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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类节目如何创新？以具有文化典型性的典籍为表现对象，采用陌生化的叙事方式完成古今对话，基于多元空间为观众营造出沉浸式体验的效果，同时通过构建敬拜仪式激起观众的文化共鸣和文化自信，达成寓教于乐与文化传播的目的，是《典籍里的中国》给出的回答。这为我国电视娱乐形式和内容的民族化建构提供了新参考。
关键词：文化类节目；创新；《典籍里的中国》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0-0054-02
一、行业现状：市场在细分？得与失并存
（一）网络综艺抢滩市场？娱乐至上特征明显
当前，以腾讯、爱奇艺、优酷等为主的头部视频网站的自制综艺主要围绕偶像选秀、明星竞演、脱口秀等展开，类别多样，用户卷入度高。有统计显示，2018年上线的网综数量为123档，2019年为149档，2020年约为145档[1]。网综在制作数量、话题引导、商业收益等方面快速发展，影响力日益扩大。
但当下网络综艺节目组炒作选手绯闻、挑动族群对立等“流量至上”的操作屡见不鲜，还有不少青年用户不惜通过刷数据、拉踩诬陷等推自家偶像出道，将互联网生态弄得乌烟瘴气，多年前在电视荧幕上的“娱乐至死”风潮正在转移至互联网。
（二）电视综艺力求突破？文化节目获得关注
从山寨或大量购买海外节目模式版权到具有本土意识地进行原创节目研发，从“唯收视率论”使大量娱乐节目充斥电视屏幕到坚持社会、文化与商业效益并重，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历经30多年的发展，在一次次的成功、迷茫、转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从2013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开始，由央视掀起的文化节目风潮使原本较为冷门的文化题材在综艺舞台上备受关注。据统计[2]，2018年网台播出的文化类节目数量为59档，2019年为56档，2020年上半年为29档，整体处于高位水平。
但随着文化类节目的走红，同质化浪潮又扑面而来。以诗词为例，自此节目模式和类型受市场关注后，《向上吧！诗词》《唐诗风云会》等“孪生兄弟”纷纷出现。文化类节目如何守正创新，将特点做到极点，成为摆在每位综艺研发者面前的必答题。
二、陌生化叙事：复刻历史的古今对话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强调：“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陌生化的创作手法以挑战大众既有认知体系的方式获得反差感，“规模与数量的差异并不能产生真正的陌生化效果，差异性的本质是追求独特性”[3]。“古今对话”是《典籍里的中国》叙事上的最大特点，将看似不可能跨越的时间鸿沟通过戏剧表演的手段艺术化地弥合起来，完成了跨时空对话。节目中，这种反差叙事有两个方面的切入点。
第一，撒贝宁与典籍关联人的对话。节目的推进方式类似于电影的交叉蒙太奇，由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带着“典籍是如何产生的”“典籍的问世和典籍关联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等问题穿越到历史现场。在第3期《史记》的开场，司马迁外孙杨恽在背《太史公书》，撒贝宁流畅地接过话题，使二者产生关联，而后，杨恽带撒贝宁回家，见到司马迁，故事开始。
同时，在关键性事件中，撒贝宁或作为旁白存在，或作为剧情推动者引出接下来的事件，或联系当下作注。如在《天工开物》这一期中，宋应星和袁隆平在谈及自己的农业理想时，撒贝宁联系现实补充道：“从2018年开始，中国把‘秋分’这一天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其以农业之名，联系古今，强调了农业生产在我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增强了节目的现实意义。
第二，当代人与典籍关联人的对话。对典籍关联人而言，他们也有疑问，如“自己创作或守护的典籍被后世接受吗？”“有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在节目后段，撒贝宁会引领各位典籍关联人以穿越的方式来到当代，参观人们的生活场景，直观地告诉他们所守护的典籍在后世的传承情况，完成又一次的古今对话。在第二次的古今对话中，对话的当代人一方从撒贝宁扩展到其他群体。例如，第2期的《天工开物》中，一生致力于农业与手工业研究的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撒贝宁的引导下来到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试验田里，和同样致力于实现“禾下乘凉梦”的袁老完成了跨时空的握手与交流。
典籍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关联，为节目里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赋予了可能的合理性。典籍关联人和后世人的跨时空交流，更体现出了古今交汇的陌生化特点，给观众带来了新的体验。
三、多元空间：沉浸体验的形式依托
