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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世界书局,不得不提沈知方。
沈知方(1883～1939),浙江绍兴人,17岁在余姚一家旧书店当学徒,被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看中,聘为干事。所谓“干事”,只不过是个“跑街”角色。从最底层的“跑街”做起,积累经验之后,沈知方曾创办了几家小型的书局,但仍不满足,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大显身手。
辛亥革命前夕,善于洞察时势的沈知方早就预感到辛亥革命会成功,便暗地与陆费逵等人,合办了中华书局,并陆续推出了适应形势的新教科书,结果畅销一时,声名大振。后来,他又敏感地意识到,“世界”这一名称有着全球的意思,比起“中华”乃一国的范围要大得多,于是他毅然离开中华书局,于1917年在上海福州路成立世界书局,门市店面以红色漆成,号称“红屋”,并设有编辑所、印刷厂、营业所,后又陆续于北京、沈阳、汉口、重庆、广州、杭州等地设置编辑分所、出版分部及营业所,员工人数最多时达千人。其出版标记为一只非常直观的圆形地球,喻示“世界”,地球四周环绕云彩,正中竖写着“世界”两字,其设计简洁,却有着一种飘浮于天际的豪迈感,这大概也是沈知方所向往并追求的一种境界。
从引进西潮到时穷节现
1921年,沈知方将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初期出版一些以趣味为主轴,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休闲读物,如《红杂志》、《连环图画》等。其实“连环图画”这个名称,是世界书局最早使用的,在此之前,社会上一般称这种小型图画书为“小书”、“小人书”、“图画书”,至世界书局1921年起出版大批图画书时,直接将“连环图画”印在封面上,自此社会上对这种小型图画书即定名为“连环图画”,相当于现代的漫画书,直至今日,还有大陆出版社推出世界书局在那个时代出版的三国、水浒等线装连环图画。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以后,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急剧增长。此时的中国,西学东渐影响日甚,作为中国经贸大市的上海,正积极吸收外来的创新观念并尝试突破,世界书局处于欧美文化汇集的上海,更是不断以前瞻性的眼光引进西方思潮。为满足社会上所有读者的需求,世界书局大量译注文字优美、驰名已久的世界名著,包括德、法、俄、英等国文学,以吸收西洋文学的精华来达到新文学的创造及修养。1927年,世界书局率先出版了雅俗共赏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以白话译本的方式呈现,在当时社会掀起一股推理风潮。包括后来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如此系统地将莎士比亚戏剧介绍给中国读者,而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在中国广为流传,深获读者喜爱,朱生豪功不可没,为世界书局历史留下了动人的一页。世界书局出版众多脍炙人口的名著,传为书坛佳话,被读者津津乐道,逐渐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后第三大中国民营出版业,并形成出版界“三足鼎立”局面。
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世界书局的虹口大连湾路总厂因在日军控制区域内,总管理处、编辑所暂迁福州路发行所内办公,印刷厂停工。国难当头,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4年,因经济周转不灵,沈知方被迫退职,由陆高谊任总经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上海地区抗战开始,世界书局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厂内财物损失巨大,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回造纸厂回炉作原料;经史子集国学名著、小说名著等被劫往日本;书籍的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铜版康熙字典》、《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锌铜版被毁。沦陷期内,日伪找到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断然拒绝,致为日伪所恨,1938年11月日军把定时炸弹携入当时公共租界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炸弹爆炸,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知方还在病中,遂预立遗嘱,有“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等句,体现了其民族气节,次年9月沈氏病逝。1945年7月,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
从上海薪火相传到台湾
刘雅农是在1947年被上海世界书局总管理处派赴台湾开设世界书局台湾分局的。1951年,世界书局大股东杜月笙在香港召开董事会,决定将总公司迁往台湾。因为当初世界书局是将总管理处迁到台湾,所以后来世界书局并未冠上“台湾”二字。世界书局在经历了几位董事长和总经理,如李石曾、李鸿球、杨家骆、吴开先、李煜瀛、成舍我等,后转由阎奉璋,即现任世界书局总经理阎初的父亲,任新一任的董事长。
