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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偏爱古典小说、深受传统民间文化滋养的浩然，在小说创作中受到传统载道文学和民间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情结。浩然“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基层干部形象书写承袭了古典小说的“清官救世”与“批判贪官”的创作思维特征，不乏大公无私、正义凛然的形象，同时也体现了文学介入政治的伦理政治表征。
关键词：浩然小说;基层干部形象;文学传统;伦理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8-0152-03
针对浩然小说的研究以往多集中于其“十七年”时期小说的政治书写，包括探讨其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彰显。笔者认为除研究浩然的“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之外，也应该重视研究浩然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雷达的《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返观浩然的创作道路》一文评述了浩然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延续了其“十七年”时期形成的“农民本位”社会意识，对浩然的“农民本位”采取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阎浩岗的《浩然对现当代小说的独特贡献》一文指出了浩然“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对乡村基层干部形象刻画的变化，显示了整体考察浩然小说的基层干部形象书写有利于探讨浩然文学创作的政治关怀。
本文通过结合浩然“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的梳理，以浩然笔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为切入点，针对浩然在这一类人物刻画方面体现的伦理政治特征以及所延续的文学传统，探讨浩然小说的政治书写不仅是回应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如部分学者而言是“农民身份”的束缚，而且也是延续了中国文学自古至今的政治情结。
一、基层干部形象延续的古典小说特征
浩然“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大公无私的基层干部受人瞩目，但其笔下腐化变质的基层干部“马之悦”“张金发”为“蕭长春”“高大泉”的“出类拔萃”贡献了不可忽视的烘托作用;而浩然新时期的小说中腐化变质的基层干部形象显然更常见，但是大公无私的基层干部形象也屡见不鲜，而且其小说中还有一种介于上述两种基层干部形象之间的第三种基层干部，即工作上不能胜任但仍然具有为人民服务品质的基层干部，而这一类基层干部的形象可以说体现了浩然深入生活、善于观察的创作特点，现在从这三类基层干部形象开始分析：
第一类是大公无私、正义凛然的基层干部形象。这一类以《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梁海山、田雨以及《艳阳天》里的萧长春、王国忠为代表，还包括一些中、短篇小说例如《山水情》（1979年）里的万耕田，《浮云》（1983年）里的老支书程广，《中秋佳节》（1961年）里的合作社队长田佩方，《姑娘大了要出嫁》（1981年）里的刘贵等。
第二类是蜕化变质、以权谋私的基层干部形象。例如《艳阳天》里的马之悦，《金光大道》里的张金发，《苍生》（1988年）里的邱志国，《浮云Ⅸ1983年埋的乔连科，《笑话》（1988年）里的史先进，《误会》（1982年）里的单支书，《能人楚世杰》（1982年）里的楚来运和柳书记等。
第三类是介于前两类基层干部形象之间具有主观主义弊病的基层干部。如《金光大道》里的谷新民、王友清，《山水情》（1979年）里的康守荣等。
这三类基层干部形象贯穿了浩然的“十七年”以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对基层干部形象不遗余力地刻画，体现了浩然对这一类人物的关注以及熟悉。浩然并没有完全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去刻画基层干部形象，即使在《金光大道》这部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极左”思潮下产生的作品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谷新民”这类基层干部形象。《金光大道》中的“谷新民”虽然因其主观主义导致他在工作中屡屡犯错，但是在浩然笔下这是一个会因为看到穷困的农民流泪而悲伤不已的干部，浩然对以“谷新民”为代表的这一类干部的刻画显然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层干部的真实情况的。
新时期以来浩然着重刻画了一些腐化变质的基层干部形象，因其鞭辟入里的讽刺手法，有时能够达到令人捧腹的效果：例如《笑话》里的村党支部书记史先进为了能够巴结上级而劝说上了年纪的母亲当保姆;《能人楚士杰》中楚来运被楚士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所嘲弄;《误会》里以单支书为代表的各级基层干部对“我”曲意逢迎、丑态百出……虽然浩然新时期的小说里腐化变质、以权谋私的基层干部形象更为常见，但大公无私、正义凛然的基层干部形象通常也会以衬托的一面出现：例如《山水情》里与因循守旧的康守荣相对照的一心为公的老队长万耕田;《苍生》里与以权谋私的邱志国相对应的甘愿奉献的老队长郭云;《浮云》里与乔连科对应的老支书程广……在浩然的小说创作中，这些一心为公的人物总是存在。而放诸当今社会文化中，我们仍然推崇这种心怀天下，舍己为人的精神品质，以萧长春、高大泉、郭云、程广为代表的正面的基层干部形象，不仅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责任，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便具有的“以德服人”的英雄崇拜，李钦彤的文章涉及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所体现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认为萧长春、高大泉借鉴了传统的“圣人”形象，从而弥合了革命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裂缝，这样的说法强调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承载的传统文化意蕴。