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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变形计》是湖南卫视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节目，城市少年和农村少年两个群体在角色互换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一系列跨文化传播问题。对节目本身而言，媒体在面对城乡少年角色互换产生的跨文化问题应当行使怎样的社会责任？而对整个社会而言，通过研究《变形计》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带来的城乡少年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以反思和启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变形计》 跨文化传播 文化休克
从2012年1月4日起，第五季《变形计》重新开启，结合当下青少年最典型最突出问题，聚焦都市子女厌学、脆弱、暴力、物质、冷漠等“现代病”，节目希望通过城乡少年间互换七天的生活来体验不同的人生，达到改善关系、解决矛盾、收获教益的目的。正因如此，节目中选取的城市少年多为生活在大城市，家庭条件优越的富家子弟，而农村少年则是偏远山区的贫穷的孩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让城乡少年之间的互换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进而引发笔者对媒体责任、社会责任的思考，同时对近些年来“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的教育问题以思考。
一、城市与乡村：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语境，所谓语境就是传播的“背景”，是传播活动的时空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而言，文化就是传播过程中最大的语境，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带来两种不同的“语境”。
從“语境”角度而言，城市属于低语境文化，乡村属于高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是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根据语境在文化中的突出倾向所提出的一对概念。在高语境文化中，传播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语境而不是可见的语义符号，因而传播是含蓄而模糊的，注重“意会”。与此相反，在低语境环境中，传播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语义符号，语境对传播的意义并不明显，因而传播是直接而明确的，注重“言传”。①当高语境文化遇到低语境文化，由此即产生跨文化传播问题。城市与乡村，不同的语境构成了两者进行交流时的隔阂与障碍。
在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沟通问题一直存在：初到乡村或是城市，总是伴随着种种生活上、价值观上的不适与冲突。诚然，社会的不断进步，大众媒体的不断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根植于其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的差别依旧存在。
也正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着城市与乡村少年的成长。城市少年带有属于城市的个性张扬，农村少年则更多的带有淳朴和腼腆。当城市少年来到乡村，乡村少年来到城市，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了解城乡少年之间交流时的文化差异对于研究他们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变形计》：城乡少年间的跨文化传播
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轻松顺利，传播是自然的，不易察觉的。但一旦进入跨文化传播的情境，传播得以进行的符号组合、规范、意义之间存在的差别使得交流变得不顺畅，传播障碍表现得突出而明显。城市少年不懂一头牛对于山里人的重要性，农村少年也不适应城里的父母给自己买一件衣服的钱就是自己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城市少年不习惯没有牙膏的刷牙，忍受不了几天不洗头；农村少年也不明白城里人怎么就舍得用抵得上自家一年收入的手机。
《变形计》以直观的形式让社会大众看到了城乡之间文化的差异，参与节目的双方在七天之中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现以《变形计》第五季第一期《少年何愁》为例作具体的分析。
这期“变形”的城市主人公是来自深圳的富家子弟易虎臣，农村主人公则是来自云南思茅的山村小子吴宗宏。大都市深圳与小山村思茅之间的天壤之别也使得在这两个男孩身上被打上了属于他们各自环境的“烙印”。易虎臣是典型的“公子哥”，任性、厌学、还是个“手机控”，和妈妈吵架、同学打架、老师顶嘴，被全班同学评为“最不受欢迎的人”；而吴宗宏懂事、孝顺、爱笑，体谅父母挣钱的不容易，一回家就帮父亲干活，班上的同学也喜欢他，可以说是班上“最受欢迎的人”。
这样的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少年来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决定其所采取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方式，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发生的碰撞让他们的“变形”之旅变得“跌宕起伏”。
