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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当我们现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究竟在表达什么？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算是一件大事。说起来，节气似平并不让人陌生，这些名词常常浸染在我们的文化气氛里面；但是要很清晰地说清楚其文化含义，实际上也并非那么简单。看上去，位列“非遗”像是某种加冕，是一桩文化上的荣誉，但同时也被宣布确认为某种“遗产”，让这项荣誉本身似乎显得充满忧伤。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一段精心设计的韵文，像一串咒语，仿佛召唤出某种意义。我们可以把节气看成是一种时序的规范，和十二个月份或者十二星辰一样，作为人对于时间的某种把握的方式。而这种对时间的把握，似乎本身已经陷入自身的不确定性之中。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内，一定发生过一场异常激烈的时间争夺战——看样子，节气已在这场激战中败下阵来，以至于除了极个别情况外，我们几平看不到时间是被节气所规定的情况。唯有主体的死亡已成事实，才可确立遗产，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那么，死者何在？不难推知，一个传统自然式的天地结构在都市里早已劫尽成灰，要不是空气温度的显著变化在催促人们添减衣物，甚至连春去秋来的季节代序都会日渐走向虚无。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农耕技术的发明使得农耕节律构成了时间的主要秩序法则，而现在技术的革新使得农耕时间开始走向枯萎，二十四节气也就这样成为了历史留下的遗产。
一种诗意的存在
在这份遗产中存有着人类的时间印记，包含着人类在大地上曾经拥有的荣光。一种来自遥远往昔的诗意依旧在节气的名称边扭捏徘徊，不妨试着把“立春”“雨水”“惊蛰”“春分”等语词放在舌边默默品尝，你品出了什么滋味？节气仿佛是一种气息，来自自然时节的一种内在呼吸节律，在人们命名节气之时，就如同在自然本身之中，拥有着一个极亲和人的热切生命，这个生命和人的生命之间是相通的，于是人在自然世界里和节气相融合。节气中的每一个词都仿佛有一种独特的律动，而这种律动形成了文化中的生命自然气息。
欧阳修填过这样一首《踏莎行》，词中写道：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薜荔依墙，莓苔满地。青楼几处歌声丽。蓦然旧事上心来，无言敛皱眉山翠。
你看，这天气雨过初晴，时节正是春分。这个词像一对手臂温柔缓缓分开帘幕一样，把时间分开。此后是新的时间，而此前则是已经度过的旧时。在新的时间里，有“干花百卉”，也有“画梁新燕”“玉笼鹦鹉”，这一切属于新的时间，拥有新的幻想和梦境；然而那些属于陈旧岁月的，你唯有低下头才能看到：“薜荔依墙”“莓苔满地”，它们不再属于未来，只有在低头沉吟之际，你才能发现那些属于时间和记忆的印记，因此，“蓦然旧事上心来”，愁绪万千无言。一新一旧，新旧之间是一片无言的哀愁，再来看那句“春分天气”，分开的不只是天气，更是人情，于此可知春分二字，确实并非虚下。
更加著名的有杜牧的绝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试试看，仔细琢磨“清明”这两个字，清明世界，天清地明，日清月明，山清水明，但人间的清明世界，清明何在？抬眼望去，恰恰正是山不清水不明，雾蒙蒙烟雨深，可见这是一个阴阳交汇的时分。人间是断魂之所，要去哪里？要去酒家，在杏花开遍的地方一醉解干愁，浑忘却人间上下不分明。所以清明节要去坟头，向魂灵倾吐人间不分明，那一侧才是清明的所在。名为时节清明，实际上是古人心头的清明。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在20世纪的美国诗人艾略特那里，还能听见回响——“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说那么多，无非清明二字。
自在圆融的自然之声
二十四节气的秘密，带着语词本身所散发的诗意。这种诗意来自于大地的气息，其中预设了人自身的纯朴和本质的真实。二十四节气的说法，在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完全成型，而在古籍的原文里，二十四时不仅仅是一个天文气象的表达，更同声音有关。
“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是大寒，音比无射。”
当北斗星指向“子”这个方位的时候，便是人间冬至之时，这时的音律是“黄钟”。在这里，“黄钟”“应钟”“无射”等都表示音律上的调名，类似于如今西方调式中的C大调、D大调等。在古代的天象记载中，天文始终和音律相配。这一法则称为“候气法”，其具体的方式已经失传，但是在零散的记载中，还保留一些痕迹。大致上是将十二根长短不一的律管分别置于一处，在管口覆上植物灰，等到某个节气之交来到之时，所谓时气相感，某处相应管口的灰就会飞散，于是一个新的时节便来到。不妨想象一下，在那时节交会的时刻，由于律管长短不一，一阵低沉的黄钟之声传来，飞灰舞动，于是人们听见，这正是冬至的声音，就知道冬天来了。