其实综观浩然笔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书写，会发现只要涉及基层干部的形象刻画，都会添加传统伦理色彩，例如《艳阳天》里的马之悦不仅政治信念不坚定而且人格的缺憾也显而易见;《苍生》里的邱志国丧失理想信念的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观念;《浮云》里的乔连科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群众的利益甚至生命……可以说，基层干部形象的刻画是将政治与伦理连接起来的桥梁，而且这种方式也并非浩然的独创，我们在众多官场文学中都会发现这种塑造官员形象的方式，而且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学传统。
李杰俊在其论文中认为浩然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古代英雄的重现和再造”，我们把浩然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古典小说里济困扶危，正气凛然的英雄形象相比较，的确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处，而将审视范围扩大至浩然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其实也可以从中发现浩然继承古典小说塑造官员的创作思维，这种创作思维正是古典小说的创作思维的延续，即“清官救世”理念以及批判贪官污吏的责任感。覃召文和刘晟所著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小说、戏剧中对官员形象塑造的浓厚兴趣，其实我们当今的文学艺术作品涉及官场文化时，仍然会延续“清官救世”以及“批判贪官”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一种传统。 二、基层干部形象体现的伦理政治特征
创作《艳阳天》之前的浩然，其作品内容、题材上所开掘的深度离“样本”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话题轻松、风格明快的特点在此时已经形成，例如《喜鹊登枝》（1956年）、《一匹瘦红马》（1957年）、《高德孝老头》（1957年）、《月照东墙》（1959年）、《车轮飞转》（1960年）、《彩霞》（1961年）等都是以爱情、婚姻和家庭入手，体现传统乡村伦理，歌颂赞美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为此浩然还在《<蜜月>前言》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目前创作“题材范围太窄”的“苦闷”，他认为自己对“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代表——基层干部”写得太少，所以自己要“进一步努力”，创作更多、更深刻的这一类人。如此看来，浩然在小说里深入地刻画基层干部可能还要算是一种进步，所以“萧长春”“高大泉”在“十七年”时期的成功可以说是浩然创作转变的产物，虽然后来在新时期启蒙观念的影响下，部分学者认为“萧长春”“高大泉”虚伪矫饰，但“再解读”方兴未艾之际，这一类型的人物所承载的道德品质却被为数不少的学者称赞，例如解志熙认为《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所传达的精神品质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矛头直指否定“梁生宝”形象的言论：“如果我们今天重评《创业史》这类小说，而只满足于从政治行情上贬斥它，那除了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已势力到根本不配评论这样的小说之外，恐怕再说明不了什么。”感性地来看，“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代表了人类普遍的道德理想——为大众牺牲个人，即使在今天也是放诸四海而皆提倡的伦理价值观念;理性地来看，李钦彤认为这一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不仅“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图，也契合了传统审美理想”但是，体现在“社会主义新人”身上的道德感召不应该如此割裂地来看，事实情况是，“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力量不是策略书写的设计，而是自然而然的情感转化，即我们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伦理政治，“十七年”时期延续的依然是伦理政治，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更是如此，所以“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作为社会正面力量的出现是一种伦理政治的自然彰显，并非完全是为了迎合主流的价值宣传以及暗合读者阅读习惯的做法。
可以说，浩然笔下的基层干部形象书写是古典小说创作思维的延续，而古典小说的创作思维也正是伦理政治的彰显，伦理政治既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特征，也是文学在涉及政治时的情感转化方式。
三、基层干部形象与浩然的政治情结
浩然热衷刻画基层干部形象，可以说是承袭了古典小说创作的“政治情结”。雷达认为浩然在新时期的作品中仍有对“十七年”时期社会意识的留恋，“根源还在于农民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冲突。”的确，新时期浩然的小说中仍保留着集体主义的观念，但是如果将浩然对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价值观念的赞同归结为“农民本位”意识，难免有些以偏概全。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浩然的农民作家身份以及农民本位意识，相信偏爱古典小说、深受传统民间文化滋养的浩然，在小说创作中自然而然地会接受传统文学以及民间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在小说创作中针砭时弊，表达政治关怀。当然也不能忽视浩然价值观念中的缺憾，而这种缺憾其实也与浩然强烈的现实关怀相关。
