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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新正初八，忽接天津卞学洛兄电话，我以为是对我贺年片的回复，孰料得到的是他父亲卞僧老于三天前去世的讣闻。据学洛说，那天家人为老人家剃刮胡须、擦揩身体、更换内衣，几小时后即阴阳两隔，无疾而终。他走得从容安详，只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的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二○一一年他百岁诞辰纪念时，老友吴小如书联志贺：“慧得天聪矜晚节，新成年谱遂初心。”他已心无系挂，可以无怨无悔地辞别尘世了。
我与卞僧慧先生（初名质夫，后名慧新，字伯耕，笔名僧慧）交往十余年，是他晚年的一个小友。
二○○一年六月，我第一次间关远道赴天津谒见他。那时他住在位于旧街道里弄的一栋老宅子里，由长子学津一家侍奉起居。他的房间里绕室皆书，连床上也堆满了书，只留三尺宽起卧眠息。我与卞僧老促膝畅谈一下午，收获颇丰，话题主要围绕他正在编纂的《陈寅恪年谱》（以下简称《陈谱》）展开。他当时选定的中心主旨、主线脉络有二：一是陈寅恪的诗作“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认为可以作为他老师独立特行人品气质的写照；一是将老子《道德经》里的名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调换为“为学日损，为道日益”，来概括陈寅恪的学术道路和人格精神价值。“一生负气”本是陈寅恪长兄陈衡恪的一方印文，陈寅恪接过来扩展为一联。这“一生负气”的源头来自陈氏兄弟的父亲陈三立，其名诗“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足以说明他的人品气格。也许卞僧老看中的正是义宁陈氏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他为此摹刻了陈衡恪那方闲章，钤在他写的弘扬陈寅恪学术、人格的文章上。后来他确定“为学日损，为道日益”作为《陈谱》的主旨，这是后话。
卞僧老也谈了他与蒋天枢先生的交往情况。他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通过在上海工作的老同学王作求介绍与蒋先生有交集。蒋先生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年编校《陈寅恪文集》期间，顺延写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此书出版后，卞僧老给蒋先生写信，提供了一些关于陈寅恪的新材料。蒋先生是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执教时的弟子，行辈更高，两代陈门弟子从此契谊深厚。那天卞僧老给我看了蒋先生转给他的一册《事辑》，蒋先生在书的天头地脚左右空白之处写满了有待增补的内容。钢笔书法工工整整、遒劲有力，让我想起古人“心正字则正”的遗训。
第二次赴天津谒见，距上次见面仅三年，卞家竟出了一件大事，学津兄于二○○二年冬季因煤气中毒英年早逝。那天到卞宅落座后，聊天少许，即问学津在家否？已九十二岁的老人凄凉一声“学津没了”，几颗浊泪潸然而下，气氛甚是沉重。我这才醒悟为什么他二○○三年以后回信日稀，有一次电话里平静地解释说家里小孩出了点事，故回信稍迟，而我竟没有听出弦外之音。这也反映出他处变不惊的性情涵养，像古人说的“每临大事有静气”，而将大悲痛隐藏于内心深处。
第三次见卞僧老是二○○七年四月，他已从老宅迁居到次子学洛家，居住环境有所改善，身体尚可，神清气朗，只是说话比以前缓慢，发音略不连贯。这次围绕研陈所谈内容亦多，可惜我事后没有立即记录下来。现在只记得比较某哲学大师与陈寅恪的立身行事，觉得点评精彩。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陈寅恪那辈学人的形象，最初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拨“国学热”时报刊披露和同辈人相互传播吹嘘建立起来的，所谓耳食之徒，耳食不知味，比卞僧老亲见亲炙得来的印象总隔着一层。
