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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美剧《绝命毒师》上演了最终集。1个月后,纽约世界交响乐公司随即宣布将在2014年推出《绝命毒师》歌剧版的爆炸性新闻——2014年的春天,这必定是一部最值得期待的歌剧!著名专栏作家Clemency Burton-Hill写道:“我从未想过,我有一天会在有关歌剧的报道上看到关于好莱坞的报道……这不仅是将一个成功的电视故事资本化的问题,更是歌剧尝试向更广的流行文化探索的试金石。”
生存的尴尬
2014,这一年对于纽约市立歌剧院来说,本应该是高兴且值得纪念的一年——这家歌剧院本应该在今年迎来它的70周岁生日。可是,2013年10月1日,该剧院就因缺乏经费宣布破产。纽约市立歌剧院成立之初,时任纽约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迪亚就曾经称赞其为“人民的歌剧院”,首任艺术总监拉兹洛·哈拉斯给刚成立的歌剧院定下目标,要将歌剧推广到普通大众中去。将近70年的悉心经营,让纽约市立歌剧院成为已经能与大都会歌剧院比肩的、纽约最重要的歌剧演出地。可谁曾想,这座“人民的歌剧院”最终还是会被击垮。
纽约市立歌剧院这座“人民的歌剧院”的遭遇绝不是特例。在美国,就连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这样曾经日进斗金的歌剧院,也因为财政的拮据而勒紧皮带过着日子。德国歌剧院本来应该2016年到期的场地租赁合同,也因为资金不足而早在2012年就把合同提前结束了。哪怕是在把歌剧当成是一种生活常态的意大利,也有很多歌剧院面临着类似的困境。2013年11月,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也因近年来的颓废情况而被推向了关门的尴尬境地。与其有着同样命运的,还有佛罗伦萨、罗马、博洛尼亚、热那亚等城市的歌剧院。据数字显示,目前,意大利这个歌剧王国中,能够在短期内自负盈亏的歌剧院,仅仅只有3家!
世界早就开始探讨:包括了西方的歌剧、东方的戏曲在内的很多传统艺术形式,如今为何走到了这种类似的尴尬境地。其实答案很明显——人们的业余生活里,已经被太多新奇好玩又刺激的活动填满了。这些传统的故事、老套的情节,再加上一句话能唱足2分钟的慢节奏,已经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产生反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怎么能找到传统艺术的位置?
如纽约市立歌剧院那样通过低票价来吸引观众的手段并不罕见,可成效却并不显见。从业者们总是试图把传统文化推广给大众,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推的很多都是100多年前的故事了。那时的人的理念、礼教都与现代人大相径庭,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些故事早就和当下的世界疏远了。如果真要将这种传统艺术延续下去,就必须要想办法,拉近它与当今世界的关系。于是,向流行文化借题,便成了传统艺术转型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流行的植入
选择将《绝命毒师》搬上歌剧舞台,是制作方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想法。该剧在开播后即大受欢迎,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不只是那些描写冰毒制作过程的“教学片段”,更重要的还是其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在面临人生困境时,对待人性与道德的决意。也因此,这部剧成功拿下艾美奖和金球奖的剧情类最佳剧集奖。而制作方则表示——歌剧的一大特性,是能够将时间暂停,让观众最大限度地听到角色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内心独白。因此,用歌剧的形式来表现“老白”这样一个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
除了《绝命毒师》外,旧金山歌剧院最近还上演了史蒂芬·金的畅销小说《德洛丽斯·克莱伯恩》的歌剧版本。被誉为流行文化领域“国王”的史蒂芬·金的小说,也终于从影视领域成功地扩张到了古典歌剧这一传统艺术的领域。正如著名的音乐评论者马克·维斯德所说的:“这就是歌剧在这一段时间所渴求的。”
种种向流行文化王国借题的歌剧版在2013、2014年横空出世,不过都是歌剧界向当代话题倾斜这一大背景的产物,而这一趋势早在2011年,英国伦敦皇家歌剧院将一大部分的预算给了由一部关于美国风流艳星安娜·妮可·史密斯悲剧一生故事改编的《安娜·妮可》之时,就已经日益明朗化。当年,该剧刚在纽约公演,就和伦敦首演时一样观众如潮。《时代》杂志甚至将安娜·妮可这个当代人物放到可与卡门或茶花女这样的歌剧史诗性悲剧人物相提并论的地位。
《安娜·妮可》的大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曾经对“不纯正”嗤之以鼻的歌剧界人士意识到:当按部就班、小打小闹再也无法为传统的延续提供力量的时候,或许只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勇于突破,才有可能辟出一条新生之路来。当将死的纽约市立歌剧院意识到这一点,决定引进《安娜·妮可》时,可惜的是强弩之末也无法回天了。于是,《安娜·妮可》成为了纽约市立歌剧院关门前的最后一部上演歌剧。
值得一提的是,《安娜·妮可》在英国伦敦皇家歌剧院首演后,其演出录像也在电视台播出了。在很多人看来,把舞台戏剧搬上电视荧幕无疑是在拆自己的台。因为有了免费的电视节目看,谁还愿意花钱进剧场呢?