作者簡介：武佩佩（1995-），女，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单位为河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浩然小说;基层干部形象;文学传统;伦理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8-0152-03
针对浩然小说的研究以往多集中于其“十七年”时期小说的政治书写，包括探讨其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彰显。笔者认为除研究浩然的“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之外，也应该重视研究浩然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雷达的《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返观浩然的创作道路》一文评述了浩然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延续了其“十七年”时期形成的“农民本位”社会意识，对浩然的“农民本位”采取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阎浩岗的《浩然对现当代小说的独特贡献》一文指出了浩然“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对乡村基层干部形象刻画的变化，显示了整体考察浩然小说的基层干部形象书写有利于探讨浩然文学创作的政治关怀。
本文通过结合浩然“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的梳理，以浩然笔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为切入点，针对浩然在这一类人物刻画方面体现的伦理政治特征以及所延续的文学传统，探讨浩然小说的政治书写不仅是回应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如部分学者而言是“农民身份”的束缚，而且也是延续了中国文学自古至今的政治情结。
一、基层干部形象延续的古典小说特征
浩然“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大公无私的基层干部受人瞩目，但其笔下腐化变质的基层干部“马之悦”“张金发”为“蕭长春”“高大泉”的“出类拔萃”贡献了不可忽视的烘托作用;而浩然新时期的小说中腐化变质的基层干部形象显然更常见，但是大公无私的基层干部形象也屡见不鲜，而且其小说中还有一种介于上述两种基层干部形象之间的第三种基层干部，即工作上不能胜任但仍然具有为人民服务品质的基层干部，而这一类基层干部的形象可以说体现了浩然深入生活、善于观察的创作特点，现在从这三类基层干部形象开始分析：
第一类是大公无私、正义凛然的基层干部形象。这一类以《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梁海山、田雨以及《艳阳天》里的萧长春、王国忠为代表，还包括一些中、短篇小说例如《山水情》（1979年）里的万耕田，《浮云》（1983年）里的老支书程广，《中秋佳节》（1961年）里的合作社队长田佩方，《姑娘大了要出嫁》（1981年）里的刘贵等。
第二类是蜕化变质、以权谋私的基层干部形象。例如《艳阳天》里的马之悦，《金光大道》里的张金发，《苍生》（1988年）里的邱志国，《浮云Ⅸ1983年埋的乔连科，《笑话》（1988年）里的史先进，《误会》（1982年）里的单支书，《能人楚世杰》（1982年）里的楚来运和柳书记等。
第三类是介于前两类基层干部形象之间具有主观主义弊病的基层干部。如《金光大道》里的谷新民、王友清，《山水情》（1979年）里的康守荣等。
这三类基层干部形象贯穿了浩然的“十七年”以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对基层干部形象不遗余力地刻画，体现了浩然对这一类人物的关注以及熟悉。浩然并没有完全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去刻画基层干部形象，即使在《金光大道》这部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极左”思潮下产生的作品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谷新民”这类基层干部形象。《金光大道》中的“谷新民”虽然因其主观主义导致他在工作中屡屡犯错，但是在浩然笔下这是一个会因为看到穷困的农民流泪而悲伤不已的干部，浩然对以“谷新民”为代表的这一类干部的刻画显然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层干部的真实情况的。
新时期以来浩然着重刻画了一些腐化变质的基层干部形象，因其鞭辟入里的讽刺手法，有时能够达到令人捧腹的效果：例如《笑话》里的村党支部书记史先进为了能够巴结上级而劝说上了年纪的母亲当保姆;《能人楚士杰》中楚来运被楚士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所嘲弄;《误会》里以单支书为代表的各级基层干部对“我”曲意逢迎、丑态百出……虽然浩然新时期的小说里腐化变质、以权谋私的基层干部形象更为常见，但大公无私、正义凛然的基层干部形象通常也会以衬托的一面出现：例如《山水情》里与因循守旧的康守荣相对照的一心为公的老队长万耕田;《苍生》里与以权谋私的邱志国相对应的甘愿奉献的老队长郭云;《浮云》里与乔连科对应的老支书程广……在浩然的小说创作中，这些一心为公的人物总是存在。而放诸当今社会文化中，我们仍然推崇这种心怀天下，舍己为人的精神品质，以萧长春、高大泉、郭云、程广为代表的正面的基层干部形象，不仅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责任，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便具有的“以德服人”的英雄崇拜，李钦彤的文章涉及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所体现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认为萧长春、高大泉借鉴了传统的“圣人”形象，从而弥合了革命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裂缝，这样的说法强调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承载的传统文化意蕴。其实综观浩然笔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书写，会发现只要涉及基层干部的形象刻画，都会添加传统伦理色彩，例如《艳阳天》里的马之悦不仅政治信念不坚定而且人格的缺憾也显而易见;《苍生》里的邱志国丧失理想信念的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观念;《浮云》里的乔连科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群众的利益甚至生命……可以说，基层干部形象的刻画是将政治与伦理连接起来的桥梁，而且这种方式也并非浩然的独创，我们在众多官场文学中都会发现这种塑造官员形象的方式，而且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学传统。