《典籍里的中国》的艺术顾问是话剧导演田沁鑫，节目空间设计上体现出浓浓的田氏“开放性的多元空间”风格，即戏剧涵盖“过去空间，现实空间，回忆空间，超现实空间，心理空间等多种空间模式，且不同剧情空间在舞台上通常以并置且兼容的形式同时展示”[4]。
节目将传统一对一的舞台和观众席的空间关系解构为四对一的关系，分离出了4个表演空间，分別是一号主舞台，主要承担当期典籍或关联人物重大事件的演绎功能；二号舞台是典籍关联人的书房，讲述当期典籍关联人和典籍间的个人故事；有上下两层的三号舞台是旁支事件的表演地，通过对其他事件展开演绎，典籍关联人的形象与典籍故事的戏剧效果得到更充分的扩展；最后的甬道则作转场连接之用。
重大事件、旁支事件、个人故事的叙事线索交替发生在4个交互空间中，以空间切划时间，在丰富了戏剧呈现方式之余，也提升了古今对话的节目效果。例如，《史记》一期中有一个桥段是司马迁在被问及创作缘由时回忆起当年父亲司马谈弥留之际对他的嘱托，此时，舞台中间的甬道上老年和中年司马迁被艺术化地并置在一起，司马谈则身处三号台下层书房，形成了看似同时空对话，但两个状态的司马迁却相互平行的新奇的戏剧效果。
四、构筑仪式：唤醒文化认同与归属
仪式通常被界定为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通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的群体和文化中的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5]。文化节目的最终诉求是激活观众的文化认知，而通过仪式更能激起观众的文化感触，强化其文化共鸣。《典籍里的中国》中就专门设计了当代人对典籍关联人的敬拜仪式，以此完成了当代人对典籍、先哲和中华文明的致敬。 仪式固定发生在第四舞台甬道上，在主线故事演绎临近结束时，撒贝宁会和典籍关联人介绍他所创作或守护的典籍在当代的传承情况，以慰藉先贤。在仪式最高潮，即节目最后的两分钟，先贤会缓步走过寓意时光隧道的甬道，在行进过程中，先贤都停顿一小会儿，回眸刚才穿越来的当代场景，撒贝宁则会再次鞠躬，行拱手礼，向先贤表达敬意。而先贤们在看到典籍如今得到较好的传承与传播时，也会感慨万千，同礼回敬。就在这种以肢体动作为主的敬拜与回敬中，双方都无须多言，观众或流泪、或鼓掌，以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敬意，在完成仪式的同时，也完成了典籍文化和人物精神的传播。
五、创新启示：精耕节目内容？贴近大众表达
（一）充分挖掘民族文化资源
《典籍里的中国》表现对象明确，以对中华文明有深刻影响的几部典籍为依托展开演绎与解读，以内容的精准性提升传播效果的聚合度。同时，央视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播上也颇有心得。以该节目为例，无论是《尚书》还是《天工开物》，这些典籍得以流传至今，都和各自典籍关联人的保护密不可分，这种人与典籍的互动关系，展现出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坚毅、忠诚、责任等优秀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借由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传播方式，对生涩的典籍进行创新性表达，是《典籍里的中国》的最大实践价值。
（二）形式与内容的恰当结合
易感易知易懂是大众娱乐的特点，结合文化题材进行电视娱乐节目制作时，需要注意傳播形式。节目组没有直接套用另一个爆款综艺《故事里的中国》的叙事方式，而是在保留戏剧表演形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跨时空维度，形成了间离效果，完成了创新。此外，在古今对话中，节目能围绕典籍和典籍关联人的真实历史和故事展开演绎，没有为了娱乐效果而胡编乱造。作为央视文化类节目矩阵的又一力作，《典籍里的中国》做到了守正创新，为我国电视娱乐形式和内容的民族化[6]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六、结语
文化性与娱乐性如何兼得，是文化类节目在研发和制作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通过表演再现文化历史场景，《典籍里的中国》并不是首创，但它的新意在于以穿越剧的模式搭建了当代人与古代人对话的空间，形成了陌生且新奇的体验，完成了娱乐性的演绎。同时，围绕当期典籍，专业演员、导演和编剧会进行戏剧编排，并由专家学者给出专业解读，确保了节目文化性的含量，综合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实践。
参考文献：
[1] 2020年中国网络综艺行业热点及平台发展分析报告[EB/OL]. 搜狐网，https：//www.sohu.com/ a/412636012_533924，2020-08-11.
[2] 文化类节目爆发第四年，从量变到质变[EB/OL].传媒头条，http：//www.cm3721.com/kuaixun/15545. html，2020-10-24.
[3] 杨乘虎.电视节目创新的路径与模式——中国电视节目创新问题研究之三[J].现代传播，2012（06）：59-64.
[4] 高淑敏.走进她的时空——田沁鑫戏剧时空艺术探析[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4.
