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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
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现在的改革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
增量改革的困境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如果不彻底，则其在推进至某个特定的阶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时，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妨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阻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等，又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两种迥异的解决方案
面对这种形势，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重弹“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并称“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将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归结为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作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9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现在的改革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
增量改革的困境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如果不彻底，则其在推进至某个特定的阶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时，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妨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阻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等，又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两种迥异的解决方案
面对这种形势，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重弹“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并称“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将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归结为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作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9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