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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郯马调”又称“郯马五大调”、“鲁南五大调”,是流行于山东省南部的郯城、临沭、莒南、日照等地的大型民歌套曲。“五大调”的体裁、内容多样化,从各个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风土人情及历史典故。本文立足于在郯城县马头镇一带的田野考察,探讨“郯马调”的发展及变革。
关键词:五大调 发展 郯城 淮调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郯马调”又称“郯马五大调”、“鲁南五大调”,是流行于山东省南部的郯城、临沭、莒南、日照等地的大型民歌套曲。2008年初,“鲁南五大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其流传尤以“马头镇”为突出,马头镇坐落于沂河南岸,北来的沂河经此折向西流,使得水位加深,南来北往的木帆船多在此停泊,自然形成一个水陆码头,马头镇也因此而得名。小镇周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方便,镇内商业繁荣,是郯城县辖设乡镇中最为富裕的一个。该镇回民历史比较悠久,伊斯兰教和回民风俗对该镇的文化影响很大。
一 “郯马调”的历史渊源
山东郯城县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开埠建都,号称“郯国”。因为历史悠久,保存了齐、鲁、楚、越各国的文化余脉。加之地处苏、鲁交界处,离大都市甚远,又非交通枢纽,都市文化和异地文化对这里的冲击甚小,所以民间艺术十分丰富,“郯马五大调”就是其中之一。
郯城县高峰头村有一位清末逸士王宗贤,生前有这样一段记述:“淮调之歌,源于淮安府,移植北方,据吾所知已有二百余载矣。”推至清代中期,四大徽班进京后,京剧与其他民间剧种频繁交流,而各种民间音乐也大大受到京剧的影响。“五大调”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虽然在元朝已经见到,但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则是在清代京剧等戏曲成熟以后。在对历史资料的考证中,清嘉庆年间出版的《雅曲二集》(1793-1820年)中就有不少的“马头调”。《时兴小唱钞》(1800年左右)内有“满江红”。清道光年间(1821-1850)出书内有“马头调”、“寄生草”、“满江红”。《马头调八角鼓杂曲》(1875年出书)内有“马头调”。《南京调词》(1909年钞本)内有“满江红”。以上资料中的大型套曲与现在“马头调”相对照,不论体裁形式和题材内容,以至词式、句式等都无不大同小异。
由上述材料可以推断,“郯马五大调”是在清朝中叶由江淮地区传入到郯城马头一带的明清小曲的大型演唱部分。
二 “郯马调”的特征分析
“郯马五大调”包括《淮调》、《大调》、《玲玲调》、《大寄生草》、《满江红》5个曲牌。
1 题裁内容
“五大调”的体裁、内容多样化,从各个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风土人情及历史典故。有些歌词堪称“清词隽语、雅健素质”。人们根据表现的不同内容又归纳为“五景”、“五盼”、“七多”、“七赞”、“八恨”等。
2 曲调特征
“五大调”的曲调与音乐结构较为复杂,如:《满江红》、《五盼》等都包括6个段落,由“主曲”和“夹曲”构成,是具有回旋变奏原则的一个完整作品。
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五大调”的曲调也在不断丰富,不仅吸收了许多民间小调和戏曲曲牌,而且随着当地语言、音韵的不同,使唱腔与句式组合也发生改变、更新,促成它逐渐形成独具风格的流派,连它的发源地江淮地区以及它的姊妹艺术“扬州清曲”的出处地扬州的歌手艺人们,也都承认它是独树一帜的山东派。
3 唱词特征
从总体上来讲,“五大调”的内容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前主要流行的大多是表现青年人的爱情方面的歌曲,像《五只小船》、《小大姐》等等。抗战结束后,更多地偏重于描绘自然景色和歌颂家乡。
淮调是“五大调”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流传最广的曲牌。曲式方面,淮调大多都是商调式,这在地方戏曲中是很少见的,另外,它与淮剧的相似之处甚多。句式上分上、下句,每两句都是相呼应的。
