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王心远大夫是一位精通传统中医学的专家，我们有幸地请到了王心远大夫为本刊的特约医学顾问，今后读者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可以通过本刊请专家给予指导。
　　王心远大夫自从北京“非典” 流行，连续奋战在第一线达一个半月之久。他所分管的病区，由于坚持用中药因人、因时、因证治疗，除无一例死亡外，其病人状态普遍好于对照组。而且他还身体力行，以服中药等传统方法进行自身预防，保证了健康。他的经验是实践的宝贵经验，他的体会是切身的深刻感受。此文言简意赅，值得认真一读。
　　
　　一
　　
　　2003年春，“非典”的袭击突如其来，波及整个世界。实际上，纵观历史，急性传染病与人类的发展是相伴而生的，大的流行甚至可以绵延上百年，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可以毁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
　　我国早在周代就开始了对传染病的记载。从《中国医史年表》统计，截至1949年，见于史书记录的传染病大流行就有300余次。其中清代流行次数最多，占2/5。关于传染病的发病规律，先人早就总结出“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纵观历史，我国对传染病的记载确实是以社会动荡的东汉、三国、南宋、元末、明清之际为多见。
　　自古以来，中国人与传染病斗争的中坚力量就是中医学，中医将烈性传染病称为瘟疫、时疫、疫证……，《素问遗篇刺法论》中已有论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数千年的中医防疫史是辉煌的，关于疫证的预测、预防、诊断、治疗，中医学理论完善、治疗手段丰富多彩、疗效世所公认。历史上名家辈出，汉有医圣张仲景，唐有药王孙思邈，乃至明吴又可、清余师愚、王孟英，近当代孔伯华、蒲辅周等，都能力挽狂澜、泽及后世。
　　如东汉医圣张仲景“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胎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为万世医宗。六经体系是为百病立法，疫证论治亦不能出其外，后世医家无不尊奉。
　　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四月，民多疫疠，初觉憎寒，或发热，或不热身重，次传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染之多死。东垣曰：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甚，遂制一方，名曰普济消毒饮子，服之皆愈，人谓之仙方。
　　明末疫证流行，崇祯十六年（癸未），“……燕都，其时疫病大作。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竟不知所名。有海昌明经李君见之，……挑之以针，血出，病随手愈。于是城中舁而就医者，亦日以千计，皆得愈而去。”(《痧胀玉衡·序》)
　　清代“乾隆癸丑，京师大疫，……桐乡冯鸿胪星实姬人，呼吸将绝，桐城医士(余师愚)投大剂石膏药，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温热经纬》）
　　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并不因为中医无微生物学说而束手无策。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白虎汤效果不明显，蒲辅周老先生根据运气学说以及当年气候偏湿的特点，加用祛湿之药苍术一味，疗效又达90%。
　　196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老先生曾参加救治，为暑热伏湿之证，凡舌苔转厚者病情皆趋好转，原因就在于暑湿得以外达。统计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
　　六十年代广东麻疹流行，番禺等地麻疹肺炎造成不少婴儿死亡，广东中医学院医疗队所到之乡村，用透诊清热之法，死亡病例便被制止。广州六十年代亦曾流感流行，用吴又可法——达原饮，又收到良好的效果。
　　此次“非典”的防治中，广东中医医院根据春温理论施治取得了惊人的疗效。据《光明日报》4月29日消息，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的经验表明：中医药防治非典效果显著。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临床治疗非典型肺炎的过程中，采取西医确诊，中医药治疗的方法，取得显著疗效，到4月14日，一附院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无一例死亡，绝大多数已痊愈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患者平均退烧时间为3天，平均住院时间不到9天，医护人员无一人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成员马奎尔博士2003年4月7日在广东省实地考察时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博士在广东省中医院一附院考察时，也对中医治疗非典的良好疗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平均退热时间缩短至7天、住院时间为18天左右……跟其他医院相比，这一经验值得研究与学习。”