世界书局迁台后,为了让其能薪火相传,几代世界书局的出版人都奉献了毕生精力。阎初说:“自50年代始,在当时那个仍属动荡、百业待兴的时代里,世界书局始终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寻传承的动力源头。”
首先,世界书局继续致力于古籍的出版。中华民族文物保存的历程充满艰辛血泪,而古籍的重制出版也是一条孤单险阻的道路,只能凭借有志者的默默耕耘。“多年前,因市场更加萎缩,我问父亲是否应放弃古籍出版,但父亲认为越是没有人做的书我们越要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坚持下去,文化是百年大业,重要的创新和进步都要以承继传统为最初的基础,所以业务盈亏不是首要考虑,‘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们出版经营的重要理念。” 世界书局出版的《唐石刻十三经全文》、《逸周书集训校释》、《蒙兀儿史记》、《皇清经世文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汉隋艺文经籍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大大满足了世界各地专业研究的需要。
其次,世界书局继续致力学校教科书的出版。此一工作,始自世界书局创始之初,来台后继续出版,自小学、初中、高职到大学,内容涵括文学、史学、理工方面,最著名的即是英千里所编的英文教材,如《英氏国中英语》、《新世纪初中英文文法》、《高中英语读本》等,当时初中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英语教科书,多出自英千里之手。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对台湾教育的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
期间,世界书局出版的图书中,影响最大还有196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永乐大典》、历时多年编辑整理并于1985年完成出版的《四库全书荟要》、1992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名著》、1996年精心策划的《中国名家诗文大系》、1997年重新整编《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98年及2000年推出的《李光回忆录1923~1965》与《李光回忆录1965~2000》、2009年出版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等系列图书。
从台湾到中华文化大融合
“九十多年来,世界书局从上海迁徙过海到台湾,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世界书局随着中国这部近代文化史不断成长。”老店的记忆在一代代读者心中累积,不曾或忘,“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年届七、八十岁的老先生,缓缓走进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世界书局的红屋,浅笑着说:‘我是读世界书局的书长大的。’一句话,盛载了多少回忆,这些回忆及一世纪的历史,都是世界书局与所有读者最珍贵的宝藏。” 阎初心中洋溢着一股自豪,她说,“‘世界书局’四字,已非单纯公司名号,而是一段不容抹灭与改动的历史。
自1988年起,上海首次公开举办“海峡两岸图书展览”,正式开启两岸书籍、出版交流的大门,此后20年来,世界书局积极参与两岸之间出版界的大规模活动,每年多次参加在大陆所举办的书展,或自设专属摊位,或提供书籍在共同摊位展售,与大陆进行书籍贸易,世界书局的图书在大陆各重要图书馆中均有典藏,并在一般零售市场,如北京新华书店、厦门台湾书店陈列零售。世界书局亦与大陆各出版社及图书进出口公司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大力购买大陆版权,早期的张爱玲、林徽因、丰子恺等传记,即是大陆著作,亦成为台湾畅销书。“《四灵文化系列丛书》是大陆著作,但我们加入许多美编设计,后被评为‘优良读物’,又如《颐和园长廊的故事》,至今仍被学校教授采用。”此外,世界书局也打破了台湾数十年不卖外版书的传统,大量进口优质简体字书,带给读者更丰富多样的图书信息。
各种各样的出版合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为配合两岸的频繁接触,世界书局开放门市作为两岸出版同业交流的场所,密集举办大陆各省书展与主题书展,希望在多元及深入的交流合作下,秉持出版人的使命,为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贡献力量。”
2009年,世界书局取得台北故宫授权,仿真制作宫廷典藏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此书卷一存于台北故宫,卷二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两岸故宫开启六十年来首次的破冰之旅后,亦期待此书能合璧团圆。“世界书局将制作移至北京,采购安徽手工宣纸、杭州黄绫、用北京老师傅的手工印制技法,反复打样,与原件比对,终于在今年陆续推出,其间透过两岸出版工作者的努力合作,反映了两岸同根同源的密切关系,我认为更象征未来只有合作才能发展,只有融合才会壮大的趋势。”