淮调的歌词也非常有特色,几乎每首淮调歌曲的歌词都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每句暗含一个数字,由一到十再从十回到一,如《淮调·恨离别》:
听说是一声分离神魂飘荡,分离后你我二人天各一方。
愿许下三春时节将奴望,是怎么四月晴和尚未还乡。
奴胆小最怕五鼓更鸡唱,六爻客问佳期屡费猜想,
七弦琴弹不尽奴的心头怨,八行书写不尽奴的腹内悲伤。
数九天独自揭开小罗帐,十指尖尖怎耐寒霜。
至而今十分恩爱奴自伤,只落得九魂肠断音信渺茫。……
歌词从头至尾句句押韵,情感表达直白又不失风趣,还体现了一些民俗传统如妇女们用五彩绒线刺绣,同时结合了好多马头当地方言,例如最后一句“闪的奴孤孤单单凄凄凉凉独守空房”的“闪”字,即方言,意指害的、弄的、使得等等。另外,《楚霸王自刎乌江》等曲目同样采用这种写法,设计非常巧妙。这些都是传统作品,写词的人已经无从考证,但就歌词语言来看是可以肯定具有相当水平的文学素养。
4 伴奏乐器
由于“五大调”大多在茶余饭后演唱,有时大家围坐在桌前,顺手抄起桌上的瓷制餐具作为乐器敲打,久而久之,瓷碟、瓷酒盅便成为“郯马调”中最具特色的乐器。但处于领导地位的还是三弦,另外打击乐器还有八角鼓和檀板。上世纪50年代以后加入了二胡和笛。
其中,瓷碟、瓷酒盅均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最普通的瓷制餐具。碟子的打法是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碟子的中心,食指和中指夹住一根竹筷的中部,左手中指和无名指夹住另一根竹筷的底端,表演时根据歌曲的节奏用两根竹筷同时有秩序地敲击右手碟子的边缘,发出清脆悦耳的音响。酒盅的演奏法则是两只手各捏两只蠃在一起的酒盅,根据节奏交替地使每只手中的两个酒盅相互碰撞发出同样动听的声音。有经验的演奏者都可以将这两种乐器不断变换地演奏出好多花样。
三 “郯马五大调”的流传与分布
沂河、沭河是淮河流域的天然河道,纵贯鲁南、苏北,南北狭长。上游北、东、西三面环山,下游为苏北平原,地势北高南低。鲁山、沂山横亘北缘,西依蒙山与南四湖为邻,东部为箕屋山、马陵山。郯城马头镇坐落于沂河南岸,北来的沂河经此折向西流,使得水位加深,南来北往的木帆船多在此停泊,自然形成一个水陆码头,马头镇因此而得名。从地理位置上我们便可得知,“五大调”之所以能够流入山东,扎根郯城,原因有三:
1 据老艺人回忆,“过去唱‘五大调’最好的和会唱曲目最多的是那些船夫们”。说明通过水路,与江淮地区传输商品的同时,也传播了各地的音乐文化。
2 由于苏、鲁二省的接壤,两地亲朋好友往来密切,成为“五大调”流传的有利条件。当时的老艺人及玩友们常常在农闲季节去苏北临县学唱“淮江调”,有的竟在外客居达2个月之久。
3 据说,过去上海的渔民远洋打鱼,满载归来时,就在附近的港口停泊,售鱼憩息。也常带“淮江调”回来,内河的船夫劳动一天停下来时,拨弦歌唱行乐,驱散劳累。因此,越是靠近港口、码头,会唱的人也就越多。
“五大调”传入郯城、马头之后,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日益向省内各地传播。当年极盛时期传遍鲁南各地,因此也有了“鲁南五大调”之说。遍及地区有日照的石臼、涛仡、安东卫、岚山头、临沂、临沭、苍山、莒县和莒南等地,但演唱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多,还首属郯城马头。另外,“五大调”的传播范围也曾向北扩展,广饶县、博兴县的“杂八调”、益都县流行的“挫琴调”也都吸取了“五大调”中的部分牌子曲。
四 “五大调”的传承与现状
1 传承
据老艺人们的介绍,由于“五大调”是一种民间的文化,演唱和传承这种文化的人都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识谱的人就更少了。前辈们都是通过一种叫做“耳训子”的方法来学习和演唱的。从字面上看来,“耳”即用耳朵听师傅演唱,“训”是要求的意思,即用耳朵听从师傅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口传心授的方式,不难看出,师傅们对徒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上世纪50年代后,文艺工作者整理了一些歌曲的曲谱,此后人们开始用简谱学唱。如郯城一中辛树英、李仁安二位老师整理了《夸公社》等歌曲的简谱,并教唱给了他们的学生。80年代,山东省艺术馆的王川昆、魏占河等艺术家先后到过马头并整理了大约130多首歌曲,简谱记谱,学起来很方便。