李杰俊在其论文中认为浩然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古代英雄的重现和再造”，我们把浩然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古典小说里济困扶危，正气凛然的英雄形象相比较，的确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处，而将审视范围扩大至浩然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其实也可以从中发现浩然继承古典小说塑造官员的创作思维，这种创作思维正是古典小说的创作思维的延续，即“清官救世”理念以及批判贪官污吏的责任感。覃召文和刘晟所著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小说、戏剧中对官员形象塑造的浓厚兴趣，其实我们当今的文学艺术作品涉及官场文化时，仍然会延续“清官救世”以及“批判贪官”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一种传统。 二、基层干部形象体现的伦理政治特征
创作《艳阳天》之前的浩然，其作品内容、题材上所开掘的深度离“样本”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话题轻松、风格明快的特点在此时已经形成，例如《喜鹊登枝》（1956年）、《一匹瘦红马》（1957年）、《高德孝老头》（1957年）、《月照东墙》（1959年）、《车轮飞转》（1960年）、《彩霞》（1961年）等都是以爱情、婚姻和家庭入手，体现传统乡村伦理，歌颂赞美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为此浩然还在《<蜜月>前言》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目前创作“题材范围太窄”的“苦闷”，他认为自己对“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代表——基层干部”写得太少，所以自己要“进一步努力”，创作更多、更深刻的这一类人。如此看来，浩然在小说里深入地刻画基层干部可能还要算是一种进步，所以“萧长春”“高大泉”在“十七年”时期的成功可以说是浩然创作转变的产物，虽然后来在新时期启蒙观念的影响下，部分学者认为“萧长春”“高大泉”虚伪矫饰，但“再解读”方兴未艾之际，这一类型的人物所承载的道德品质却被为数不少的学者称赞，例如解志熙认为《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所传达的精神品质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矛头直指否定“梁生宝”形象的言论：“如果我们今天重评《创业史》这类小说，而只满足于从政治行情上贬斥它，那除了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已势力到根本不配评论这样的小说之外，恐怕再说明不了什么。”感性地来看，“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代表了人类普遍的道德理想——为大众牺牲个人，即使在今天也是放诸四海而皆提倡的伦理价值观念;理性地来看，李钦彤认为这一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不仅“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图，也契合了传统审美理想”但是，体现在“社会主义新人”身上的道德感召不应该如此割裂地来看，事实情况是，“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力量不是策略书写的设计，而是自然而然的情感转化，即我们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伦理政治，“十七年”时期延续的依然是伦理政治，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更是如此，所以“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作为社会正面力量的出现是一种伦理政治的自然彰显，并非完全是为了迎合主流的价值宣传以及暗合读者阅读习惯的做法。
可以说，浩然笔下的基层干部形象书写是古典小说创作思维的延续，而古典小说的创作思维也正是伦理政治的彰显，伦理政治既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特征，也是文学在涉及政治时的情感转化方式。
三、基层干部形象与浩然的政治情结
浩然热衷刻画基层干部形象，可以说是承袭了古典小说创作的“政治情结”。雷达认为浩然在新时期的作品中仍有对“十七年”时期社会意识的留恋，“根源还在于农民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冲突。”的确，新时期浩然的小说中仍保留着集体主义的观念，但是如果将浩然对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价值观念的赞同归结为“农民本位”意识，难免有些以偏概全。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浩然的农民作家身份以及农民本位意识，相信偏爱古典小说、深受传统民间文化滋养的浩然，在小说创作中自然而然地会接受传统文学以及民间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在小说创作中针砭时弊，表达政治关怀。当然也不能忽视浩然价值观念中的缺憾，而这种缺憾其实也与浩然强烈的现实关怀相关。
作者簡介：武佩佩（1995-），女，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单位为河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