“候气法”是否确实可靠，不可知，除了若干古代零星记载外，后人也没有真正将其重新实现过。但是时序节气和某个神秘的声音相关，这是古籍里记载历法的神奇之处。律和历从来并称，仿佛暗示了音乐和自然本身的内在相通。所谓律，就是“统气类物”的法则，无论是声音还是时节，都是自然之气的结果，因此，必须由某种方式将其统摄在一起。据Ⅸ汉书》表明，在大夏的西方，昆仑山的北侧，有一个叫作“解谷”的地方，取那里的竹子，拣出其中厚度均匀部分，截取其两节之间，所吹出的声音，便是“黄钟”之声，以此作为定音的准则。而这个声音，当是自然之气息所吹响的天籁之声。
自然和人间的交融
可见，当我们在说二十四节气之时，实际上唤醒的是一系列关于自然的看法和生命态度。在当下这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无比隔绝，既然人已经宣称理性为自然立法，那么自然显然不再是一个梦幻，而是形成了某种被压抑、被疏远的潛在记忆。
然而，在有关节气的时序里，那个遥远的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它不仅仅存在于历法书上对于某个时间的机械划分，还存在于人在自然中的自在圆融。天地是禀气而生，律历是禀气而成，而人在这个世界上，也必须符合阴阳之气的法则。于是，当黄钟之声传来之时，人知道该做什么了。 冰益壮，地始坼。鹚旦不鸣，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大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礼记·月令》）
这是冬至的景象，天寒地冻，朝廷上下一片黑色。这是阴阳交争的时刻，人在其中，总要禁绝自己的欲望，让自己处于安宁之中，等待阴阳二气逐渐稳定下来。现在人常说“冬令进补”，实际上，冬季的时令和古代的阴阳学说才是真正的渊源。于是，人在节气中，形成了一种人间的法则，也就是伦理式的法则。
譬如前文所提到的清明时刻，直到今天，清明扫墓依旧是残存的习俗。因为在《礼记·月令》中记载，清明之时属于“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因此，天子要去“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祖先是家族繁盛的保证，而清明时节正是阳气初生之时，播种完毕，万物生长，适合去和祖先沟通，以保佑一年的福祉。从天地之间的阴阳之理，逐渐演化成了人间的行事道德，就好像人和自然的一切总是融汇成整体的。
这种整体性在发生变化，人间世界在发生变化，时间在发生变化，关于节气的梦想也在发生变化。翻一翻手机，再过一段日子便是今年的冬至日，再抬头看一看四周，周围的众人都开始准备蛰伏禁欲了吗？并没有。世界依旧繁盛，人偏不见少，只是身上多了御寒衣物。要知道，在往昔《月令》的年代里，这个时间是要“去声色，禁嗜欲”的，鹃是一种昼夜叫不休的禽类，到了此时都停止了叫唤，在这种时候还有兴致去谈恋爱的只有一种动物：老虎。可是现在的都市里，人们的欲望猛于古代的老虎，自然的律动被城市的节奏和技术的革新所取代，时间仿佛一条冻结的河流，在任何位置都显示出类似的样子。尽管“春雨惊春”的口诀依旧挂在小学生的嘴边，但是除了作为一段空洞的知识之外，其意义在如今反而显得着落无边。这仅仅是一段对于已消逝的知识的牢记吗？还是对于那个记忆呈的世界状态的缅怀？
作为一种遗产的回归
现在，二十四节气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了，那就是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承认其作为遗产的存在，也是以某种方式直接确认了那个以“节气”作为时序的世界的死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消亡的世界以遗产的形态获得永生。当人们面对节气的时候，如同面对着庞大宏伟的古代墓碑群落，在墓碑上记载了人们昔日的生活形态，也记载了一个人和自然在“阴阳二气”中彼此协调、彼此融合的存在方式。
这些年来，中国传统的文化仿佛以各种商品的形态暗自回归，包括“节气文化”。当然，真正的回归是不可能的，技术和理性就像滔滔江水，永远不可能回到原初的位置。然而，各种以“节气”为主题的商品也陆续出现在货柜上。它们以现代的方式提醒人们目前的节气及其行事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人和自然状态的改变，但却表明人们对现在的狀态已经有所不满。一种新的梦想开始逐渐展开，其中包括某种想象中的中国传统世界，一个被构建出来的田园诗般的幻景，人们可能试图依靠这些幻景，在现代都市中建立起自己的心灵舞台。