由于“五大调”内容丰富,歌词非常有内涵,在马头几乎人人会唱,且不仅仅是逢年过节,在农闲、午后、傍晚时分,只要大家忙完了手中的活儿,便会聚在一起,来上几曲,娱乐身心。那时已经没有固定的演出团体,如果有演出活动,一般会找几个唱得好的人临时组团,演出结束便解散。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其最流行的时期,1957年,《满江红·四盼》参加了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向全国人民播放,还选入了当年出版的《优秀歌曲选集》。“大跃进”时期,人们忙于生产,无心顾及这些娱乐活动,因此没有及时传承下去。虽然50年代后期有了简谱记谱,但识谱的人甚少,“文革”时期对音乐文化的人为压制,不论歌词还是曲子,都无人敢教敢学,从而导致“断层”现象的发生。
2 现状
如今,人们除了演唱传统的曲目以外还创作了许多新的歌曲,大多是依照传统的曲调填词创作,例如《马头啊,我可爱的家乡》是根据淮调《耕读渔樵》填词改编,这一类作品大多是歌颂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还有一部分作品是结合了“五大调”各曲牌的特点,综合在一起创作的新的曲调,并填写了新的歌词,涉及的内容、题材更为广泛。如由临沂市戏剧研究室主任张天民根据郯城县的古老传说“鹿乳奉亲”作词的作品《鹿乳奉亲传千秋》。
现在,“郯马五大调”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经常参加一些地方性文艺演出,演出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2003年,《鹿乳奉亲传千秋》参加了临沂市广场文化艺术节的演出,演员上百人,50位持瓷碟、50位持瓷酒盅,并新加入2位舞蹈演员和锣鼓、快板,穿插对白,阵容庞大,非常壮观,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而民间的活动则相对冷清。现在的马头镇已经很少能听见演唱“五大调”的声音,一般演唱者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也有一些年轻的音乐爱好者,但总体年龄都在40岁以上。他们一般每周有一次活动,地点设在老年大学的“文艺活动室”。
现在,除了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外,很少有人会唱“郯马调”,为此,当地文化部门及艺术工作者已经开始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笔者查阅了一些地方史志,尽管有相关记载,但均不完善。较具参考价值的是山东省艺术馆王川昆的几篇文章,发表在《群众艺术》等刊物中。
演唱和演奏方面均已经濒临失传。近几年,几位曾经演唱“五大调”的当红老艺人和乐器演奏者都先后离开了人世,而笔者采访到的几位老人均表示,“青年人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会有心思去学唱,估计很快就要失传了。”
五 结语
纵观“郯马调”的发展历程,由于长期的口传心授及近年来对曲调的改编和填词,“五大调”的内容将逐渐脱离原有的歌词和曲调,向新的形式进化;其形式,正从普遍流传的民间的、自由的艺术形式,向舞台化、“标本”化发展;其伴奏乐器也有了新的发展,处于主要地位的伴奏乐器三弦已经不见了,代之的是二胡等乐器;传承方面,当地的青年人已经对这种艺术形式了解甚少,甚至根本不知“五大调”是什么,而老艺人们则表示“不会强迫他们去学习”,而文化部门和艺术工作者更注重的是“五大调”作为一种文化历史资料的保存。从“郯马调”自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它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相互关联、影响的。
参考文献:
[1] 政协郯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郯城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年版。
[2] 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曲家协会上海分会:《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3] 山东省临沂地区出版办公室:《郯城县水利志》,1990年版。
[4] 郯城县文化局:《郯城县民间文学集成·歌谣卷》,2004年版。