这次在学洛家，还观赏了他从老宅搬来的少量书籍和字画。有配置古雅书柜的全套二十四史，有著名古文字学家高福曾、于省吾先后收藏过的陈三立《散原精舍诗》集，有卞僧老年轻时的知交、民国时期知名国画家陈少梅送给他的山水画，有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吴小如父亲）赠给他的篆书联“念我如君曾有几，论交故旧已无多”，有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容肇祖篆书苏东坡的一首七绝。最珍贵的是南开中学堂创办人、卞家的世交严范孙一九二一年书赠给年方九岁的卞童子质夫的一副楷书对联：“经籍纷罗汉七略，风俗醇美周二南。”只这几件藏品，就可以窥见主人精神情趣的丰富高雅。
此后二○一○年五月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举办《梁启超年谱长编》、《陈寅恪年谱长编》出版座谈会，二○一一年十月天津文史馆为卞僧老举办百岁诞辰纪念会，我都远道赴会。不过此时他已艰于言谈对答，倒是通过与他在天津社科院的老同事特别是与学洛夫妇的闲谈，了解到他在原单位的情况和卞家内情。这些外界一般不知道的背后往事，比那些刊载在报刊上的人物事迹报道更有价值。我由此加深了对卞僧老的认识与敬重：他是一个忠厚内敛，为而不争，对世故俗事不感兴趣，却视书如命，把生命托付给学问书本的人。
卞僧老的先世曾有过一段辉煌。卞氏是天津一个富足的大家族，天津著名的老字号“隆顺”商场即卞氏家族创建经营，被称为“隆顺号卞家”。族中颇有名人，名最高者为卞禹昌、卞肇新。卞禹昌是清廪膳生，庚子事变后，痛心国难，深感教育兴国的重要。一九○五年自费东渡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被任命为天津学务总董，筹设天津劝学所，并兼任学务处议员。他与林墨青主持创办的官立新式小学达十六所之多。为兴办新学奔波劳顿，积劳成疾，四十六岁即病逝。卞肇新（严范孙女婿）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理财科、美国纽约大学商科，回国后担任南开中学、新学书院、汇文中学、中西女中、培才小学等校董事，一九二○至一九三七年连任南开大学校董。此外，卞宝廉、卞世清、卞蕃昌在热心教育公益事业方面亦有声名。卞蕃昌即卞僧老的父亲，一九○八年南开中学首届毕业，北京大学堂预科肄业，留学英国。民国初年创办天津私立蒙养园，并监理本族隆顺榕药店事务。
虽然拥有这样显耀的家世背景，但卞僧老的求学道路并不顺利。他于一九二五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直隶第一模范小学，考入南开中学。一九三一年以第十九名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次年因患肺结核引发大吐血，系主任认为不宜继续在化学系学习，下半年转入历史系。一九三三年又因肺结核病复发休学两年。一九三五年九月复学，月底四十七岁的父亲去世。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离校返津，在天津车站遭日本宪兵拘捕，被囚禁二十天，在亲友营救下方得以获释。一九四六年清华大学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他去复课，一年后才获得毕业证。他的身体状况和父亲早逝影响了学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其家族到他这一辈和下一辈与他年龄相仿者，放洋留学的有十人之多。 在清华大学的几年，成为他一生难忘的重要记忆。除陈寅恪外，与梅贻琦（卞僧老父亲中学同学）、吴宓、钱穆、雷海宗也有师生关系。《吴宓日记》一九三七年有三处“卞生慧新来”的记录。一九三七年四月，他作《白云一首呈雨生师》（“雨生师”即吴宓）诗：“白云苍狗委皇天，孤愤难消忧思煎。耿耿衷怀能自谅，涓涓谗口总相牵。千秋事业须为计，百岁精强肯浪捐。终古北辰常不改，操舟坚定济危渊。”吴宓评曰：“全诗极好，五六句箴规，语意尤高而挚。”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吴宓诗集》收入这首诗（见322页），留下了师生之间永久的纪念。
我不知卞僧老解放后为何没有利用他在清华的学历和师承关系进入高校工作，而于一九五七年受聘天津史编纂室，当年即被划为“右派”分子，多次受批斗。次年，天津史编纂室并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一九七九年以该所为基础扩大为天津社科院）。由于机构变更和新任领导的保护，其“右派”身份侥幸逃过正式审批，但仍按“右派”对待，安排在图书资料室工作，长达二十余年。