实际上，这个心灵舞台未必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在时间的冻结中所体会到的窒息感则是无比真实的。当我们打开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其中每一条记录都像是一个久远的声音，如同一种源自自然和生命的声音，仿佛在召唤现代人的灵魂。人们能体会到精神失衡的悲哀，在历史和文化的遗产中看见了从失衡中自我疗救的可能。当人们对未来丧失信心之时，开始将目光放在久远的精神记忆之中，从而人们重新看到了节气的价值，就像在嘈杂的都市之声中，忽然间从不可知之处隐隐约约传来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其名曰黄钟。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一段精心设计的韵文，像一串咒语，仿佛召唤出某种意义。我们可以把节气看成是一种时序的规范，和十二个月份或者十二星辰一样，作为人对于时间的某种把握的方式。而这种对时间的把握，似乎本身已经陷入自身的不确定性之中。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内，一定发生过一场异常激烈的时间争夺战——看样子，节气已在这场激战中败下阵来，以至于除了极个别情况外，我们几平看不到时间是被节气所规定的情况。唯有主体的死亡已成事实，才可确立遗产，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那么，死者何在？不难推知，一个传统自然式的天地结构在都市里早已劫尽成灰，要不是空气温度的显著变化在催促人们添减衣物，甚至连春去秋来的季节代序都会日渐走向虚无。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农耕技术的发明使得农耕节律构成了时间的主要秩序法则，而现在技术的革新使得农耕时间开始走向枯萎，二十四节气也就这样成为了历史留下的遗产。
一种诗意的存在
在这份遗产中存有着人类的时间印记，包含着人类在大地上曾经拥有的荣光。一种来自遥远往昔的诗意依旧在节气的名称边扭捏徘徊，不妨试着把“立春”“雨水”“惊蛰”“春分”等语词放在舌边默默品尝，你品出了什么滋味？节气仿佛是一种气息，来自自然时节的一种内在呼吸节律，在人们命名节气之时，就如同在自然本身之中，拥有着一个极亲和人的热切生命，这个生命和人的生命之间是相通的，于是人在自然世界里和节气相融合。节气中的每一个词都仿佛有一种独特的律动，而这种律动形成了文化中的生命自然气息。
欧阳修填过这样一首《踏莎行》，词中写道：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薜荔依墙，莓苔满地。青楼几处歌声丽。蓦然旧事上心来，无言敛皱眉山翠。
你看，这天气雨过初晴，时节正是春分。这个词像一对手臂温柔缓缓分开帘幕一样，把时间分开。此后是新的时间，而此前则是已经度过的旧时。在新的时间里，有“干花百卉”，也有“画梁新燕”“玉笼鹦鹉”，这一切属于新的时间，拥有新的幻想和梦境；然而那些属于陈旧岁月的，你唯有低下头才能看到：“薜荔依墙”“莓苔满地”，它们不再属于未来，只有在低头沉吟之际，你才能发现那些属于时间和记忆的印记，因此，“蓦然旧事上心来”，愁绪万千无言。一新一旧，新旧之间是一片无言的哀愁，再来看那句“春分天气”，分开的不只是天气，更是人情，于此可知春分二字，确实并非虚下。
更加著名的有杜牧的绝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试试看，仔细琢磨“清明”这两个字，清明世界，天清地明，日清月明，山清水明，但人间的清明世界，清明何在？抬眼望去，恰恰正是山不清水不明，雾蒙蒙烟雨深，可见这是一个阴阳交汇的时分。人间是断魂之所，要去哪里？要去酒家，在杏花开遍的地方一醉解干愁，浑忘却人间上下不分明。所以清明节要去坟头，向魂灵倾吐人间不分明，那一侧才是清明的所在。名为时节清明，实际上是古人心头的清明。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在20世纪的美国诗人艾略特那里，还能听见回响——“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说那么多，无非清明二字。
自在圆融的自然之声
二十四节气的秘密，带着语词本身所散发的诗意。这种诗意来自于大地的气息，其中预设了人自身的纯朴和本质的真实。二十四节气的说法，在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完全成型，而在古籍的原文里，二十四时不仅仅是一个天文气象的表达，更同声音有关。
“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是大寒，音比无射。”
当北斗星指向“子”这个方位的时候，便是人间冬至之时，这时的音律是“黄钟”。在这里，“黄钟”“应钟”“无射”等都表示音律上的调名，类似于如今西方调式中的C大调、D大调等。在古代的天象记载中，天文始终和音律相配。这一法则称为“候气法”，其具体的方式已经失传，但是在零散的记载中，还保留一些痕迹。大致上是将十二根长短不一的律管分别置于一处，在管口覆上植物灰，等到某个节气之交来到之时，所谓时气相感，某处相应管口的灰就会飞散，于是一个新的时节便来到。不妨想象一下，在那时节交会的时刻，由于律管长短不一，一阵低沉的黄钟之声传来，飞灰舞动，于是人们听见，这正是冬至的声音，就知道冬天来了。
