿一张B超图。那是一年前她偷偷藏下来的照片，用画框裱起来。在上一年的12月17日，她去一家小诊所药流了一个多月大的“孩子”。那时候小彤22岁，在学校意外怀孕了，男友不敢负责。小彤拍照时的想法是：“在你第一个忌日，我想与你合张影。”
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个晚上，淑婵就收到一个愿意被拍摄女孩的短信。她叫小珊，两人用短信聊至深夜。小珊在手机里记下：“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淑婵。”
22岁的淑婵想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母亲有些反对。她从小就把女儿往乖孩子的方向教育，甚至严格规定每天回家的时间。一个未婚女孩去做这种事情，母亲心想，被人知道了不太好吧。
一周之后，淑婵先与小珊见了面。1994年出生的小珊，一年前做了人流手术。手术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就说了一句：“不要恨我。”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当她进手术室时，陪她的闺密在外面大哭。之后的一年里，她饱受后遗症的折磨。
鬼节的时候，小珊的现男友陪着她，到处买衣服烧给“小孩”。“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不放开他，他已经会看着我笑了吧，会知道我是他的妈妈了吧。”小珊对淑婵说。
告别的时候，子宫炎症导致的小腹疼痛已经让小珊直不起腰来。关上电梯的瞬间，淑婵在电梯里大哭起来。
随后她又赶回北京，给已经见过面的“天使”拍照。1990年出生的“天使”是个天主教徒，19岁还是高中生时意外怀孕。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孩子的爸爸怎能是这个人，我要和他分手！”
她并不喜欢当时的男朋友，心里挂念着另一个暗恋了6年的男孩，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他当时送的手链。
她和男友是四处借钱做完人流的。听当时在场的人说，手术后意识模糊的她，抬手给了男友一个耳光。她如今已不记得那天是几号，跟“孩子”有关的一切，她都没有留下。从那之后，她再也不敢去教堂做告解，她相信每一个来到身边的人都是上帝安排好的。
“孩子不是用来打掉的，是用来生下来的。即便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吃最好的补品，那也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其实是，让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天使”对淑婵说。
拍照的时候，“天使”手上拿着的，是那根珍藏的手链。
胎儿是生命吗？
采访进行到将近一个月，淑婵的同专业师姐，女权主义者肖美丽联系到了她，肖美丽是女权行动派里的代表人物，几乎周围每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讨论都有她的影子。1990年出生的肖美丽，曾经从北京徒步到广州，想要打破女生不宜徒步、不宜冒险的偏见;作为同专业的师姐，她和淑婵一样，都尝试用身体来表现女性。
她曾经和朋友打赌，在微博放自己的裸照，看会不会被删除。全白的背景前，鲜艳的红唇，向外平静凝视、有一点点斜睨的眼光，裸露的胸口前用马克笔挑衅地写着“家暴可耻、平胸光荣”。她面对镜头，坦然接受注视的眼光，她明白自己正在被看，但又要把这眼光抵御回去。彼时，她还顶着一头短发，而两个月前，因为不满高校招生的性别歧视，她和朋友一起剃了光头抗议。
几乎就在肖美丽联系她的同时，淑婵的导师也推荐她去找肖美丽，因为“她对女权有了解”。但最初，淑婵并没有把自己的项目和女权联系在一起，她不太了解女权主义的理论到底有哪些。“有的人支持堕胎，有的人反对堕胎，那我到底是女权还是不女权呢？”
她们约在肖美丽的工作室见面。“我当时基本上是听傻的状态”，淑婵说，“身边全是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们首先对她提出了质疑，“你的题目有问题，怎么能说是孩子呢？”淑婵从没想过分歧会从这儿开始。“孩子”在她看来，只是对胎儿很普遍的称呼。
“胎儿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来讲述女性堕胎的故事”，肖美丽说，“你考虑过你的展览中许多参与者都会怀念自己的孩子，会造成‘堕胎恐惧化’吗？”
“堕胎恐惧化？”，淑婵一脸疑惑。
“‘堕胎恐惧化’就是人们过分制造和扩大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因为堕胎背后还有‘影响女人生殖力、生育质量’的暗示，再往后就是女人的价值与‘生育力”“身体’的绑定。不然，为什么没人讨论扁桃体手术呢？如果一位正打算堕胎的女性看了你的展览，她会作何感想？从你的题目到小彤的案例，都很容易让旁观者滑向不能伤害生命、揪出加害者的负面情绪中。”
“最开始策划这个项目时，我的确是抵触堕胎的，但后来发现它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淑婵回应。
“你想要讨论堕胎的话题，就必须明确立场，回答它的本质问题：胎儿是不是生命？”
在这个问题上，肖美丽向来立场明确。她曾跟香港作家廖伟棠在微博上争论胎儿是不是人，廖伟棠说：“不知道你是否怀孕过，只要你抚摸过轻轻动弹、会趋光的胎儿，你就不会说出这句话。”肖美丽当时答：“你也没有怀过孕吧？”
而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点，淑婵给的答案是：“我没办法回答……没办法回答。”
虽然她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感到振奋，但她始终隐隐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 被压抑的需求
在大多数采访对象中，未婚女性都会谈起失去孩子的痛苦，22岁喵喵是很例外的一个，她跟淑婵说：“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这（堕胎）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
她是在18岁时堕的胎，彼时生活一片混乱。和堕胎并行的，还有在医院做癌症手术的母亲，和即将到来的高考。喵喵发现自己怀孕时，本来有点窃喜。但她和男友都认识到无力抚养小孩，于是决定堕胎。这件事情被高考的紧张感冲淡，直到很久之后才会想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喵喵和男友的关系反而更好了。没有出生过的孩子，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直到目前，手术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身体伤害。