[5]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6] 赖黎捷.媒体奇观视域下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转型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191.
作者简介：陈沐（1992—），男，广西都安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周睿（1994—），女，安徽铜陵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关键词：文化类节目；创新；《典籍里的中国》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0-0054-02
一、行业现状：市场在细分？得与失并存
（一）网络综艺抢滩市场？娱乐至上特征明显
当前，以腾讯、爱奇艺、优酷等为主的头部视频网站的自制综艺主要围绕偶像选秀、明星竞演、脱口秀等展开，类别多样，用户卷入度高。有统计显示，2018年上线的网综数量为123档，2019年为149档，2020年约为145档[1]。网综在制作数量、话题引导、商业收益等方面快速发展，影响力日益扩大。
但当下网络综艺节目组炒作选手绯闻、挑动族群对立等“流量至上”的操作屡见不鲜，还有不少青年用户不惜通过刷数据、拉踩诬陷等推自家偶像出道，将互联网生态弄得乌烟瘴气，多年前在电视荧幕上的“娱乐至死”风潮正在转移至互联网。
（二）电视综艺力求突破？文化节目获得关注
从山寨或大量购买海外节目模式版权到具有本土意识地进行原创节目研发，从“唯收视率论”使大量娱乐节目充斥电视屏幕到坚持社会、文化与商业效益并重，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历经30多年的发展，在一次次的成功、迷茫、转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从2013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开始，由央视掀起的文化节目风潮使原本较为冷门的文化题材在综艺舞台上备受关注。据统计[2]，2018年网台播出的文化类节目数量为59档，2019年为56档，2020年上半年为29档，整体处于高位水平。
但随着文化类节目的走红，同质化浪潮又扑面而来。以诗词为例，自此节目模式和类型受市场关注后，《向上吧！诗词》《唐诗风云会》等“孪生兄弟”纷纷出现。文化类节目如何守正创新，将特点做到极点，成为摆在每位综艺研发者面前的必答题。
二、陌生化叙事：复刻历史的古今对话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强调：“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陌生化的创作手法以挑战大众既有认知体系的方式获得反差感，“规模与数量的差异并不能产生真正的陌生化效果，差异性的本质是追求独特性”[3]。“古今对话”是《典籍里的中国》叙事上的最大特点，将看似不可能跨越的时间鸿沟通过戏剧表演的手段艺术化地弥合起来，完成了跨时空对话。节目中，这种反差叙事有两个方面的切入点。
第一，撒贝宁与典籍关联人的对话。节目的推进方式类似于电影的交叉蒙太奇，由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带着“典籍是如何产生的”“典籍的问世和典籍关联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等问题穿越到历史现场。在第3期《史记》的开场，司马迁外孙杨恽在背《太史公书》，撒贝宁流畅地接过话题，使二者产生关联，而后，杨恽带撒贝宁回家，见到司马迁，故事开始。
同时，在关键性事件中，撒贝宁或作为旁白存在，或作为剧情推动者引出接下来的事件，或联系当下作注。如在《天工开物》这一期中，宋应星和袁隆平在谈及自己的农业理想时，撒贝宁联系现实补充道：“从2018年开始，中国把‘秋分’这一天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其以农业之名，联系古今，强调了农业生产在我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增强了节目的现实意义。
第二，当代人与典籍关联人的对话。对典籍关联人而言，他们也有疑问，如“自己创作或守护的典籍被后世接受吗？”“有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在节目后段，撒贝宁会引领各位典籍关联人以穿越的方式来到当代，参观人们的生活场景，直观地告诉他们所守护的典籍在后世的传承情况，完成又一次的古今对话。在第二次的古今对话中，对话的当代人一方从撒贝宁扩展到其他群体。例如，第2期的《天工开物》中，一生致力于农业与手工业研究的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撒贝宁的引导下来到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试验田里，和同样致力于实现“禾下乘凉梦”的袁老完成了跨时空的握手与交流。
典籍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关联，为节目里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赋予了可能的合理性。典籍关联人和后世人的跨时空交流，更体现出了古今交汇的陌生化特点，给观众带来了新的体验。
三、多元空间：沉浸体验的形式依托
《典籍里的中国》的艺术顾问是话剧导演田沁鑫，节目空间设计上体现出浓浓的田氏“开放性的多元空间”风格，即戏剧涵盖“过去空间，现实空间，回忆空间，超现实空间，心理空间等多种空间模式，且不同剧情空间在舞台上通常以并置且兼容的形式同时展示”[4]。