可是英国人却乐意这么做,而且也做得相当成功——歌剧、芭蕾舞剧等传统艺术的现场直播电影,已力压多部电影大片,成为英国电影院票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个看起来“很傻”的做法,其实是想要给观众传递一个理念———歌剧已经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稀罕货了,你没必要每次都西装革履、脂红粉黛地用古板的态度去面对它。现在,你完全可以捧上爆米花和可乐,躺在你家的沙发上,和它来一次轻松而惬意的现代式会面。而这样一来,歌剧才好像是真正走入了我们的生活。
年轻的选择
传统与流行的结合,自然会碰撞出些许噱头来,对于今天的歌剧界来说,改自“大热美剧”或“惊悚小说之父作品”等等字眼,也许就是它们的噱头。然后,噱头可以把观众带进剧场,但真正能把观众留在剧场里的,还要回归到作品本身去。刚刚踏上了开往流行文化之舟的歌剧界,要努力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
实际上,在纽约每天晚上上演的戏剧演出中,票房收入最高、上座率最好、连续演出场次最多的,不是歌剧也不是舞剧或话剧,而是音乐剧。如今,音乐剧市场欣欣向荣的景象让许多传统艺术门类都望洋兴叹。可是,罗马并非一天建成的,音乐剧的发展之路也有过许多的不平坦。
时光撥回1990年代初,纽约音乐剧也经历过一段阵痛期。一方面,以《猫》《悲惨世界》《剧院魅影》为代表的英国音乐剧强势崛起,乘风破浪而来,攻占了百老汇音乐剧的大半江山;美国国内以斯蒂芬·桑德海姆、约翰·堪德和弗雷德·艾博等为代表的音乐剧创作大师们步入暮年,能扛起大旗的接班人青黄不接,百老汇的音乐剧创作开始渐渐走向下坡。当时,一度痴迷音乐剧的年轻人都觉得——音乐剧已经老了。
幸亏1996年《吉屋出租》的上演,将年轻一代带回剧场。这部摇滚音乐剧描写了一群纽约的年轻艺术家,在贫穷、艾滋病与死亡的现实阴影下,仍努力生活的故事。剧中的角色们,叛逆但有想法,坚持理想又敢爱敢恨,崇尚自由平等和波希米亚主义,这不正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吗?加上摇滚音乐的渲染,让每一个角色都能唱到年轻人的心里去。而当大家看完《吉屋出租》,回家翻开场刊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该剧正是普契尼的经典歌剧《波希米亚人》的现代化改编。
《吉屋出租》之后,百老汇音乐剧像是打了一针抗氧化剂,年轻的观众涌进剧院,年轻的创作者们也不断涌现。近两年来,音乐剧早已走在了向流行文化借题的前沿。嗅觉敏锐的创作者们一一将《圣诞精灵》《修女也疯狂》等热门电影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刚刚过去的2013年更是被调侃为电影“音乐剧化”井喷的一年,而2014年的音乐剧的大趋势也被专家们冠以“从大银幕搬到现场和台上”来进行总结与宣传。
即使在“电影音乐剧化”面对着外界的质疑声音时,业界也没有退缩,就如音乐人、制片人门肯所表示的:“人们会说,‘我的天啊,什么都是从电影中拿过来的,这真是没有创造性’,但我却坚持认为它从哪里来是很重要,但制作人如何操作、如何改编,也同样重要。”
有人说,音乐剧之所以能长演不衰,源于它骨子里本就流淌着“娱乐大众”的血液,这和许多电影人在制片之初就定下几个亿的票房目标是一样的价值观。但它1990年代的这段经历和它在面对改革困境之时的坚持,或许对歌剧等传统艺术的未来是最具有借鉴意义的。
生存的尴尬
2014,这一年对于纽约市立歌剧院来说,本应该是高兴且值得纪念的一年——这家歌剧院本应该在今年迎来它的70周岁生日。可是,2013年10月1日,该剧院就因缺乏经费宣布破产。纽约市立歌剧院成立之初,时任纽约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迪亚就曾经称赞其为“人民的歌剧院”,首任艺术总监拉兹洛·哈拉斯给刚成立的歌剧院定下目标,要将歌剧推广到普通大众中去。将近70年的悉心经营,让纽约市立歌剧院成为已经能与大都会歌剧院比肩的、纽约最重要的歌剧演出地。可谁曾想,这座“人民的歌剧院”最终还是会被击垮。