一九五九年九月，吴晗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卞僧老在购旧书时发现海瑞墨迹，即购赠学长吴晗。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序言的结尾致谢。孰料此事在“文革”中竟被指为卞僧老一大罪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牛棚、农村劳动改造数年。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对“地富反坏右”处境之悲惨、身份之低贱，是不会忘却的。卞僧老在这种人所不能堪的逆境中，默默承受着巨大压力，在书海里一苇苦航。学洛说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很少管家务事，也不嗜烟酒，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书本里。在他十来岁的时候，母亲不幸去世，家务重担压在大哥学津还很稚嫩的肩膀上，他与弟弟在长兄的牵扶下懵懵懂懂地长大成人。学津在校时学业品行优秀，被同学戏称为“圣人”，高中毕业时因父亲政治问题上不了大学。他常替父亲到单位取送文稿书信，父亲的一位同事（天津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陈邦怀）很喜欢学津，让学津跟他学古文字学，后来成为父亲编纂《陈谱》和整理文案的重要助手。因此学津的猝逝，对卞家的打击之大可以想见。学津去世后，水利工程师出身的次子学洛接过照顾老父日常生活起居和文案助手的接力棒。
卞僧老背负的政治身份也给他评职称带来拖累，虽然成果丰富，但形格势禁，不能使用。延宕至一九八四年，卞僧老年逾七旬，面临退职，单位开始考虑他的职称待遇。幸赖领导和学界秉公评议，众望所归，得以越过副研究员台阶，破格评为研究员。当时卞僧老提供的成果是“文革”前定稿的《吕留良年谱长编》书稿（以下简称《吕谱》），审稿鉴定人为容肇祖、蒋天枢。蒋先生认真审阅书稿后说：“这样的水平，早就该评研究员了。”
令人感动的是，卞僧老对自己遭受的不公从不口出怨言，他天性不争不怒，温和平静，低调做人，儿女很少看到老人过度的情绪变化。这或许是他得以登寿域、享遐龄的背后原因。长寿使他完成了自己的名山事业，也谱写了一曲“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的壮美之歌。
卞僧老于一九八八年七十六岁正式退职后，仍像以前一样焚膏继晷，伏案劳作未尝稍懈。他要补救以前在专业上的损失，完成一个学者最大的心愿，一如顾炎武的那两句名诗“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终于见到了《吕谱》、《陈谱》和《天津史志研究文集》三书的出版面世。这还不是他著作的全部，他还写有明末清初文人张霖、刘继庄、齐巨山的年谱，自选诗文集和昔年上陈寅恪课的听课笔记待整理出版。听课笔记现只在《陈谱》后面附录四种，日后若将全部笔记整理出来形成专书，可与陈寅恪另外两个学生万绳楠、刘隆凯整理出版听课笔记鼎足而三，对陈学是又一个贡献。
《陈谱》是卞僧老晚年志业所系、呕心沥血的压卷之作。他九十岁后日感精力不济，且目力大减，白天举目茫茫，入夜尚能见物，不得不做眼科手术。而编写《陈谱》的重担，学界的期许，又使他放心不下，无法止步，在二○○一至二○○二年给我的信里，多次表露心迹：“弟手术尚成功，惟文思日涩，俗务日纷，老态日甚，亦无可奈何之事。”“弟近来日益衰老，行事迟钝。而诸事丛生，穷于应付。陈老谱尚须改写，至今尚未动手，心急如焚。”“人之衰老乃自然规律，本无足异，但身当之不免有所慨叹。弟身处天津，于寅师年谱可助者不多。目前仍有须探索之处，亦无法求助于人。而地方之事，亦不能不闻不问，何况四十年来游击天津地方史事为多。”“弟年来体力益弱，寅恪先生谱稿事，又须改写，进行太慢，深以不安。”“弟尚可支持，而寅老年谱，旧稿已过时不能用，正在重写。”我曾设想自己请长假，赴天津用电脑协助他编纂整理《陈谱》，弥补全靠手工作业的不足。他回信劝止婉谢。
卞僧老原本没有撰写老师年谱的计划，他之所以二十多年不遗余力地经之营之《陈谱》，说到底是为了完成老学长蒋天枢的托付，践履道义上的担当。他对陈寅恪早就无比崇敬，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在《国学论丛》、《国学周报》上获知陈寅恪的大名，又从他的中学老师、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时的弟子谢刚主、刘节、葛天民处听到不少陈寅恪事迹。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上陈寅恪的课三年，其中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因病休学，养病期间仍不断从同学处获闻陈老师讲课情形。