易虎臣初到思茅，看到的是低矮的土房子，一间卧室居然要挤下五个人，这里的孩子在学校从来没有吃过早饭，学校没有食堂，要自己烧饭，而唯一的菜是自己从家里背来的洋瓜；吴宗宏第一次坐飞机担心自己会掉下来，城里爸爸一次给了1000块钱的“巨款”零花钱。两个孩子都感到了种种的不适应，这种心理上的不适被称为“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的概念发端于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及。他写道：“文化休克是由我们失去了所有熟悉的社会交流符号和标志所带来的焦虑引发的。这些标志和符号包括我们适应日常生活的各种方式：怎么样订购、怎样购物、何时回答、何时不回答。他们可能是言语、姿态、表情、风俗或准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会的，并且像语言和信仰一样常年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依靠这上百种符号来维持内心的平静和效率，尽管大部分的符号我们并没有意识到”②。
“文化休克”表现为从兴奋惊奇到焦虑沮丧，作为一种对于陌生文化的“不适之症”，其心理演变过程为蜜月期、沮丧期、调整期和适应期。
1、蜜月期：新的环境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兴奋阶段
从思茅到吴宗宏所在的中坡小学要走过一段几个小时的山路，城市少年易虎臣只能徒步前行，出乎意料的是他一路上都有说有笑，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学校之后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更是让他兴奋不已。而坐飞机来到深圳的吴宗宏一路上，新奇地看着城市的高楼大厦。
2、沮丧期：人们对异文化熟悉之后，心理上的兴奋消失的阶段
爱美的易虎臣发现几天不能洗澡，早上起来发现被虱子叮得满身的包，晚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聚在一起聊天之后开始变得沮丧，单调而枯燥的生活让他开始怀念城市。而另一边，吴宗宏拗不过城里妹妹的恳求，用城里爸爸给的一千块钱零用钱和妹妹拍了写真之后开始痛哭，这一千块钱带给他心理上的冲击使得他情绪激动，对跟拍的记者大喊大叫，面对镜头出现了情绪崩溃。 3、调整期：人们对异文化努力适应的阶段
易虎臣慢慢适应乡村的生活，会帮着吴爸爸一起上山采松脂，帮弟弟妹妹背着洋瓜去学校；而吴宗宏也慢慢喜欢上城市的生活，从原本的腼腆到能够和城里爸爸像朋友一般聊天，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还担任了班干部。
4、适应期：是指人们经过调整，逐渐认同或接受了这一文化的阶段
两个少年从“变形”开始的顾虑重重到基本能够适应新的生活。易虎臣与中坡小学的一个叫“小黑”的同学成为好朋友，小黑生病了，会体贴的煮好粥；吴宗宏在城市也通过爸爸找了份工作挣钱，给家人买了礼物。
在经过“文化休克”的整个过程之后，“变形”之旅也即将结束。纵观整个节目，虽然以收获教益为主要目的，但是也可以发现节目都以叛逆问题较重的城市孩子作为重点，交换过程中，城市孩子仿佛得到更多。诸如易虎臣、李耐阅等，他们体验了艰苦的生活，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再次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时，他们更加容易获得对生活直接的感悟，因为一部“苹果”手机而答应参加节目的易虎臣在“变形”之后自己主动放弃原本自己提的要求，李耐阅也从一名问题少女变成了认真学习的学生。
那么，“变形”带给这些农村少年的又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衬托出城市问题少年的转变吗？带给社会的又是什么，仅仅是一档角色互换的真人秀节目，以丰富电视节目的类型，娱乐大众吗？相比之下农村孩子吴宗宏、罗珍、胡若男等，他们吃苦耐劳、懂事好学，本就是懂得生活的艰辛。农村少年在“变形”之后发生的变化为节目所忽略。
在《变形计》中我们看到的是大众媒体不可避免的带有城市文化的印记，没有从一个平等的视角去关注城乡少年间的互换体验，忽略了农村少年所面对的问题。
三、思考：“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学之间的相处
放眼整个社会，这样的跨文化传播并不只是通过互换才得以突出，更加常见的是在城市入学的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同学之间的相处。在同样存在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一个班集体中，“报团”现象尤为明显，来自农村的学生大部分一起玩，而城市的同学很大一部分甚至不愿意与农村同学一起，当问其为什么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玩不到一起，没有共同话题”。老师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也往往简单地教育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根源：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跨文化传播。
农村孩子来到城市，种种的不适应使他们产生的自卑感，与城里的孩子缺乏共同的爱好，从而被孤立；而城里的孩子往往带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的时候甚至歧视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解决好跨文化传播问题，对于“农民工”子女与同学融洽相处，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文化是强势文化，相对而言，农村文化是弱势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必然会存在“文化势差”的问题，也必然会在沟通交流中会产生文化冲突。③大众媒体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两者都有兼顾，特别是对于弱势的农村文化的关注。在比较贫穷的农村通过电视、广播等了解城市的同时，也应该让城市中的人们通过媒体更多的了解农村生活，农村特有的风俗人情及其文化。通过了解对方的生活，对方的文化环境，在相处之中才能消除隔阂。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5
