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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文学和时代共同产物的江湖诗派，在南宋中后期诗坛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结合江湖诗派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其最富感染力的诗歌进行具体研究，力求深入探讨江湖诗派的主要思想，展现江湖诗派的独特风貌。
关键词：江湖诗派;主要思想;忧国忧民;非隐非仕
江湖诗派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一个独特的、引人注目的诗人群体。这里的“江湖”与“庙堂” “朝廷”相对，即指归隐于野或远贬于外，所以江湖诗派其实是以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江湖诗派兴起于乐于吟咏书斋生活、重视文字推敲技巧的江西诗风衰微之际，当时的诗坛在经历了“南宋四大家”的辉煌振兴后，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于是，江湖诗派应运而生，它的活动与影响期长达百年之久，成为南宋中后期诗坛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流派。本文将着眼于南宋江湖诗派这个群体，对其主要思想加以研究，以展现江湖诗派的独特风貌。
江湖诗人群体的出现与南宋中后期社会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门庭限制，使出身贫寒的学子凭才能入仕做官、改变命运成为可能，尤其在重文轻武、右文礼士的宋代，在儒家“学而优则仕”理念的影响下，书院林立，士人阶层基础庞大。但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层的士子的数量毕竟有限，必然会有大批士子无法入仕，导致落第举子大量存在，这成为江湖士人集团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国土本就骤然狭小，官员数量却不降反增，而不断加剧的冗官现象更进一步加大士人进身之路的艰难。且南宋时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土地兼并加剧，使一批中下层地主，甚至官僚的后代，或失去其原有的经济来源，或仕进无望，只能“沦落江湖”。社会的动荡与社会阶层的变化也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增大江湖诗人群体的直接诱因。
这些江湖诗人是社会的贫困阶层，社会地位低下，迫于生计，只能靠献诗卖艺、干谒权贵来谋求生存，随后这种风气便一发不可收拾，颇有愈演愈烈之势，诗歌俨然成为了经济的附属品，也无可避免地损失了其艺术性和教化功能。由于诗歌作为正统文学有着强大的传统力量，江湖诗人身上虽深深地打上市民阶层的烙印，但其仍属于士大夫阶层，而南宋江湖诗派“猖狂”的干谒之举显然已有悖于传统的价值标准，所以文学史上一度对江湖诗派的评价多为否定。元代诗学评论家方回曾对江湖诗派之行径和江湖诗的弊端有所批判，他认为江湖诗派“调多俗下”，只描写“风云月露、僧寺道观、歌楼舞榭”等狭隘题材，那诗的精髓便荡然无存了。清代文人也以“江湖末流寒酸纤琐”对他们以诗词奔走干谒权贵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批判。诚然，对江湖诗派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若是完全不考虑南宋后期文人的處境而仅以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衡量他们并不恰当。江湖诗人作为士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也必然深受儒家等传统文化的洗礼，皆有胸怀天下的志向，只是不同的人生际遇会有不同的表现。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独善其身的修身态度又何尝不是一种明智的处世哲学。在当时国事不可为、弊端丛生、时局日下的情况之下，欲求仕途而无门，欲隐而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行藏两无策”。无论是远离政治，随波逐流地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中寄托自己的人生追求，还是依人而食，抑或卖文求生，都不能掩盖江湖诗派的诗作中饱含着其忧国忧民之痛和非隐非仕之苦这些思想的事实。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居庙堂之外、处江湖之远的这批漂泊文士的思想意识进行全面、准确的剖析，才能明白江湖诗人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
一、忧国忧民之痛
传统认为江湖文人脱离现实，逍遥自在，然而细看《江湖集》，却发现真正的隐士寥寥无几，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江湖诗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就是期盼收复故土的忧国之虑和关心民间疾苦的忧民之情。