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某日晋谒暌违十年的老师，提供治疗眼疾的药方和例证。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上海《大公报》以笔名“巨耒”发表《顾颉刚先生〈当代中国史学〉读后感》一文，认为顾颉刚的这本名著对陈寅恪的史学成就评价不到位。文中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向来研究者甚少，荆榛满目。陈先生以谨严的态度，丰赡的知识，做精深的研究，殆为斯学权威。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晋唐之史，荆榛未辟，陈先生创见甚多，后二书尤为伟制。然对著者应有稍详之介绍，对其著作亦应有更精深之论述，以便初学。”顾颉刚阅后十分重视，当即把这篇文章剪贴在日记本上，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又补记：“此文署名‘巨耒’，而篇末署‘清华明斋’，则当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中人，其所评论甚中其失，将来倘有人将此书重作，可资参考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学术界兴起“陈寅恪热”，卞僧老发表了六七篇介绍弘扬陈寅恪治学特点、思想人格、掌故珍闻的重要文章（见《陈谱》附录），为学界研究陈寅恪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
正因为卞僧老对陈寅恪有这样长久的关注和深厚的积累，所以他在接受蒋天枢的重托后，能够迅速进入角色，在自己搜集资料已很丰富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大量搜集资料，于一九九五年写成初稿，但出版却不顺利。先是某名校出版社准备出版，却将原稿大肆删削，以致面目全非。卞僧老宁可不出，也不愿毁其文稿，负罪师门，愧对学长。卞僧老二○○二年二月来函说：“陈师年谱事，主要观点已渐形成，即‘为学日损，为道日益’两句，前曾当面请教。……慧相信必能完成对蒋先生的宿诺。虽限于水平，但期问世后，能引起识者指正补充。”
约在二○○五年，天津某出版社有意出版《陈谱》，并预付了部分稿酬。不料原定责编退休，新指派的责编不同意繁体竖排，《陈谱》出版事再次搁浅。
到二○○八年，中华书局慧眼识珠，接受了出版申请，两年后顺利面世，年末被《中华读书报》编辑部评选为该年度十佳图书之一。此时卞僧老已经九十八岁高龄了。
由于陈寅恪的巨大声名，《陈谱》一经面世，研陈学界和读书界即反应热烈，评骘争鸣。对该书的价值、特色予以阐发抉示，对一些诸如文字校勘、资料征引之类的问题，有中肯的补苴罅漏，也有不了解情况的谿刻之论。作为著者本人，卞僧老对文章得失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曾用陈寅恪的一句诗“治史难逃后学嗤”琢成闲章，用以戒慎自警。比如《陈谱》没有序言，现在的小序本是跋语，排版时被本末倒置。之所以没有序言，是卞僧老认为学界已无可序《陈谱》的重量级人物。虽然自己写有《前言》，也不够格，不予使用。他对学术的严谨和对陈寅恪的尊崇，足以令后学动容。
此外，卞僧老多年居住的老宅逼仄湫隘，大量资料和文稿堆放杂乱，寻找不易，作业条件艰苦，也值得具“了解之同情”。他直到八十八岁时才享受到单位分给一间十六平方米旧房，且距离遥远，仍无法存放、使用资料。《陈谱》出版后，学洛在老宅三万多册藏书中，又找到父亲在清华上学时听陈寅恪课的笔记和一份一九三五年四月陈寅恪接受《大学新闻周报》记者采访的剪报（题目为《求专门学问应下基础功夫》），还意外地发现没有收入《吕谱》的约八万多字遗稿。
与《陈谱》二十多年才成书出版的经历相比，《吕谱》的命运更为传奇。它起始于作者一九三二年上钱穆清代学术史课时呈交的听课笔记，受到钱穆的鼓励。到一九四六年复课期间，已写成初稿，并将部分内容编为两册共六百多页的毕业论文，现清华大学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九八四年蒋天枢审阅鉴定《吕谱》后，多方推荐联系出版社，没有成功。二○○二年由吴小如推荐给中华书局，得到中国出版集团学术著作、重点图书专项补贴，得以纳入选题计划。学洛夫妇用几天时间，翻箱倒箧，找出书稿十余册，笔记、资料若干袋，但还是有遗珠之憾。《吕谱》从最初动手编写到最后梓行，竟跨越七十年光阴。