②K.Oberg，“Culture shock：adju-
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s”，in：Prctical Anthropology，1960（7）
③趙晶晶，《中国城乡跨文化传播适应性分析》[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作者：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字】《变形计》 跨文化传播 文化休克
从2012年1月4日起，第五季《变形计》重新开启，结合当下青少年最典型最突出问题，聚焦都市子女厌学、脆弱、暴力、物质、冷漠等“现代病”，节目希望通过城乡少年间互换七天的生活来体验不同的人生，达到改善关系、解决矛盾、收获教益的目的。正因如此，节目中选取的城市少年多为生活在大城市，家庭条件优越的富家子弟，而农村少年则是偏远山区的贫穷的孩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让城乡少年之间的互换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进而引发笔者对媒体责任、社会责任的思考，同时对近些年来“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的教育问题以思考。
一、城市与乡村：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语境，所谓语境就是传播的“背景”，是传播活动的时空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而言，文化就是传播过程中最大的语境，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带来两种不同的“语境”。
從“语境”角度而言，城市属于低语境文化，乡村属于高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是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根据语境在文化中的突出倾向所提出的一对概念。在高语境文化中，传播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语境而不是可见的语义符号，因而传播是含蓄而模糊的，注重“意会”。与此相反，在低语境环境中，传播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语义符号，语境对传播的意义并不明显，因而传播是直接而明确的，注重“言传”。①当高语境文化遇到低语境文化，由此即产生跨文化传播问题。城市与乡村，不同的语境构成了两者进行交流时的隔阂与障碍。
在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沟通问题一直存在：初到乡村或是城市，总是伴随着种种生活上、价值观上的不适与冲突。诚然，社会的不断进步，大众媒体的不断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根植于其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的差别依旧存在。
也正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着城市与乡村少年的成长。城市少年带有属于城市的个性张扬，农村少年则更多的带有淳朴和腼腆。当城市少年来到乡村，乡村少年来到城市，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了解城乡少年之间交流时的文化差异对于研究他们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变形计》：城乡少年间的跨文化传播
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轻松顺利，传播是自然的，不易察觉的。但一旦进入跨文化传播的情境，传播得以进行的符号组合、规范、意义之间存在的差别使得交流变得不顺畅，传播障碍表现得突出而明显。城市少年不懂一头牛对于山里人的重要性，农村少年也不适应城里的父母给自己买一件衣服的钱就是自己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城市少年不习惯没有牙膏的刷牙，忍受不了几天不洗头；农村少年也不明白城里人怎么就舍得用抵得上自家一年收入的手机。
《变形计》以直观的形式让社会大众看到了城乡之间文化的差异，参与节目的双方在七天之中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现以《变形计》第五季第一期《少年何愁》为例作具体的分析。
这期“变形”的城市主人公是来自深圳的富家子弟易虎臣，农村主人公则是来自云南思茅的山村小子吴宗宏。大都市深圳与小山村思茅之间的天壤之别也使得在这两个男孩身上被打上了属于他们各自环境的“烙印”。易虎臣是典型的“公子哥”，任性、厌学、还是个“手机控”，和妈妈吵架、同学打架、老师顶嘴，被全班同学评为“最不受欢迎的人”；而吴宗宏懂事、孝顺、爱笑，体谅父母挣钱的不容易，一回家就帮父亲干活，班上的同学也喜欢他，可以说是班上“最受欢迎的人”。
这样的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少年来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决定其所采取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方式，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发生的碰撞让他们的“变形”之旅变得“跌宕起伏”。
易虎臣初到思茅，看到的是低矮的土房子，一间卧室居然要挤下五个人，这里的孩子在学校从来没有吃过早饭，学校没有食堂，要自己烧饭，而唯一的菜是自己从家里背来的洋瓜；吴宗宏第一次坐飞机担心自己会掉下来，城里爸爸一次给了1000块钱的“巨款”零花钱。两个孩子都感到了种种的不适应，这种心理上的不适被称为“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的概念发端于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及。他写道：“文化休克是由我们失去了所有熟悉的社会交流符号和标志所带来的焦虑引发的。这些标志和符号包括我们适应日常生活的各种方式：怎么样订购、怎样购物、何时回答、何时不回答。他们可能是言语、姿态、表情、风俗或准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会的，并且像语言和信仰一样常年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依靠这上百种符号来维持内心的平静和效率，尽管大部分的符号我们并没有意识到”②。