“我觉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为失去孩子而痛苦，其实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方对她付出的肯定，因而将其归结为失去骨肉的痛苦”，淑婵说。
毕业展览完成了几个月后，Shelly才找到淑婵。“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淑婵说。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她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三十多个，大多是通过陌陌、豆瓣等认识的。她怀孕了，在手术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
其实，母亲常常跟她讲不安全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也告诉过她堕胎可能会有的伤害。但就像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由来已久的压抑。
“她情绪上一直很开心，跟我讲怎么认识这些男生”，淑婵笑笑：“一直讲到她姐姐问，你真的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吗，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泪。”
淑婵的项目还在继续，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她印刷的小册子，已经卖了400多份，所剩无几，但母亲始终没有看过她的作品。
她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早点有小孩，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她也会想象，她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
她很认同女权主义者们告诉她的：“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女性应该有自主的生育权。”
肖美丽觉得：“淑婵还是落脚到情感方面，我没有说服她”，在淑婵看来，她本来捧着一株小草，想寻找另一株，没想到走着走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森林。“或许十年后，又不一样了呢？”
（《南都周刊》第857期）
寻找30个堕胎的女孩
2014年冬天，快从大学毕业的淑婵有了关于毕业设计的最初想法，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她可以完成。她要找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拍摄裸照，再记录下她们的堕胎故事。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孩子，你是这样离去的》。
身体是亘古久远的战场，哲学家福柯说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而对于淑婵而言，身体的意义在于，“女性从孕育，到人的生与死，经历的苦难都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另外，站出来讲堕胎故事的女性本身就已经是坦诚相见了”。
12月17日，淑婵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招募文字，配图是为朋友小彤拍摄的裸照。照片中的小彤手拿一张B超图。那是一年前她偷偷藏下来的照片，用画框裱起来。在上一年的12月17日，她去一家小诊所药流了一个多月大的“孩子”。那时候小彤22岁，在学校意外怀孕了，男友不敢负责。小彤拍照时的想法是：“在你第一个忌日，我想与你合张影。”
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个晚上，淑婵就收到一个愿意被拍摄女孩的短信。她叫小珊，两人用短信聊至深夜。小珊在手机里记下：“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淑婵。”
22岁的淑婵想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母亲有些反对。她从小就把女儿往乖孩子的方向教育，甚至严格规定每天回家的时间。一个未婚女孩去做这种事情，母亲心想，被人知道了不太好吧。
一周之后，淑婵先与小珊见了面。1994年出生的小珊，一年前做了人流手术。手术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就说了一句：“不要恨我。”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当她进手术室时，陪她的闺密在外面大哭。之后的一年里，她饱受后遗症的折磨。
鬼节的时候，小珊的现男友陪着她，到处买衣服烧给“小孩”。“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不放开他，他已经会看着我笑了吧，会知道我是他的妈妈了吧。”小珊对淑婵说。
告别的时候，子宫炎症导致的小腹疼痛已经让小珊直不起腰来。关上电梯的瞬间，淑婵在电梯里大哭起来。
随后她又赶回北京，给已经见过面的“天使”拍照。1990年出生的“天使”是个天主教徒，19岁还是高中生时意外怀孕。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孩子的爸爸怎能是这个人，我要和他分手！”
她并不喜欢当时的男朋友，心里挂念着另一个暗恋了6年的男孩，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他当时送的手链。
她和男友是四处借钱做完人流的。听当时在场的人说，手术后意识模糊的她，抬手给了男友一个耳光。她如今已不记得那天是几号，跟“孩子”有关的一切，她都没有留下。从那之后，她再也不敢去教堂做告解，她相信每一个来到身边的人都是上帝安排好的。
“孩子不是用来打掉的，是用来生下来的。即便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吃最好的补品，那也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其实是，让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天使”对淑婵说。
拍照的时候，“天使”手上拿着的，是那根珍藏的手链。
胎儿是生命吗？