在陈寅恪众多的弟子中，卞僧老属于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的特例。他晚年自号“迟叟”，即寓“迟开的蔷薇”之意。今文星陨落，君子息焉，追忆感念他的百年人生，我以为最难得、最可贵的是他超脱荣辱、忘怀得失的高洁品性和把生命托付给学问书本的献身精神。他的修为，他那“花但能开不怨迟”“纵使飘零也从容”的襟怀气度，我们除了肃然起敬，夫复何言！
我与卞僧慧先生（初名质夫，后名慧新，字伯耕，笔名僧慧）交往十余年，是他晚年的一个小友。
二○○一年六月，我第一次间关远道赴天津谒见他。那时他住在位于旧街道里弄的一栋老宅子里，由长子学津一家侍奉起居。他的房间里绕室皆书，连床上也堆满了书，只留三尺宽起卧眠息。我与卞僧老促膝畅谈一下午，收获颇丰，话题主要围绕他正在编纂的《陈寅恪年谱》（以下简称《陈谱》）展开。他当时选定的中心主旨、主线脉络有二：一是陈寅恪的诗作“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认为可以作为他老师独立特行人品气质的写照；一是将老子《道德经》里的名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调换为“为学日损，为道日益”，来概括陈寅恪的学术道路和人格精神价值。“一生负气”本是陈寅恪长兄陈衡恪的一方印文，陈寅恪接过来扩展为一联。这“一生负气”的源头来自陈氏兄弟的父亲陈三立，其名诗“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足以说明他的人品气格。也许卞僧老看中的正是义宁陈氏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他为此摹刻了陈衡恪那方闲章，钤在他写的弘扬陈寅恪学术、人格的文章上。后来他确定“为学日损，为道日益”作为《陈谱》的主旨，这是后话。
卞僧老也谈了他与蒋天枢先生的交往情况。他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通过在上海工作的老同学王作求介绍与蒋先生有交集。蒋先生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年编校《陈寅恪文集》期间，顺延写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此书出版后，卞僧老给蒋先生写信，提供了一些关于陈寅恪的新材料。蒋先生是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执教时的弟子，行辈更高，两代陈门弟子从此契谊深厚。那天卞僧老给我看了蒋先生转给他的一册《事辑》，蒋先生在书的天头地脚左右空白之处写满了有待增补的内容。钢笔书法工工整整、遒劲有力，让我想起古人“心正字则正”的遗训。
第二次赴天津谒见，距上次见面仅三年，卞家竟出了一件大事，学津兄于二○○二年冬季因煤气中毒英年早逝。那天到卞宅落座后，聊天少许，即问学津在家否？已九十二岁的老人凄凉一声“学津没了”，几颗浊泪潸然而下，气氛甚是沉重。我这才醒悟为什么他二○○三年以后回信日稀，有一次电话里平静地解释说家里小孩出了点事，故回信稍迟，而我竟没有听出弦外之音。这也反映出他处变不惊的性情涵养，像古人说的“每临大事有静气”，而将大悲痛隐藏于内心深处。
第三次见卞僧老是二○○七年四月，他已从老宅迁居到次子学洛家，居住环境有所改善，身体尚可，神清气朗，只是说话比以前缓慢，发音略不连贯。这次围绕研陈所谈内容亦多，可惜我事后没有立即记录下来。现在只记得比较某哲学大师与陈寅恪的立身行事，觉得点评精彩。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陈寅恪那辈学人的形象，最初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拨“国学热”时报刊披露和同辈人相互传播吹嘘建立起来的，所谓耳食之徒，耳食不知味，比卞僧老亲见亲炙得来的印象总隔着一层。
这次在学洛家，还观赏了他从老宅搬来的少量书籍和字画。有配置古雅书柜的全套二十四史，有著名古文字学家高福曾、于省吾先后收藏过的陈三立《散原精舍诗》集，有卞僧老年轻时的知交、民国时期知名国画家陈少梅送给他的山水画，有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吴小如父亲）赠给他的篆书联“念我如君曾有几，论交故旧已无多”，有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容肇祖篆书苏东坡的一首七绝。最珍贵的是南开中学堂创办人、卞家的世交严范孙一九二一年书赠给年方九岁的卞童子质夫的一副楷书对联：“经籍纷罗汉七略，风俗醇美周二南。”只这几件藏品，就可以窥见主人精神情趣的丰富高雅。