纽约市立歌剧院这座“人民的歌剧院”的遭遇绝不是特例。在美国,就连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这样曾经日进斗金的歌剧院,也因为财政的拮据而勒紧皮带过着日子。德国歌剧院本来应该2016年到期的场地租赁合同,也因为资金不足而早在2012年就把合同提前结束了。哪怕是在把歌剧当成是一种生活常态的意大利,也有很多歌剧院面临着类似的困境。2013年11月,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也因近年来的颓废情况而被推向了关门的尴尬境地。与其有着同样命运的,还有佛罗伦萨、罗马、博洛尼亚、热那亚等城市的歌剧院。据数字显示,目前,意大利这个歌剧王国中,能够在短期内自负盈亏的歌剧院,仅仅只有3家!
世界早就开始探讨:包括了西方的歌剧、东方的戏曲在内的很多传统艺术形式,如今为何走到了这种类似的尴尬境地。其实答案很明显——人们的业余生活里,已经被太多新奇好玩又刺激的活动填满了。这些传统的故事、老套的情节,再加上一句话能唱足2分钟的慢节奏,已经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产生反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怎么能找到传统艺术的位置?
如纽约市立歌剧院那样通过低票价来吸引观众的手段并不罕见,可成效却并不显见。从业者们总是试图把传统文化推广给大众,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推的很多都是100多年前的故事了。那时的人的理念、礼教都与现代人大相径庭,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些故事早就和当下的世界疏远了。如果真要将这种传统艺术延续下去,就必须要想办法,拉近它与当今世界的关系。于是,向流行文化借题,便成了传统艺术转型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流行的植入
选择将《绝命毒师》搬上歌剧舞台,是制作方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想法。该剧在开播后即大受欢迎,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不只是那些描写冰毒制作过程的“教学片段”,更重要的还是其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在面临人生困境时,对待人性与道德的决意。也因此,这部剧成功拿下艾美奖和金球奖的剧情类最佳剧集奖。而制作方则表示——歌剧的一大特性,是能够将时间暂停,让观众最大限度地听到角色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内心独白。因此,用歌剧的形式来表现“老白”这样一个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
除了《绝命毒师》外,旧金山歌剧院最近还上演了史蒂芬·金的畅销小说《德洛丽斯·克莱伯恩》的歌剧版本。被誉为流行文化领域“国王”的史蒂芬·金的小说,也终于从影视领域成功地扩张到了古典歌剧这一传统艺术的领域。正如著名的音乐评论者马克·维斯德所说的:“这就是歌剧在这一段时间所渴求的。”
种种向流行文化王国借题的歌剧版在2013、2014年横空出世,不过都是歌剧界向当代话题倾斜这一大背景的产物,而这一趋势早在2011年,英国伦敦皇家歌剧院将一大部分的预算给了由一部关于美国风流艳星安娜·妮可·史密斯悲剧一生故事改编的《安娜·妮可》之时,就已经日益明朗化。当年,该剧刚在纽约公演,就和伦敦首演时一样观众如潮。《时代》杂志甚至将安娜·妮可这个当代人物放到可与卡门或茶花女这样的歌剧史诗性悲剧人物相提并论的地位。
《安娜·妮可》的大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曾经对“不纯正”嗤之以鼻的歌剧界人士意识到:当按部就班、小打小闹再也无法为传统的延续提供力量的时候,或许只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勇于突破,才有可能辟出一条新生之路来。当将死的纽约市立歌剧院意识到这一点,决定引进《安娜·妮可》时,可惜的是强弩之末也无法回天了。于是,《安娜·妮可》成为了纽约市立歌剧院关门前的最后一部上演歌剧。
值得一提的是,《安娜·妮可》在英国伦敦皇家歌剧院首演后,其演出录像也在电视台播出了。在很多人看来,把舞台戏剧搬上电视荧幕无疑是在拆自己的台。因为有了免费的电视节目看,谁还愿意花钱进剧场呢?