他还表示：“如果这种经验能上升至常规治疗层面，那对世界其他地方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将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近日在北京召开的防治非典的专题学术交流会上，来自广东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中医专家们指出：中医通过辨证施治祛除人体湿邪、热毒等致病因素，调动人体的自组织能力，能够抗病“杀敌”，治愈非典。对病原体不明的疾病，中医有其独到的优势。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结合老中青三代力量，积极发挥中医温病学优势，取得了“非典”患者退热快、疗程短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在早期能够使用中医药进行干预，可阻断病程进一步发展。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患者中，有15例早期发病的轻症患者，单纯应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及时中止了疾病的发展。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各种传染病对于中医学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中医学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疫证的防治问题，单单从疫证的防治上，中医学就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二
　　
　　中医学认为天人相应、天人同构，疫证的产生是人类自身与天地大环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经》从根本上阐明了天地的五运六气对人的影响，天地人三者在疫证发病的关系详备于《素问遗篇》。中医学能够把握疫证发生的种种因素，进而掌握疫证的总规律以及每次发病的特点。
　　疫证病因乃天地之间的秽气，吴又可《温疫论》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但吴氏之意，并不是要在中医学体系之外寻找病因和治疗方法。疫证当然非单纯的六淫为患，但又不能离开六淫。清代医家 “四时不正之气，及方土异气，病人秽气，感而成病，则为瘟疫。”喻嘉言《尚论篇》曰：“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热湿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
　　疫证传化规律，陈修园说：“虽有从经络入、从口鼻入之分，而见证亦以六经为据，与伤寒同。”“人在气交之中，呼吸吐纳，清浊混淆，中其毒者，率由口鼻入，……口鼻受邪直干肺胃，稽留气道，蕴蓄躯壳，病发为疫。……疫病邪自中作，或出而三阴三阳之经，或入而三阳之府、三阴之藏，听邪气之出入以为出入。而邪气之出入，又每随人元气之厚薄、藏府之寒热以为传化。医者当随邪气之传化以施治。”（《疫证治例》）
　　疫证的防治，“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尚论篇》）
　　2003年4月，笔者有机会在隔离病房用中医直接为SARS病人诊治，取得了一定效果，经治15例病人无一死亡，轻者痊愈，重者好转。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体会和感想。
　　“SARS”、“非典”都是西医的名词，在中医看来，此病当然属于“疫证”。重温经典，复习中医五运六气理论，发现《黄帝内经·史六元正纪大论篇》说：“凡此太阴司天之政……二之气（阳历3至5月），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瘟疠大行，远近咸若。”而2003年正是太阴湿土司天。通过临床观察、再结合气候、地理等，结论是：此次疫证为湿热疫，气郁易染、传变迅速、易壅滞气机、主伤肺脏。
　　何以北方地区湿热为患？除了今年太阴湿土司天外，还有天地之大运使然。北京名医孔伯华老先生说：“数十年来，阅历所见，病人中湿邪兼热致病者，十常八九，……”“湿热何其如此之多，殆天地之气运使然欤？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弥盛，亦或有之，故辛温滋腻之品，用之在所必慎。抑‘世态民居有变’，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火热交并之体，湿从阳化使然欤？尝究心此道。”
　　笔者所见三十余病人，湿热秽邪主要从口鼻而直入肺经。
　　肺经郁热，湿阻气机。如果湿热并未合邪，只是热邪挟湿伤人，多表现为：发热、微恶寒，微汗出，咽痛、口干或口粘，干咳或有胸闷，或有纳呆、大便不爽等。舌红苔白腻，脉浮兼濡。宜辛凉解表、清热化湿。可用银翘散加藿香、佩兰、白茅根等。
　　如果湿热已经合邪，多表现为：午后发热、少有恶寒，头身沉重疼痛、口粘不渴，干咳、胸闷，纳呆、大便溏滞不爽等。舌红苔白厚腻，脉弦细濡或沉细。热为阳邪，湿为阴邪，二者如油入面、难分难解。《温病条辨》说此证极像阴虚证，但是有三禁：汗、下、润。当治以宣上畅中渗下之法。三仁汤加减。
　　以上属轻证，正确用药后，多能转愈，不会出现以下重证。