在南宋中后期，宋金对峙局面确立，偏安主张盛行，统治者沉湎于荒淫享乐之中，但进军中原、收复失地的呐喊却从不曾在士人阶层中停歇，这种恢复故土的情结对于他们而言，除了带有强烈的家国意识，更添了几分民族情感。抒写爱国情怀是江湖文人奏出的最强音，他们关心时局，以诗痛斥时政。无论是拥有“焉得儿男备征戍，等闲挈取版图回”这般豪情壮志却报国无门只能感慨“谋国已嗟无位及”的苏泂，还是面对金人入侵，面对一味妥协议和的朝廷，无处为国献计制敌，更不能走上战场挥剑厮杀，而只能空叹“匣剑似识时，中宵哑然鸣”，任由刀剑在匣中哀鸣的敖陶孙，抑或是怕登高楼看见半壁江山沦陷，只能慷慨悲壮地感慨“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的刘过，他们无一不对当权者只顾着争权夺利、奢靡享乐而一味退让、任人宰割的无能与无耻行径感到痛心疾首、失望至极。当然，南宋时期，旨在恢复河山的开禧北伐也曾激起过无数爱国志士的斗志，刘过就曾慷慨激昂地以“志慕鞭四夷”表达自己的报国之志，他积极支持北伐，一片豪情壮志在“一死所不辞”中展现无遗。江湖诗人赵汝鐩更在北伐时期以一首《古剑歌》直抒抗金报国之壮心，“隐忧枕上思请缨，夜半跃鞘床头鸣”，诗人正想要请缨报国、上阵杀敌之时，古剑竟像感受到诗人的赤子之心一般，在夜半时分纵然跃出剑鞘，并以铿锵有力的鸣响来响应这份昂扬的斗志。随着金国的统治在宋蒙的联合攻击下被瓦解，南宋统治集团论功行赏，为这虚假的胜利所陶醉，但戴复古在他的《闻时事》中清醒地指出“麦到秋时天又寒”，意在说明这一时的胜利不可靠，蒙古这个更强大的敌人会像麦秋寒雨一样带来更大的危机。之后蒙古纵兵南下，但朝廷只知务虚空谈，无力抵抗强敌，悲愤之际，乐雷发凭借振聋发聩的“莫读书，成书痴！”和“万里横行取金印，何用区区章句为？”来抒发国难当头时应投笔从戎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激昂之情。在江湖诗人的诸多作品中，对于当时的重大时事都有着详细的描述，由此可见，他们心系国家、矢志报国之愿并不因身处江湖之远而有所减少。
连年的征战，苛重的赋税，使得百姓家破人亡、苦不堪言，江湖诗人是当时的贫困阶层，悲苦流落的生活经历让他们更贴近农民的生活，更了解人民的疾苦，因而有众多反映民生的佳作。在叶茵的《田父吟五首》中，诗人就通过细致的描写和强烈的反差将其对下层人民生存状况的同情与关怀展现出来。“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田间的辛苦劳作占据了农夫村妇生活的全部，他们天还没亮，甚至没来得及梳洗，就得匆忙赶到田里劳作，尽管他们勤勤恳恳，小心翼翼，然而有了收成，不得不“半偿私债半官租”，面对沉重的赋税和债务，他们却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留得粮粞便不忧”，所盼的也仅仅是期望能有米糠果腹，不至忍饥挨饿罢了。戴复古《庚子荐饥》中的“有天有雨粟，无地可埋尸”和“官司行赈卹，不过是文移”更是将饥荒时民众的惨苦和统治者的冷酷刻画得入木三分。在江湖诗人的笔下描写贫富的极端不均、官府肆意剥削压榨民众的诗作多达数百首，他们关心世态，体恤民众，轻描淡写之中饱含着悲愤与无奈之情。 二、非隐非仕之苦
避世与出仕是江湖诗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这是因为江湖诗人是一批既拥有士大夫思想又带有贫民特征的文人，他们仕进无望，对理想落空倍感失望与无奈，想要避世隐居，但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不得不依附于豪门，高雅的隐逸之路变得可望而不可及。非隐非仕的他们对自己社会地位下降充满无奈和悲伤，身心都处在矛盾困惑之中，因此在江湖诗派的作品中大多充溢着苦涩之味。
戴复古的“天地苦吟身”，可以看作是对江湖诗人这个群体游谒于江湖贫寒形象的高度概括，是他们向混乱不堪的时代发出的最悲苦的吶喊，而“行藏两无策”则真切地体现仕隐两不类的无奈痛苦，如实地反映了江湖诗人的困惑、尴尬和苦闷。罗与之在他的《玉梁道中杂咏》中对这种苦闷有更直白的表述，“尘坌不可耐，飘然入林坰”，诗人在暗指时事的不可为，欲隐入山林，翩然自得，然而好景不长，“静极生孤愁”， 为保障隐居生活，诗人渐渐地不得不为物质基础发起愁来，只得“难为情”地干谒权贵，以诗取利，面对此种窘境，他不由得感慨“喧寂两莫惬， 吾意何由平”，入仕与隐世皆不可得，诗人苦苦挣扎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其内心的矛盾不言而喻。姜夔的情感表达在《钓雪亭》中更隐秘些，诗人首先利用阑干、风、雪等营造出一个清苦的氛围，尾句“时有官船桥畔过，白鸥飞去落前滩”看似轻描淡写地叙述外部世界的场景，其实是借此隐隐透露作者对于仕宦与归隐的矛盾、焦虑。对于江湖诗人而言，“山林与朝市，何处着吾身”才是对这群底层文人精神困惑之苦的真实反映，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不屈己，不干人”等观念深植于他们的内心，他们自然推崇“君子喻义不喻利”这样的人生信条，但是以诗谋生的江湖诗人们无法抛弃其谒客生涯，因此，脱离传统的生活轨道从而走向世俗已成必然。这一深刻的矛盾始终困扰着江湖诗人这个群体，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亦无法安顿自我的身心，只能在不断苦吟中，诉说着非隐非仕之苦，体味着人生的悲哀与无奈，寻求着精神的解脱。
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中后期国力衰微之时，可以说时代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命运和心态。诚然，在当时内外斗争不断、社会弊病丛生的情况下，江湖诗派的部分作品消极无为，只是一味沉沦于舞榭歌台、纸醉金迷，但是，在整个社会追求奢靡享乐、沉迷偏安一隅的颓势下，江湖派诗人不仅承受住了入仕无望、理想破灭的痛苦，还忍受着放低尊严的羁旅行谒所带来的不解与嘲笑，凭借他们的诗歌，将那深沉的忧国忧民之痛和非隐非仕之苦吟唱至今，正是江湖诗派，创造了宋末文坛最后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赵海霞.南宋江湖诗派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
[2]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方回.桐江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李文.江湖诗人叶茵研究[D].西南大学，2017.