此后二○一○年五月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举办《梁启超年谱长编》、《陈寅恪年谱长编》出版座谈会，二○一一年十月天津文史馆为卞僧老举办百岁诞辰纪念会，我都远道赴会。不过此时他已艰于言谈对答，倒是通过与他在天津社科院的老同事特别是与学洛夫妇的闲谈，了解到他在原单位的情况和卞家内情。这些外界一般不知道的背后往事，比那些刊载在报刊上的人物事迹报道更有价值。我由此加深了对卞僧老的认识与敬重：他是一个忠厚内敛，为而不争，对世故俗事不感兴趣，却视书如命，把生命托付给学问书本的人。
卞僧老的先世曾有过一段辉煌。卞氏是天津一个富足的大家族，天津著名的老字号“隆顺”商场即卞氏家族创建经营，被称为“隆顺号卞家”。族中颇有名人，名最高者为卞禹昌、卞肇新。卞禹昌是清廪膳生，庚子事变后，痛心国难，深感教育兴国的重要。一九○五年自费东渡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被任命为天津学务总董，筹设天津劝学所，并兼任学务处议员。他与林墨青主持创办的官立新式小学达十六所之多。为兴办新学奔波劳顿，积劳成疾，四十六岁即病逝。卞肇新（严范孙女婿）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理财科、美国纽约大学商科，回国后担任南开中学、新学书院、汇文中学、中西女中、培才小学等校董事，一九二○至一九三七年连任南开大学校董。此外，卞宝廉、卞世清、卞蕃昌在热心教育公益事业方面亦有声名。卞蕃昌即卞僧老的父亲，一九○八年南开中学首届毕业，北京大学堂预科肄业，留学英国。民国初年创办天津私立蒙养园，并监理本族隆顺榕药店事务。
虽然拥有这样显耀的家世背景，但卞僧老的求学道路并不顺利。他于一九二五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直隶第一模范小学，考入南开中学。一九三一年以第十九名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次年因患肺结核引发大吐血，系主任认为不宜继续在化学系学习，下半年转入历史系。一九三三年又因肺结核病复发休学两年。一九三五年九月复学，月底四十七岁的父亲去世。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离校返津，在天津车站遭日本宪兵拘捕，被囚禁二十天，在亲友营救下方得以获释。一九四六年清华大学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他去复课，一年后才获得毕业证。他的身体状况和父亲早逝影响了学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其家族到他这一辈和下一辈与他年龄相仿者，放洋留学的有十人之多。 在清华大学的几年，成为他一生难忘的重要记忆。除陈寅恪外，与梅贻琦（卞僧老父亲中学同学）、吴宓、钱穆、雷海宗也有师生关系。《吴宓日记》一九三七年有三处“卞生慧新来”的记录。一九三七年四月，他作《白云一首呈雨生师》（“雨生师”即吴宓）诗：“白云苍狗委皇天，孤愤难消忧思煎。耿耿衷怀能自谅，涓涓谗口总相牵。千秋事业须为计，百岁精强肯浪捐。终古北辰常不改，操舟坚定济危渊。”吴宓评曰：“全诗极好，五六句箴规，语意尤高而挚。”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吴宓诗集》收入这首诗（见322页），留下了师生之间永久的纪念。
我不知卞僧老解放后为何没有利用他在清华的学历和师承关系进入高校工作，而于一九五七年受聘天津史编纂室，当年即被划为“右派”分子，多次受批斗。次年，天津史编纂室并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一九七九年以该所为基础扩大为天津社科院）。由于机构变更和新任领导的保护，其“右派”身份侥幸逃过正式审批，但仍按“右派”对待，安排在图书资料室工作，长达二十余年。