“候气法”是否确实可靠，不可知，除了若干古代零星记载外，后人也没有真正将其重新实现过。但是时序节气和某个神秘的声音相关，这是古籍里记载历法的神奇之处。律和历从来并称，仿佛暗示了音乐和自然本身的内在相通。所谓律，就是“统气类物”的法则，无论是声音还是时节，都是自然之气的结果，因此，必须由某种方式将其统摄在一起。据Ⅸ汉书》表明，在大夏的西方，昆仑山的北侧，有一个叫作“解谷”的地方，取那里的竹子，拣出其中厚度均匀部分，截取其两节之间，所吹出的声音，便是“黄钟”之声，以此作为定音的准则。而这个声音，当是自然之气息所吹响的天籁之声。
自然和人间的交融
可见，当我们在说二十四节气之时，实际上唤醒的是一系列关于自然的看法和生命态度。在当下这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无比隔绝，既然人已经宣称理性为自然立法，那么自然显然不再是一个梦幻，而是形成了某种被压抑、被疏远的潛在记忆。
然而，在有关节气的时序里，那个遥远的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它不仅仅存在于历法书上对于某个时间的机械划分，还存在于人在自然中的自在圆融。天地是禀气而生，律历是禀气而成，而人在这个世界上，也必须符合阴阳之气的法则。于是，当黄钟之声传来之时，人知道该做什么了。 冰益壮，地始坼。鹚旦不鸣，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大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礼记·月令》）
这是冬至的景象，天寒地冻，朝廷上下一片黑色。这是阴阳交争的时刻，人在其中，总要禁绝自己的欲望，让自己处于安宁之中，等待阴阳二气逐渐稳定下来。现在人常说“冬令进补”，实际上，冬季的时令和古代的阴阳学说才是真正的渊源。于是，人在节气中，形成了一种人间的法则，也就是伦理式的法则。
譬如前文所提到的清明时刻，直到今天，清明扫墓依旧是残存的习俗。因为在《礼记·月令》中记载，清明之时属于“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因此，天子要去“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祖先是家族繁盛的保证，而清明时节正是阳气初生之时，播种完毕，万物生长，适合去和祖先沟通，以保佑一年的福祉。从天地之间的阴阳之理，逐渐演化成了人间的行事道德，就好像人和自然的一切总是融汇成整体的。
这种整体性在发生变化，人间世界在发生变化，时间在发生变化，关于节气的梦想也在发生变化。翻一翻手机，再过一段日子便是今年的冬至日，再抬头看一看四周，周围的众人都开始准备蛰伏禁欲了吗？并没有。世界依旧繁盛，人偏不见少，只是身上多了御寒衣物。要知道，在往昔《月令》的年代里，这个时间是要“去声色，禁嗜欲”的，鹃是一种昼夜叫不休的禽类，到了此时都停止了叫唤，在这种时候还有兴致去谈恋爱的只有一种动物：老虎。可是现在的都市里，人们的欲望猛于古代的老虎，自然的律动被城市的节奏和技术的革新所取代，时间仿佛一条冻结的河流，在任何位置都显示出类似的样子。尽管“春雨惊春”的口诀依旧挂在小学生的嘴边，但是除了作为一段空洞的知识之外，其意义在如今反而显得着落无边。这仅仅是一段对于已消逝的知识的牢记吗？还是对于那个记忆呈的世界状态的缅怀？
作为一种遗产的回归
现在，二十四节气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了，那就是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承认其作为遗产的存在，也是以某种方式直接确认了那个以“节气”作为时序的世界的死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消亡的世界以遗产的形态获得永生。当人们面对节气的时候，如同面对着庞大宏伟的古代墓碑群落，在墓碑上记载了人们昔日的生活形态，也记载了一个人和自然在“阴阳二气”中彼此协调、彼此融合的存在方式。
这些年来，中国传统的文化仿佛以各种商品的形态暗自回归，包括“节气文化”。当然，真正的回归是不可能的，技术和理性就像滔滔江水，永远不可能回到原初的位置。然而，各种以“节气”为主题的商品也陆续出现在货柜上。它们以现代的方式提醒人们目前的节气及其行事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人和自然状态的改变，但却表明人们对现在的狀态已经有所不满。一种新的梦想开始逐渐展开，其中包括某种想象中的中国传统世界，一个被构建出来的田园诗般的幻景，人们可能试图依靠这些幻景，在现代都市中建立起自己的心灵舞台。
实际上，这个心灵舞台未必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在时间的冻结中所体会到的窒息感则是无比真实的。当我们打开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其中每一条记录都像是一个久远的声音，如同一种源自自然和生命的声音，仿佛在召唤现代人的灵魂。人们能体会到精神失衡的悲哀，在历史和文化的遗产中看见了从失衡中自我疗救的可能。当人们对未来丧失信心之时，开始将目光放在久远的精神记忆之中，从而人们重新看到了节气的价值，就像在嘈杂的都市之声中，忽然间从不可知之处隐隐约约传来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其名曰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