面对出版社林立及网络、电子书等新式出版平台掘起的环境,阎初相信:世界书局依然屹立,凭借的就是对文化传承的初心,对出版质量的坚持。“世界书局肩负传承文化的使命,决不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而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沈知方(1883～1939),浙江绍兴人,17岁在余姚一家旧书店当学徒,被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看中,聘为干事。所谓“干事”,只不过是个“跑街”角色。从最底层的“跑街”做起,积累经验之后,沈知方曾创办了几家小型的书局,但仍不满足,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大显身手。
辛亥革命前夕,善于洞察时势的沈知方早就预感到辛亥革命会成功,便暗地与陆费逵等人,合办了中华书局,并陆续推出了适应形势的新教科书,结果畅销一时,声名大振。后来,他又敏感地意识到,“世界”这一名称有着全球的意思,比起“中华”乃一国的范围要大得多,于是他毅然离开中华书局,于1917年在上海福州路成立世界书局,门市店面以红色漆成,号称“红屋”,并设有编辑所、印刷厂、营业所,后又陆续于北京、沈阳、汉口、重庆、广州、杭州等地设置编辑分所、出版分部及营业所,员工人数最多时达千人。其出版标记为一只非常直观的圆形地球,喻示“世界”,地球四周环绕云彩,正中竖写着“世界”两字,其设计简洁,却有着一种飘浮于天际的豪迈感,这大概也是沈知方所向往并追求的一种境界。
从引进西潮到时穷节现
1921年,沈知方将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初期出版一些以趣味为主轴,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休闲读物,如《红杂志》、《连环图画》等。其实“连环图画”这个名称,是世界书局最早使用的,在此之前,社会上一般称这种小型图画书为“小书”、“小人书”、“图画书”,至世界书局1921年起出版大批图画书时,直接将“连环图画”印在封面上,自此社会上对这种小型图画书即定名为“连环图画”,相当于现代的漫画书,直至今日,还有大陆出版社推出世界书局在那个时代出版的三国、水浒等线装连环图画。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以后,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急剧增长。此时的中国,西学东渐影响日甚,作为中国经贸大市的上海,正积极吸收外来的创新观念并尝试突破,世界书局处于欧美文化汇集的上海,更是不断以前瞻性的眼光引进西方思潮。为满足社会上所有读者的需求,世界书局大量译注文字优美、驰名已久的世界名著,包括德、法、俄、英等国文学,以吸收西洋文学的精华来达到新文学的创造及修养。1927年,世界书局率先出版了雅俗共赏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以白话译本的方式呈现,在当时社会掀起一股推理风潮。包括后来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如此系统地将莎士比亚戏剧介绍给中国读者,而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在中国广为流传,深获读者喜爱,朱生豪功不可没,为世界书局历史留下了动人的一页。世界书局出版众多脍炙人口的名著,传为书坛佳话,被读者津津乐道,逐渐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后第三大中国民营出版业,并形成出版界“三足鼎立”局面。
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世界书局的虹口大连湾路总厂因在日军控制区域内,总管理处、编辑所暂迁福州路发行所内办公,印刷厂停工。国难当头,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4年,因经济周转不灵,沈知方被迫退职,由陆高谊任总经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上海地区抗战开始,世界书局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厂内财物损失巨大,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回造纸厂回炉作原料;经史子集国学名著、小说名著等被劫往日本;书籍的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铜版康熙字典》、《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锌铜版被毁。沦陷期内,日伪找到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断然拒绝,致为日伪所恨,1938年11月日军把定时炸弹携入当时公共租界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炸弹爆炸,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知方还在病中,遂预立遗嘱,有“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等句,体现了其民族气节,次年9月沈氏病逝。1945年7月,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
从上海薪火相传到台湾
刘雅农是在1947年被上海世界书局总管理处派赴台湾开设世界书局台湾分局的。1951年,世界书局大股东杜月笙在香港召开董事会,决定将总公司迁往台湾。因为当初世界书局是将总管理处迁到台湾,所以后来世界书局并未冠上“台湾”二字。世界书局在经历了几位董事长和总经理,如李石曾、李鸿球、杨家骆、吴开先、李煜瀛、成舍我等,后转由阎奉璋,即现任世界书局总经理阎初的父亲,任新一任的董事长。