“文化休克”表现为从兴奋惊奇到焦虑沮丧，作为一种对于陌生文化的“不适之症”，其心理演变过程为蜜月期、沮丧期、调整期和适应期。
1、蜜月期：新的环境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兴奋阶段
从思茅到吴宗宏所在的中坡小学要走过一段几个小时的山路，城市少年易虎臣只能徒步前行，出乎意料的是他一路上都有说有笑，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学校之后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更是让他兴奋不已。而坐飞机来到深圳的吴宗宏一路上，新奇地看着城市的高楼大厦。
2、沮丧期：人们对异文化熟悉之后，心理上的兴奋消失的阶段
爱美的易虎臣发现几天不能洗澡，早上起来发现被虱子叮得满身的包，晚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聚在一起聊天之后开始变得沮丧，单调而枯燥的生活让他开始怀念城市。而另一边，吴宗宏拗不过城里妹妹的恳求，用城里爸爸给的一千块钱零用钱和妹妹拍了写真之后开始痛哭，这一千块钱带给他心理上的冲击使得他情绪激动，对跟拍的记者大喊大叫，面对镜头出现了情绪崩溃。 3、调整期：人们对异文化努力适应的阶段
易虎臣慢慢适应乡村的生活，会帮着吴爸爸一起上山采松脂，帮弟弟妹妹背着洋瓜去学校；而吴宗宏也慢慢喜欢上城市的生活，从原本的腼腆到能够和城里爸爸像朋友一般聊天，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还担任了班干部。
4、适应期：是指人们经过调整，逐渐认同或接受了这一文化的阶段
两个少年从“变形”开始的顾虑重重到基本能够适应新的生活。易虎臣与中坡小学的一个叫“小黑”的同学成为好朋友，小黑生病了，会体贴的煮好粥；吴宗宏在城市也通过爸爸找了份工作挣钱，给家人买了礼物。
在经过“文化休克”的整个过程之后，“变形”之旅也即将结束。纵观整个节目，虽然以收获教益为主要目的，但是也可以发现节目都以叛逆问题较重的城市孩子作为重点，交换过程中，城市孩子仿佛得到更多。诸如易虎臣、李耐阅等，他们体验了艰苦的生活，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再次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时，他们更加容易获得对生活直接的感悟，因为一部“苹果”手机而答应参加节目的易虎臣在“变形”之后自己主动放弃原本自己提的要求，李耐阅也从一名问题少女变成了认真学习的学生。
那么，“变形”带给这些农村少年的又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衬托出城市问题少年的转变吗？带给社会的又是什么，仅仅是一档角色互换的真人秀节目，以丰富电视节目的类型，娱乐大众吗？相比之下农村孩子吴宗宏、罗珍、胡若男等，他们吃苦耐劳、懂事好学，本就是懂得生活的艰辛。农村少年在“变形”之后发生的变化为节目所忽略。
在《变形计》中我们看到的是大众媒体不可避免的带有城市文化的印记，没有从一个平等的视角去关注城乡少年间的互换体验，忽略了农村少年所面对的问题。
三、思考：“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学之间的相处
放眼整个社会，这样的跨文化传播并不只是通过互换才得以突出，更加常见的是在城市入学的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同学之间的相处。在同样存在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一个班集体中，“报团”现象尤为明显，来自农村的学生大部分一起玩，而城市的同学很大一部分甚至不愿意与农村同学一起，当问其为什么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玩不到一起，没有共同话题”。老师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也往往简单地教育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根源：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跨文化传播。
农村孩子来到城市，种种的不适应使他们产生的自卑感，与城里的孩子缺乏共同的爱好，从而被孤立；而城里的孩子往往带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的时候甚至歧视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解决好跨文化传播问题，对于“农民工”子女与同学融洽相处，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文化是强势文化，相对而言，农村文化是弱势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必然会存在“文化势差”的问题，也必然会在沟通交流中会产生文化冲突。③大众媒体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两者都有兼顾，特别是对于弱势的农村文化的关注。在比较贫穷的农村通过电视、广播等了解城市的同时，也应该让城市中的人们通过媒体更多的了解农村生活，农村特有的风俗人情及其文化。通过了解对方的生活，对方的文化环境，在相处之中才能消除隔阂。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5
②K.Oberg，“Culture shock：adju-
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s”，in：Prctical Anthropology，1960（7）
③趙晶晶，《中国城乡跨文化传播适应性分析》[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作者：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