作者单位：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江湖诗派;主要思想;忧国忧民;非隐非仕
江湖诗派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一个独特的、引人注目的诗人群体。这里的“江湖”与“庙堂” “朝廷”相对，即指归隐于野或远贬于外，所以江湖诗派其实是以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江湖诗派兴起于乐于吟咏书斋生活、重视文字推敲技巧的江西诗风衰微之际，当时的诗坛在经历了“南宋四大家”的辉煌振兴后，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于是，江湖诗派应运而生，它的活动与影响期长达百年之久，成为南宋中后期诗坛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流派。本文将着眼于南宋江湖诗派这个群体，对其主要思想加以研究，以展现江湖诗派的独特风貌。
江湖诗人群体的出现与南宋中后期社会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门庭限制，使出身贫寒的学子凭才能入仕做官、改变命运成为可能，尤其在重文轻武、右文礼士的宋代，在儒家“学而优则仕”理念的影响下，书院林立，士人阶层基础庞大。但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层的士子的数量毕竟有限，必然会有大批士子无法入仕，导致落第举子大量存在，这成为江湖士人集团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国土本就骤然狭小，官员数量却不降反增，而不断加剧的冗官现象更进一步加大士人进身之路的艰难。且南宋时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土地兼并加剧，使一批中下层地主，甚至官僚的后代，或失去其原有的经济来源，或仕进无望，只能“沦落江湖”。社会的动荡与社会阶层的变化也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增大江湖诗人群体的直接诱因。
这些江湖诗人是社会的贫困阶层，社会地位低下，迫于生计，只能靠献诗卖艺、干谒权贵来谋求生存，随后这种风气便一发不可收拾，颇有愈演愈烈之势，诗歌俨然成为了经济的附属品，也无可避免地损失了其艺术性和教化功能。由于诗歌作为正统文学有着强大的传统力量，江湖诗人身上虽深深地打上市民阶层的烙印，但其仍属于士大夫阶层，而南宋江湖诗派“猖狂”的干谒之举显然已有悖于传统的价值标准，所以文学史上一度对江湖诗派的评价多为否定。元代诗学评论家方回曾对江湖诗派之行径和江湖诗的弊端有所批判，他认为江湖诗派“调多俗下”，只描写“风云月露、僧寺道观、歌楼舞榭”等狭隘题材，那诗的精髓便荡然无存了。清代文人也以“江湖末流寒酸纤琐”对他们以诗词奔走干谒权贵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批判。诚然，对江湖诗派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若是完全不考虑南宋后期文人的處境而仅以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衡量他们并不恰当。江湖诗人作为士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也必然深受儒家等传统文化的洗礼，皆有胸怀天下的志向，只是不同的人生际遇会有不同的表现。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独善其身的修身态度又何尝不是一种明智的处世哲学。在当时国事不可为、弊端丛生、时局日下的情况之下，欲求仕途而无门，欲隐而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行藏两无策”。无论是远离政治，随波逐流地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中寄托自己的人生追求，还是依人而食，抑或卖文求生，都不能掩盖江湖诗派的诗作中饱含着其忧国忧民之痛和非隐非仕之苦这些思想的事实。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居庙堂之外、处江湖之远的这批漂泊文士的思想意识进行全面、准确的剖析，才能明白江湖诗人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