世界书局迁台后,为了让其能薪火相传,几代世界书局的出版人都奉献了毕生精力。阎初说:“自50年代始,在当时那个仍属动荡、百业待兴的时代里,世界书局始终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寻传承的动力源头。”
首先,世界书局继续致力于古籍的出版。中华民族文物保存的历程充满艰辛血泪,而古籍的重制出版也是一条孤单险阻的道路,只能凭借有志者的默默耕耘。“多年前,因市场更加萎缩,我问父亲是否应放弃古籍出版,但父亲认为越是没有人做的书我们越要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坚持下去,文化是百年大业,重要的创新和进步都要以承继传统为最初的基础,所以业务盈亏不是首要考虑,‘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们出版经营的重要理念。” 世界书局出版的《唐石刻十三经全文》、《逸周书集训校释》、《蒙兀儿史记》、《皇清经世文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汉隋艺文经籍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大大满足了世界各地专业研究的需要。
其次,世界书局继续致力学校教科书的出版。此一工作,始自世界书局创始之初,来台后继续出版,自小学、初中、高职到大学,内容涵括文学、史学、理工方面,最著名的即是英千里所编的英文教材,如《英氏国中英语》、《新世纪初中英文文法》、《高中英语读本》等,当时初中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英语教科书,多出自英千里之手。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对台湾教育的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
期间,世界书局出版的图书中,影响最大还有196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永乐大典》、历时多年编辑整理并于1985年完成出版的《四库全书荟要》、1992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名著》、1996年精心策划的《中国名家诗文大系》、1997年重新整编《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98年及2000年推出的《李光回忆录1923~1965》与《李光回忆录1965~2000》、2009年出版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等系列图书。
从台湾到中华文化大融合
“九十多年来,世界书局从上海迁徙过海到台湾,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世界书局随着中国这部近代文化史不断成长。”老店的记忆在一代代读者心中累积,不曾或忘,“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年届七、八十岁的老先生,缓缓走进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世界书局的红屋,浅笑着说:‘我是读世界书局的书长大的。’一句话,盛载了多少回忆,这些回忆及一世纪的历史,都是世界书局与所有读者最珍贵的宝藏。” 阎初心中洋溢着一股自豪,她说,“‘世界书局’四字,已非单纯公司名号,而是一段不容抹灭与改动的历史。
自1988年起,上海首次公开举办“海峡两岸图书展览”,正式开启两岸书籍、出版交流的大门,此后20年来,世界书局积极参与两岸之间出版界的大规模活动,每年多次参加在大陆所举办的书展,或自设专属摊位,或提供书籍在共同摊位展售,与大陆进行书籍贸易,世界书局的图书在大陆各重要图书馆中均有典藏,并在一般零售市场,如北京新华书店、厦门台湾书店陈列零售。世界书局亦与大陆各出版社及图书进出口公司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大力购买大陆版权,早期的张爱玲、林徽因、丰子恺等传记,即是大陆著作,亦成为台湾畅销书。“《四灵文化系列丛书》是大陆著作,但我们加入许多美编设计,后被评为‘优良读物’,又如《颐和园长廊的故事》,至今仍被学校教授采用。”此外,世界书局也打破了台湾数十年不卖外版书的传统,大量进口优质简体字书,带给读者更丰富多样的图书信息。
各种各样的出版合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为配合两岸的频繁接触,世界书局开放门市作为两岸出版同业交流的场所,密集举办大陆各省书展与主题书展,希望在多元及深入的交流合作下,秉持出版人的使命,为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贡献力量。”
2009年,世界书局取得台北故宫授权,仿真制作宫廷典藏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此书卷一存于台北故宫,卷二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两岸故宫开启六十年来首次的破冰之旅后,亦期待此书能合璧团圆。“世界书局将制作移至北京,采购安徽手工宣纸、杭州黄绫、用北京老师傅的手工印制技法,反复打样,与原件比对,终于在今年陆续推出,其间透过两岸出版工作者的努力合作,反映了两岸同根同源的密切关系,我认为更象征未来只有合作才能发展,只有融合才会壮大的趋势。”
面对出版社林立及网络、电子书等新式出版平台掘起的环境,阎初相信:世界书局依然屹立,凭借的就是对文化传承的初心,对出版质量的坚持。“世界书局肩负传承文化的使命,决不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而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