节目将传统一对一的舞台和观众席的空间关系解构为四对一的关系，分离出了4个表演空间，分別是一号主舞台，主要承担当期典籍或关联人物重大事件的演绎功能；二号舞台是典籍关联人的书房，讲述当期典籍关联人和典籍间的个人故事；有上下两层的三号舞台是旁支事件的表演地，通过对其他事件展开演绎，典籍关联人的形象与典籍故事的戏剧效果得到更充分的扩展；最后的甬道则作转场连接之用。
重大事件、旁支事件、个人故事的叙事线索交替发生在4个交互空间中，以空间切划时间，在丰富了戏剧呈现方式之余，也提升了古今对话的节目效果。例如，《史记》一期中有一个桥段是司马迁在被问及创作缘由时回忆起当年父亲司马谈弥留之际对他的嘱托，此时，舞台中间的甬道上老年和中年司马迁被艺术化地并置在一起，司马谈则身处三号台下层书房，形成了看似同时空对话，但两个状态的司马迁却相互平行的新奇的戏剧效果。
四、构筑仪式：唤醒文化认同与归属
仪式通常被界定为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通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的群体和文化中的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5]。文化节目的最终诉求是激活观众的文化认知，而通过仪式更能激起观众的文化感触，强化其文化共鸣。《典籍里的中国》中就专门设计了当代人对典籍关联人的敬拜仪式，以此完成了当代人对典籍、先哲和中华文明的致敬。 仪式固定发生在第四舞台甬道上，在主线故事演绎临近结束时，撒贝宁会和典籍关联人介绍他所创作或守护的典籍在当代的传承情况，以慰藉先贤。在仪式最高潮，即节目最后的两分钟，先贤会缓步走过寓意时光隧道的甬道，在行进过程中，先贤都停顿一小会儿，回眸刚才穿越来的当代场景，撒贝宁则会再次鞠躬，行拱手礼，向先贤表达敬意。而先贤们在看到典籍如今得到较好的传承与传播时，也会感慨万千，同礼回敬。就在这种以肢体动作为主的敬拜与回敬中，双方都无须多言，观众或流泪、或鼓掌，以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敬意，在完成仪式的同时，也完成了典籍文化和人物精神的传播。
五、创新启示：精耕节目内容？贴近大众表达
（一）充分挖掘民族文化资源
《典籍里的中国》表现对象明确，以对中华文明有深刻影响的几部典籍为依托展开演绎与解读，以内容的精准性提升传播效果的聚合度。同时，央视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播上也颇有心得。以该节目为例，无论是《尚书》还是《天工开物》，这些典籍得以流传至今，都和各自典籍关联人的保护密不可分，这种人与典籍的互动关系，展现出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坚毅、忠诚、责任等优秀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借由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传播方式，对生涩的典籍进行创新性表达，是《典籍里的中国》的最大实践价值。
（二）形式与内容的恰当结合
易感易知易懂是大众娱乐的特点，结合文化题材进行电视娱乐节目制作时，需要注意傳播形式。节目组没有直接套用另一个爆款综艺《故事里的中国》的叙事方式，而是在保留戏剧表演形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跨时空维度，形成了间离效果，完成了创新。此外，在古今对话中，节目能围绕典籍和典籍关联人的真实历史和故事展开演绎，没有为了娱乐效果而胡编乱造。作为央视文化类节目矩阵的又一力作，《典籍里的中国》做到了守正创新，为我国电视娱乐形式和内容的民族化[6]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六、结语
文化性与娱乐性如何兼得，是文化类节目在研发和制作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通过表演再现文化历史场景，《典籍里的中国》并不是首创，但它的新意在于以穿越剧的模式搭建了当代人与古代人对话的空间，形成了陌生且新奇的体验，完成了娱乐性的演绎。同时，围绕当期典籍，专业演员、导演和编剧会进行戏剧编排，并由专家学者给出专业解读，确保了节目文化性的含量，综合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实践。
参考文献：
[1] 2020年中国网络综艺行业热点及平台发展分析报告[EB/OL]. 搜狐网，https：//www.sohu.com/ a/412636012_533924，2020-08-11.
[2] 文化类节目爆发第四年，从量变到质变[EB/OL].传媒头条，http：//www.cm3721.com/kuaixun/15545. html，2020-10-24.
[3] 杨乘虎.电视节目创新的路径与模式——中国电视节目创新问题研究之三[J].现代传播，2012（06）：59-64.
[4] 高淑敏.走进她的时空——田沁鑫戏剧时空艺术探析[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4.
[5]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6] 赖黎捷.媒体奇观视域下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转型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191.
作者简介：陈沐（1992—），男，广西都安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周睿（1994—），女，安徽铜陵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媒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