　　如果湿热留连气分者，会出现高热不退、午后为甚，身体困重，舌红苔黄腻，脉多沉细数，用甘露消毒丹加减效佳。清代温病学大家王孟英说：“此治湿温时疫之主方也。……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是暑湿热疫之邪尚在气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温热经纬》）
　　所见极重证，多为湿热痰邪壅阻于肺，肺气郁闭，失于宣降，而成肺痹。多出现：胸闷胸痛，喘憋严重，干咳、痰难出，神疲乏力，舌红苔黄厚腻，脉多沉细数。不治恶化预后极差，死亡病例多是由此致死。《温病条辨上焦篇》曰：“太阴湿温喘促者，千金苇茎汤加杏仁、滑石主之。”方用：芦根15G、薏苡仁15G、桃仁6G、冬瓜子6G、杏仁9G、滑石9G，可以加入藿佩、郁金等。服之多能转危为安。机理为何？“邹氏续疏云，苇茎形如肺管，甘凉清肺，且有节之物生于水中，能不为津液阂隔者。于津液之阂隔而生患害者，由能使之通行。薏苡色白味淡，气凉性降，秉秋金之全体，养肺气以肃清。凡湿热之邪客于肺者，非此不能为功也。瓜瓣即冬瓜子，冬瓜子依于瓤内，瓤易溃烂子不能，则其能于腐败之中自全生气；即善于气血凝败之中，全人生气，故善治腹内结聚诸痈，而涤脓血浊痰也。桃仁入血分而通气。合而成剂，不仅为肺痈之妙药，竟可疗肺痹之危疴。”（《温热经纬》）
　　当然，上述只是疾病传变当中的常见证候；实际上，由于病人体质、各种治疗的影响，会出现种种变证，应该“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伤寒论》）
　　如李某某，男，40岁，发病后发热不显，纳呆、恶心、胃痛、便溏，乃因素体脾胃虚弱，疫邪寒化，盘踞中焦。藿香正气散加减而愈。
　　傅某某，女，40岁，过用寒凉，腹泻日七八次，喘憋脉促。《伤寒论》曰：“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依法治之好转。
　　一部份病人出现痰涕中带血，察其舌脉症状，病邪尚未真正传至营血分，只需前方去辛温易动血之品，稍加凉血之品即可。
　　要注意的是：
　　不可滥用补益。湿盛时表现往往很像虚证，但本病属外感邪气，实证为主，滥用补益，闭门留寇、助长邪气；即使正虚无力抗邪，也只能少用不敛邪之品扶正。甘温壅滞、酸涩收敛绝不可用。疾病向愈，余邪清透，才有可能放手滋补。
　　寒凉之品不可轻易重用。湿为阴邪，本来容易导致气机郁滞；再重用寒凉，寒主收引凝滞，气机更加郁滞，不但邪气不易外达，而且容易迫邪入里。“在卫汗之可也”（《温热论》），初起尤其应注意。
　　“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病证多在上焦，药味、药量要体现“轻”，不可药过病所。
　　疾病发作期，邪气易动血，慎用活血药。
　　
　　三
　　
　　经过这次实践，重温经典和中医防疫史，先贤们无一不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严格遵循中医学传统理论，又根据时代特点，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灵活运用，才取效如神。
　　广东的经验、北京等地的临床实践以及笔者个人的肤浅体会也都证明了：遵循中医学传统理论才会有疗效，违背中医学的基本原则、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就会受到“惩罚”。这也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中医理论反映了客观事实，是真理，是科学，必须遵守。
　　既然纯正的中医能够治疗烈性传染病不容置疑，今天的“非典”并不是最为严重的疫证，何以并未出现令人满意的局面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再好的医学也要通过医生去施行。当今中医界后继乏人已经是众所周知，人才的问题主要不在数量上，关键是内在质量。到底有多少中青年中医大夫能够遵循中医学的规律，学习、研究医学理论，并且用之实践，治病救人？临床实践中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某一些中医大夫根据西医理论开中药。中西医结合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在仍在摸索中；现阶段，中西医并行、合作都是可行的。但是要认识到：西医是现代西方科学的分支；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份。二者都是科学，但是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有机的结合是非常不容易的，而简单的拼凑是两失之道。例如，“非典”是病毒所致，能够减低人体免疫力，所以重用清热解毒的中药抗病毒，及甘温或酸涩补益的中药提高人体免疫力，看似有理。实际上，中药成份复杂，西医尚无法完全解释其药理，所以无法支持上述做法。从中医学角度，正好触犯了湿热疫治疗的两条大忌（如上所述），更是违背了基本的制方原则，其疗效可想而知！
　　令人欣慰的是，中医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在“非典”面前毫不畏惧，严格遵循中医学传统理论，默默无闻地救治着一个个患者。他们是中医的希望。
　　此次“非典”的前前后后，集中暴露了医学界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应该值得有关人士反思。从长远的角度看，在推动西医、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同时，是不是应当留给纯正的中医学一片自由发展的空间，这涉及到教育、科研、临床各个方面，积重难返。但这关系到亿万苍生的福祗，亡羊补牢，未为迟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