可是英国人却乐意这么做,而且也做得相当成功——歌剧、芭蕾舞剧等传统艺术的现场直播电影,已力压多部电影大片,成为英国电影院票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个看起来“很傻”的做法,其实是想要给观众传递一个理念———歌剧已经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稀罕货了,你没必要每次都西装革履、脂红粉黛地用古板的态度去面对它。现在,你完全可以捧上爆米花和可乐,躺在你家的沙发上,和它来一次轻松而惬意的现代式会面。而这样一来,歌剧才好像是真正走入了我们的生活。
年轻的选择
传统与流行的结合,自然会碰撞出些许噱头来,对于今天的歌剧界来说,改自“大热美剧”或“惊悚小说之父作品”等等字眼,也许就是它们的噱头。然后,噱头可以把观众带进剧场,但真正能把观众留在剧场里的,还要回归到作品本身去。刚刚踏上了开往流行文化之舟的歌剧界,要努力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
实际上,在纽约每天晚上上演的戏剧演出中,票房收入最高、上座率最好、连续演出场次最多的,不是歌剧也不是舞剧或话剧,而是音乐剧。如今,音乐剧市场欣欣向荣的景象让许多传统艺术门类都望洋兴叹。可是,罗马并非一天建成的,音乐剧的发展之路也有过许多的不平坦。
时光撥回1990年代初,纽约音乐剧也经历过一段阵痛期。一方面,以《猫》《悲惨世界》《剧院魅影》为代表的英国音乐剧强势崛起,乘风破浪而来,攻占了百老汇音乐剧的大半江山;美国国内以斯蒂芬·桑德海姆、约翰·堪德和弗雷德·艾博等为代表的音乐剧创作大师们步入暮年,能扛起大旗的接班人青黄不接,百老汇的音乐剧创作开始渐渐走向下坡。当时,一度痴迷音乐剧的年轻人都觉得——音乐剧已经老了。
幸亏1996年《吉屋出租》的上演,将年轻一代带回剧场。这部摇滚音乐剧描写了一群纽约的年轻艺术家,在贫穷、艾滋病与死亡的现实阴影下,仍努力生活的故事。剧中的角色们,叛逆但有想法,坚持理想又敢爱敢恨,崇尚自由平等和波希米亚主义,这不正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吗?加上摇滚音乐的渲染,让每一个角色都能唱到年轻人的心里去。而当大家看完《吉屋出租》,回家翻开场刊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该剧正是普契尼的经典歌剧《波希米亚人》的现代化改编。
《吉屋出租》之后,百老汇音乐剧像是打了一针抗氧化剂,年轻的观众涌进剧院,年轻的创作者们也不断涌现。近两年来,音乐剧早已走在了向流行文化借题的前沿。嗅觉敏锐的创作者们一一将《圣诞精灵》《修女也疯狂》等热门电影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刚刚过去的2013年更是被调侃为电影“音乐剧化”井喷的一年,而2014年的音乐剧的大趋势也被专家们冠以“从大银幕搬到现场和台上”来进行总结与宣传。
即使在“电影音乐剧化”面对着外界的质疑声音时,业界也没有退缩,就如音乐人、制片人门肯所表示的:“人们会说,‘我的天啊,什么都是从电影中拿过来的,这真是没有创造性’,但我却坚持认为它从哪里来是很重要,但制作人如何操作、如何改编,也同样重要。”
有人说,音乐剧之所以能长演不衰,源于它骨子里本就流淌着“娱乐大众”的血液,这和许多电影人在制片之初就定下几个亿的票房目标是一样的价值观。但它1990年代的这段经历和它在面对改革困境之时的坚持,或许对歌剧等传统艺术的未来是最具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