一九五九年九月，吴晗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卞僧老在购旧书时发现海瑞墨迹，即购赠学长吴晗。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序言的结尾致谢。孰料此事在“文革”中竟被指为卞僧老一大罪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牛棚、农村劳动改造数年。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对“地富反坏右”处境之悲惨、身份之低贱，是不会忘却的。卞僧老在这种人所不能堪的逆境中，默默承受着巨大压力，在书海里一苇苦航。学洛说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很少管家务事，也不嗜烟酒，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书本里。在他十来岁的时候，母亲不幸去世，家务重担压在大哥学津还很稚嫩的肩膀上，他与弟弟在长兄的牵扶下懵懵懂懂地长大成人。学津在校时学业品行优秀，被同学戏称为“圣人”，高中毕业时因父亲政治问题上不了大学。他常替父亲到单位取送文稿书信，父亲的一位同事（天津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陈邦怀）很喜欢学津，让学津跟他学古文字学，后来成为父亲编纂《陈谱》和整理文案的重要助手。因此学津的猝逝，对卞家的打击之大可以想见。学津去世后，水利工程师出身的次子学洛接过照顾老父日常生活起居和文案助手的接力棒。
卞僧老背负的政治身份也给他评职称带来拖累，虽然成果丰富，但形格势禁，不能使用。延宕至一九八四年，卞僧老年逾七旬，面临退职，单位开始考虑他的职称待遇。幸赖领导和学界秉公评议，众望所归，得以越过副研究员台阶，破格评为研究员。当时卞僧老提供的成果是“文革”前定稿的《吕留良年谱长编》书稿（以下简称《吕谱》），审稿鉴定人为容肇祖、蒋天枢。蒋先生认真审阅书稿后说：“这样的水平，早就该评研究员了。”
令人感动的是，卞僧老对自己遭受的不公从不口出怨言，他天性不争不怒，温和平静，低调做人，儿女很少看到老人过度的情绪变化。这或许是他得以登寿域、享遐龄的背后原因。长寿使他完成了自己的名山事业，也谱写了一曲“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的壮美之歌。
卞僧老于一九八八年七十六岁正式退职后，仍像以前一样焚膏继晷，伏案劳作未尝稍懈。他要补救以前在专业上的损失，完成一个学者最大的心愿，一如顾炎武的那两句名诗“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终于见到了《吕谱》、《陈谱》和《天津史志研究文集》三书的出版面世。这还不是他著作的全部，他还写有明末清初文人张霖、刘继庄、齐巨山的年谱，自选诗文集和昔年上陈寅恪课的听课笔记待整理出版。听课笔记现只在《陈谱》后面附录四种，日后若将全部笔记整理出来形成专书，可与陈寅恪另外两个学生万绳楠、刘隆凯整理出版听课笔记鼎足而三，对陈学是又一个贡献。
《陈谱》是卞僧老晚年志业所系、呕心沥血的压卷之作。他九十岁后日感精力不济，且目力大减，白天举目茫茫，入夜尚能见物，不得不做眼科手术。而编写《陈谱》的重担，学界的期许，又使他放心不下，无法止步，在二○○一至二○○二年给我的信里，多次表露心迹：“弟手术尚成功，惟文思日涩，俗务日纷，老态日甚，亦无可奈何之事。”“弟近来日益衰老，行事迟钝。而诸事丛生，穷于应付。陈老谱尚须改写，至今尚未动手，心急如焚。”“人之衰老乃自然规律，本无足异，但身当之不免有所慨叹。弟身处天津，于寅师年谱可助者不多。目前仍有须探索之处，亦无法求助于人。而地方之事，亦不能不闻不问，何况四十年来游击天津地方史事为多。”“弟年来体力益弱，寅恪先生谱稿事，又须改写，进行太慢，深以不安。”“弟尚可支持，而寅老年谱，旧稿已过时不能用，正在重写。”我曾设想自己请长假，赴天津用电脑协助他编纂整理《陈谱》，弥补全靠手工作业的不足。他回信劝止婉谢。
卞僧老原本没有撰写老师年谱的计划，他之所以二十多年不遗余力地经之营之《陈谱》，说到底是为了完成老学长蒋天枢的托付，践履道义上的担当。他对陈寅恪早就无比崇敬，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在《国学论丛》、《国学周报》上获知陈寅恪的大名，又从他的中学老师、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时的弟子谢刚主、刘节、葛天民处听到不少陈寅恪事迹。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上陈寅恪的课三年，其中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因病休学，养病期间仍不断从同学处获闻陈老师讲课情形。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某日晋谒暌违十年的老师，提供治疗眼疾的药方和例证。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上海《大公报》以笔名“巨耒”发表《顾颉刚先生〈当代中国史学〉读后感》一文，认为顾颉刚的这本名著对陈寅恪的史学成就评价不到位。