[5] 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6]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马骏,女,1982—,唐山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关键词:五大调 发展 郯城 淮调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郯马调”又称“郯马五大调”、“鲁南五大调”,是流行于山东省南部的郯城、临沭、莒南、日照等地的大型民歌套曲。2008年初,“鲁南五大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其流传尤以“马头镇”为突出,马头镇坐落于沂河南岸,北来的沂河经此折向西流,使得水位加深,南来北往的木帆船多在此停泊,自然形成一个水陆码头,马头镇也因此而得名。小镇周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方便,镇内商业繁荣,是郯城县辖设乡镇中最为富裕的一个。该镇回民历史比较悠久,伊斯兰教和回民风俗对该镇的文化影响很大。
一 “郯马调”的历史渊源
山东郯城县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开埠建都,号称“郯国”。因为历史悠久,保存了齐、鲁、楚、越各国的文化余脉。加之地处苏、鲁交界处,离大都市甚远,又非交通枢纽,都市文化和异地文化对这里的冲击甚小,所以民间艺术十分丰富,“郯马五大调”就是其中之一。
郯城县高峰头村有一位清末逸士王宗贤,生前有这样一段记述:“淮调之歌,源于淮安府,移植北方,据吾所知已有二百余载矣。”推至清代中期,四大徽班进京后,京剧与其他民间剧种频繁交流,而各种民间音乐也大大受到京剧的影响。“五大调”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虽然在元朝已经见到,但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则是在清代京剧等戏曲成熟以后。在对历史资料的考证中,清嘉庆年间出版的《雅曲二集》(1793-1820年)中就有不少的“马头调”。《时兴小唱钞》(1800年左右)内有“满江红”。清道光年间(1821-1850)出书内有“马头调”、“寄生草”、“满江红”。《马头调八角鼓杂曲》(1875年出书)内有“马头调”。《南京调词》(1909年钞本)内有“满江红”。以上资料中的大型套曲与现在“马头调”相对照,不论体裁形式和题材内容,以至词式、句式等都无不大同小异。
由上述材料可以推断,“郯马五大调”是在清朝中叶由江淮地区传入到郯城马头一带的明清小曲的大型演唱部分。
二 “郯马调”的特征分析
“郯马五大调”包括《淮调》、《大调》、《玲玲调》、《大寄生草》、《满江红》5个曲牌。
1 题裁内容
“五大调”的体裁、内容多样化,从各个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风土人情及历史典故。有些歌词堪称“清词隽语、雅健素质”。人们根据表现的不同内容又归纳为“五景”、“五盼”、“七多”、“七赞”、“八恨”等。
2 曲调特征
“五大调”的曲调与音乐结构较为复杂,如:《满江红》、《五盼》等都包括6个段落,由“主曲”和“夹曲”构成,是具有回旋变奏原则的一个完整作品。
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五大调”的曲调也在不断丰富,不仅吸收了许多民间小调和戏曲曲牌,而且随着当地语言、音韵的不同,使唱腔与句式组合也发生改变、更新,促成它逐渐形成独具风格的流派,连它的发源地江淮地区以及它的姊妹艺术“扬州清曲”的出处地扬州的歌手艺人们,也都承认它是独树一帜的山东派。
3 唱词特征
从总体上来讲,“五大调”的内容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前主要流行的大多是表现青年人的爱情方面的歌曲,像《五只小船》、《小大姐》等等。抗战结束后,更多地偏重于描绘自然景色和歌颂家乡。
淮调是“五大调”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流传最广的曲牌。曲式方面,淮调大多都是商调式,这在地方戏曲中是很少见的,另外,它与淮剧的相似之处甚多。句式上分上、下句,每两句都是相呼应的。
淮调的歌词也非常有特色,几乎每首淮调歌曲的歌词都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每句暗含一个数字,由一到十再从十回到一,如《淮调·恨离别》:
听说是一声分离神魂飘荡,分离后你我二人天各一方。