采访进行到将近一个月，淑婵的同专业师姐，女权主义者肖美丽联系到了她，肖美丽是女权行动派里的代表人物，几乎周围每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讨论都有她的影子。1990年出生的肖美丽，曾经从北京徒步到广州，想要打破女生不宜徒步、不宜冒险的偏见;作为同专业的师姐，她和淑婵一样，都尝试用身体来表现女性。
她曾经和朋友打赌，在微博放自己的裸照，看会不会被删除。全白的背景前，鲜艳的红唇，向外平静凝视、有一点点斜睨的眼光，裸露的胸口前用马克笔挑衅地写着“家暴可耻、平胸光荣”。她面对镜头，坦然接受注视的眼光，她明白自己正在被看，但又要把这眼光抵御回去。彼时，她还顶着一头短发，而两个月前，因为不满高校招生的性别歧视，她和朋友一起剃了光头抗议。
几乎就在肖美丽联系她的同时，淑婵的导师也推荐她去找肖美丽，因为“她对女权有了解”。但最初，淑婵并没有把自己的项目和女权联系在一起，她不太了解女权主义的理论到底有哪些。“有的人支持堕胎，有的人反对堕胎，那我到底是女权还是不女权呢？”
她们约在肖美丽的工作室见面。“我当时基本上是听傻的状态”，淑婵说，“身边全是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们首先对她提出了质疑，“你的题目有问题，怎么能说是孩子呢？”淑婵从没想过分歧会从这儿开始。“孩子”在她看来，只是对胎儿很普遍的称呼。
“胎儿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来讲述女性堕胎的故事”，肖美丽说，“你考虑过你的展览中许多参与者都会怀念自己的孩子，会造成‘堕胎恐惧化’吗？”
“堕胎恐惧化？”，淑婵一脸疑惑。
“‘堕胎恐惧化’就是人们过分制造和扩大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因为堕胎背后还有‘影响女人生殖力、生育质量’的暗示，再往后就是女人的价值与‘生育力”“身体’的绑定。不然，为什么没人讨论扁桃体手术呢？如果一位正打算堕胎的女性看了你的展览，她会作何感想？从你的题目到小彤的案例，都很容易让旁观者滑向不能伤害生命、揪出加害者的负面情绪中。”
“最开始策划这个项目时，我的确是抵触堕胎的，但后来发现它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淑婵回应。
“你想要讨论堕胎的话题，就必须明确立场，回答它的本质问题：胎儿是不是生命？”
在这个问题上，肖美丽向来立场明确。她曾跟香港作家廖伟棠在微博上争论胎儿是不是人，廖伟棠说：“不知道你是否怀孕过，只要你抚摸过轻轻动弹、会趋光的胎儿，你就不会说出这句话。”肖美丽当时答：“你也没有怀过孕吧？”
而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点，淑婵给的答案是：“我没办法回答……没办法回答。”
虽然她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感到振奋，但她始终隐隐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 被压抑的需求
在大多数采访对象中，未婚女性都会谈起失去孩子的痛苦，22岁喵喵是很例外的一个，她跟淑婵说：“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这（堕胎）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
她是在18岁时堕的胎，彼时生活一片混乱。和堕胎并行的，还有在医院做癌症手术的母亲，和即将到来的高考。喵喵发现自己怀孕时，本来有点窃喜。但她和男友都认识到无力抚养小孩，于是决定堕胎。这件事情被高考的紧张感冲淡，直到很久之后才会想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喵喵和男友的关系反而更好了。没有出生过的孩子，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直到目前，手术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身体伤害。
“我觉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为失去孩子而痛苦，其实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方对她付出的肯定，因而将其归结为失去骨肉的痛苦”，淑婵说。
毕业展览完成了几个月后，Shelly才找到淑婵。“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淑婵说。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她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三十多个，大多是通过陌陌、豆瓣等认识的。她怀孕了，在手术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
其实，母亲常常跟她讲不安全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也告诉过她堕胎可能会有的伤害。但就像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由来已久的压抑。
“她情绪上一直很开心，跟我讲怎么认识这些男生”，淑婵笑笑：“一直讲到她姐姐问，你真的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吗，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泪。”
淑婵的项目还在继续，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她印刷的小册子，已经卖了400多份，所剩无几，但母亲始终没有看过她的作品。
她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早点有小孩，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她也会想象，她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
她很认同女权主义者们告诉她的：“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女性应该有自主的生育权。”
肖美丽觉得：“淑婵还是落脚到情感方面，我没有说服她”，在淑婵看来，她本来捧着一株小草，想寻找另一株，没想到走着走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森林。“或许十年后，又不一样了呢？”
（《南都周刊》第8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