文中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向来研究者甚少，荆榛满目。陈先生以谨严的态度，丰赡的知识，做精深的研究，殆为斯学权威。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晋唐之史，荆榛未辟，陈先生创见甚多，后二书尤为伟制。然对著者应有稍详之介绍，对其著作亦应有更精深之论述，以便初学。”顾颉刚阅后十分重视，当即把这篇文章剪贴在日记本上，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又补记：“此文署名‘巨耒’，而篇末署‘清华明斋’，则当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中人，其所评论甚中其失，将来倘有人将此书重作，可资参考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学术界兴起“陈寅恪热”，卞僧老发表了六七篇介绍弘扬陈寅恪治学特点、思想人格、掌故珍闻的重要文章（见《陈谱》附录），为学界研究陈寅恪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
正因为卞僧老对陈寅恪有这样长久的关注和深厚的积累，所以他在接受蒋天枢的重托后，能够迅速进入角色，在自己搜集资料已很丰富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大量搜集资料，于一九九五年写成初稿，但出版却不顺利。先是某名校出版社准备出版，却将原稿大肆删削，以致面目全非。卞僧老宁可不出，也不愿毁其文稿，负罪师门，愧对学长。卞僧老二○○二年二月来函说：“陈师年谱事，主要观点已渐形成，即‘为学日损，为道日益’两句，前曾当面请教。……慧相信必能完成对蒋先生的宿诺。虽限于水平，但期问世后，能引起识者指正补充。”
约在二○○五年，天津某出版社有意出版《陈谱》，并预付了部分稿酬。不料原定责编退休，新指派的责编不同意繁体竖排，《陈谱》出版事再次搁浅。
到二○○八年，中华书局慧眼识珠，接受了出版申请，两年后顺利面世，年末被《中华读书报》编辑部评选为该年度十佳图书之一。此时卞僧老已经九十八岁高龄了。
由于陈寅恪的巨大声名，《陈谱》一经面世，研陈学界和读书界即反应热烈，评骘争鸣。对该书的价值、特色予以阐发抉示，对一些诸如文字校勘、资料征引之类的问题，有中肯的补苴罅漏，也有不了解情况的谿刻之论。作为著者本人，卞僧老对文章得失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曾用陈寅恪的一句诗“治史难逃后学嗤”琢成闲章，用以戒慎自警。比如《陈谱》没有序言，现在的小序本是跋语，排版时被本末倒置。之所以没有序言，是卞僧老认为学界已无可序《陈谱》的重量级人物。虽然自己写有《前言》，也不够格，不予使用。他对学术的严谨和对陈寅恪的尊崇，足以令后学动容。
此外，卞僧老多年居住的老宅逼仄湫隘，大量资料和文稿堆放杂乱，寻找不易，作业条件艰苦，也值得具“了解之同情”。他直到八十八岁时才享受到单位分给一间十六平方米旧房，且距离遥远，仍无法存放、使用资料。《陈谱》出版后，学洛在老宅三万多册藏书中，又找到父亲在清华上学时听陈寅恪课的笔记和一份一九三五年四月陈寅恪接受《大学新闻周报》记者采访的剪报（题目为《求专门学问应下基础功夫》），还意外地发现没有收入《吕谱》的约八万多字遗稿。
与《陈谱》二十多年才成书出版的经历相比，《吕谱》的命运更为传奇。它起始于作者一九三二年上钱穆清代学术史课时呈交的听课笔记，受到钱穆的鼓励。到一九四六年复课期间，已写成初稿，并将部分内容编为两册共六百多页的毕业论文，现清华大学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九八四年蒋天枢审阅鉴定《吕谱》后，多方推荐联系出版社，没有成功。二○○二年由吴小如推荐给中华书局，得到中国出版集团学术著作、重点图书专项补贴，得以纳入选题计划。学洛夫妇用几天时间，翻箱倒箧，找出书稿十余册，笔记、资料若干袋，但还是有遗珠之憾。《吕谱》从最初动手编写到最后梓行，竟跨越七十年光阴。
在陈寅恪众多的弟子中，卞僧老属于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的特例。他晚年自号“迟叟”，即寓“迟开的蔷薇”之意。今文星陨落，君子息焉，追忆感念他的百年人生，我以为最难得、最可贵的是他超脱荣辱、忘怀得失的高洁品性和把生命托付给学问书本的献身精神。他的修为，他那“花但能开不怨迟”“纵使飘零也从容”的襟怀气度，我们除了肃然起敬，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