愿许下三春时节将奴望,是怎么四月晴和尚未还乡。
奴胆小最怕五鼓更鸡唱,六爻客问佳期屡费猜想,
七弦琴弹不尽奴的心头怨,八行书写不尽奴的腹内悲伤。
数九天独自揭开小罗帐,十指尖尖怎耐寒霜。
至而今十分恩爱奴自伤,只落得九魂肠断音信渺茫。……
歌词从头至尾句句押韵,情感表达直白又不失风趣,还体现了一些民俗传统如妇女们用五彩绒线刺绣,同时结合了好多马头当地方言,例如最后一句“闪的奴孤孤单单凄凄凉凉独守空房”的“闪”字,即方言,意指害的、弄的、使得等等。另外,《楚霸王自刎乌江》等曲目同样采用这种写法,设计非常巧妙。这些都是传统作品,写词的人已经无从考证,但就歌词语言来看是可以肯定具有相当水平的文学素养。
4 伴奏乐器
由于“五大调”大多在茶余饭后演唱,有时大家围坐在桌前,顺手抄起桌上的瓷制餐具作为乐器敲打,久而久之,瓷碟、瓷酒盅便成为“郯马调”中最具特色的乐器。但处于领导地位的还是三弦,另外打击乐器还有八角鼓和檀板。上世纪50年代以后加入了二胡和笛。
其中,瓷碟、瓷酒盅均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最普通的瓷制餐具。碟子的打法是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碟子的中心,食指和中指夹住一根竹筷的中部,左手中指和无名指夹住另一根竹筷的底端,表演时根据歌曲的节奏用两根竹筷同时有秩序地敲击右手碟子的边缘,发出清脆悦耳的音响。酒盅的演奏法则是两只手各捏两只蠃在一起的酒盅,根据节奏交替地使每只手中的两个酒盅相互碰撞发出同样动听的声音。有经验的演奏者都可以将这两种乐器不断变换地演奏出好多花样。
三 “郯马五大调”的流传与分布
沂河、沭河是淮河流域的天然河道,纵贯鲁南、苏北,南北狭长。上游北、东、西三面环山,下游为苏北平原,地势北高南低。鲁山、沂山横亘北缘,西依蒙山与南四湖为邻,东部为箕屋山、马陵山。郯城马头镇坐落于沂河南岸,北来的沂河经此折向西流,使得水位加深,南来北往的木帆船多在此停泊,自然形成一个水陆码头,马头镇因此而得名。从地理位置上我们便可得知,“五大调”之所以能够流入山东,扎根郯城,原因有三:
1 据老艺人回忆,“过去唱‘五大调’最好的和会唱曲目最多的是那些船夫们”。说明通过水路,与江淮地区传输商品的同时,也传播了各地的音乐文化。
2 由于苏、鲁二省的接壤,两地亲朋好友往来密切,成为“五大调”流传的有利条件。当时的老艺人及玩友们常常在农闲季节去苏北临县学唱“淮江调”,有的竟在外客居达2个月之久。
3 据说,过去上海的渔民远洋打鱼,满载归来时,就在附近的港口停泊,售鱼憩息。也常带“淮江调”回来,内河的船夫劳动一天停下来时,拨弦歌唱行乐,驱散劳累。因此,越是靠近港口、码头,会唱的人也就越多。
“五大调”传入郯城、马头之后,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日益向省内各地传播。当年极盛时期传遍鲁南各地,因此也有了“鲁南五大调”之说。遍及地区有日照的石臼、涛仡、安东卫、岚山头、临沂、临沭、苍山、莒县和莒南等地,但演唱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多,还首属郯城马头。另外,“五大调”的传播范围也曾向北扩展,广饶县、博兴县的“杂八调”、益都县流行的“挫琴调”也都吸取了“五大调”中的部分牌子曲。
四 “五大调”的传承与现状
1 传承
据老艺人们的介绍,由于“五大调”是一种民间的文化,演唱和传承这种文化的人都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识谱的人就更少了。前辈们都是通过一种叫做“耳训子”的方法来学习和演唱的。从字面上看来,“耳”即用耳朵听师傅演唱,“训”是要求的意思,即用耳朵听从师傅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口传心授的方式,不难看出,师傅们对徒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上世纪50年代后,文艺工作者整理了一些歌曲的曲谱,此后人们开始用简谱学唱。如郯城一中辛树英、李仁安二位老师整理了《夸公社》等歌曲的简谱,并教唱给了他们的学生。80年代,山东省艺术馆的王川昆、魏占河等艺术家先后到过马头并整理了大约130多首歌曲,简谱记谱,学起来很方便。
由于“五大调”内容丰富,歌词非常有内涵,在马头几乎人人会唱,且不仅仅是逢年过节,在农闲、午后、傍晚时分,只要大家忙完了手中的活儿,便会聚在一起,来上几曲,娱乐身心。那时已经没有固定的演出团体,如果有演出活动,一般会找几个唱得好的人临时组团,演出结束便解散。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其最流行的时期,1957年,《满江红·四盼》参加了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向全国人民播放,还选入了当年出版的《优秀歌曲选集》。“大跃进”时期,人们忙于生产,无心顾及这些娱乐活动,因此没有及时传承下去。虽然50年代后期有了简谱记谱,但识谱的人甚少,“文革”时期对音乐文化的人为压制,不论歌词还是曲子,都无人敢教敢学,从而导致“断层”现象的发生。
2 现状
如今,人们除了演唱传统的曲目以外还创作了许多新的歌曲,大多是依照传统的曲调填词创作,例如《马头啊,我可爱的家乡》是根据淮调《耕读渔樵》填词改编,这一类作品大多是歌颂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还有一部分作品是结合了“五大调”各曲牌的特点,综合在一起创作的新的曲调,并填写了新的歌词,涉及的内容、题材更为广泛。如由临沂市戏剧研究室主任张天民根据郯城县的古老传说“鹿乳奉亲”作词的作品《鹿乳奉亲传千秋》。
现在,“郯马五大调”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经常参加一些地方性文艺演出,演出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2003年,《鹿乳奉亲传千秋》参加了临沂市广场文化艺术节的演出,演员上百人,50位持瓷碟、50位持瓷酒盅,并新加入2位舞蹈演员和锣鼓、快板,穿插对白,阵容庞大,非常壮观,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而民间的活动则相对冷清。现在的马头镇已经很少能听见演唱“五大调”的声音,一般演唱者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也有一些年轻的音乐爱好者,但总体年龄都在40岁以上。他们一般每周有一次活动,地点设在老年大学的“文艺活动室”。
现在,除了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外,很少有人会唱“郯马调”,为此,当地文化部门及艺术工作者已经开始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笔者查阅了一些地方史志,尽管有相关记载,但均不完善。较具参考价值的是山东省艺术馆王川昆的几篇文章,发表在《群众艺术》等刊物中。
演唱和演奏方面均已经濒临失传。近几年,几位曾经演唱“五大调”的当红老艺人和乐器演奏者都先后离开了人世,而笔者采访到的几位老人均表示,“青年人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会有心思去学唱,估计很快就要失传了。”
五 结语
纵观“郯马调”的发展历程,由于长期的口传心授及近年来对曲调的改编和填词,“五大调”的内容将逐渐脱离原有的歌词和曲调,向新的形式进化;其形式,正从普遍流传的民间的、自由的艺术形式,向舞台化、“标本”化发展;其伴奏乐器也有了新的发展,处于主要地位的伴奏乐器三弦已经不见了,代之的是二胡等乐器;传承方面,当地的青年人已经对这种艺术形式了解甚少,甚至根本不知“五大调”是什么,而老艺人们则表示“不会强迫他们去学习”,而文化部门和艺术工作者更注重的是“五大调”作为一种文化历史资料的保存。从“郯马调”自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它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相互关联、影响的。
参考文献:
[1] 政协郯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郯城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年版。
[2] 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曲家协会上海分会:《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3] 山东省临沂地区出版办公室:《郯城县水利志》,1990年版。
[4] 郯城县文化局:《郯城县民间文学集成·歌谣卷》,2004年版。
[5] 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6]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马骏,女,1982—,唐山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