一、忧国忧民之痛
传统认为江湖文人脱离现实，逍遥自在，然而细看《江湖集》，却发现真正的隐士寥寥无几，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江湖诗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就是期盼收复故土的忧国之虑和关心民间疾苦的忧民之情。
在南宋中后期，宋金对峙局面确立，偏安主张盛行，统治者沉湎于荒淫享乐之中，但进军中原、收复失地的呐喊却从不曾在士人阶层中停歇，这种恢复故土的情结对于他们而言，除了带有强烈的家国意识，更添了几分民族情感。抒写爱国情怀是江湖文人奏出的最强音，他们关心时局，以诗痛斥时政。无论是拥有“焉得儿男备征戍，等闲挈取版图回”这般豪情壮志却报国无门只能感慨“谋国已嗟无位及”的苏泂，还是面对金人入侵，面对一味妥协议和的朝廷，无处为国献计制敌，更不能走上战场挥剑厮杀，而只能空叹“匣剑似识时，中宵哑然鸣”，任由刀剑在匣中哀鸣的敖陶孙，抑或是怕登高楼看见半壁江山沦陷，只能慷慨悲壮地感慨“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的刘过，他们无一不对当权者只顾着争权夺利、奢靡享乐而一味退让、任人宰割的无能与无耻行径感到痛心疾首、失望至极。当然，南宋时期，旨在恢复河山的开禧北伐也曾激起过无数爱国志士的斗志，刘过就曾慷慨激昂地以“志慕鞭四夷”表达自己的报国之志，他积极支持北伐，一片豪情壮志在“一死所不辞”中展现无遗。江湖诗人赵汝鐩更在北伐时期以一首《古剑歌》直抒抗金报国之壮心，“隐忧枕上思请缨，夜半跃鞘床头鸣”，诗人正想要请缨报国、上阵杀敌之时，古剑竟像感受到诗人的赤子之心一般，在夜半时分纵然跃出剑鞘，并以铿锵有力的鸣响来响应这份昂扬的斗志。随着金国的统治在宋蒙的联合攻击下被瓦解，南宋统治集团论功行赏，为这虚假的胜利所陶醉，但戴复古在他的《闻时事》中清醒地指出“麦到秋时天又寒”，意在说明这一时的胜利不可靠，蒙古这个更强大的敌人会像麦秋寒雨一样带来更大的危机。之后蒙古纵兵南下，但朝廷只知务虚空谈，无力抵抗强敌，悲愤之际，乐雷发凭借振聋发聩的“莫读书，成书痴！”和“万里横行取金印，何用区区章句为？”来抒发国难当头时应投笔从戎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激昂之情。在江湖诗人的诸多作品中，对于当时的重大时事都有着详细的描述，由此可见，他们心系国家、矢志报国之愿并不因身处江湖之远而有所减少。
连年的征战，苛重的赋税，使得百姓家破人亡、苦不堪言，江湖诗人是当时的贫困阶层，悲苦流落的生活经历让他们更贴近农民的生活，更了解人民的疾苦，因而有众多反映民生的佳作。在叶茵的《田父吟五首》中，诗人就通过细致的描写和强烈的反差将其对下层人民生存状况的同情与关怀展现出来。“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田间的辛苦劳作占据了农夫村妇生活的全部，他们天还没亮，甚至没来得及梳洗，就得匆忙赶到田里劳作，尽管他们勤勤恳恳，小心翼翼，然而有了收成，不得不“半偿私债半官租”，面对沉重的赋税和债务，他们却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留得粮粞便不忧”，所盼的也仅仅是期望能有米糠果腹，不至忍饥挨饿罢了。戴复古《庚子荐饥》中的“有天有雨粟，无地可埋尸”和“官司行赈卹，不过是文移”更是将饥荒时民众的惨苦和统治者的冷酷刻画得入木三分。在江湖诗人的笔下描写贫富的极端不均、官府肆意剥削压榨民众的诗作多达数百首，他们关心世态，体恤民众，轻描淡写之中饱含着悲愤与无奈之情。 二、非隐非仕之苦
避世与出仕是江湖诗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这是因为江湖诗人是一批既拥有士大夫思想又带有贫民特征的文人，他们仕进无望，对理想落空倍感失望与无奈，想要避世隐居，但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不得不依附于豪门，高雅的隐逸之路变得可望而不可及。非隐非仕的他们对自己社会地位下降充满无奈和悲伤，身心都处在矛盾困惑之中，因此在江湖诗派的作品中大多充溢着苦涩之味。
戴复古的“天地苦吟身”，可以看作是对江湖诗人这个群体游谒于江湖贫寒形象的高度概括，是他们向混乱不堪的时代发出的最悲苦的吶喊，而“行藏两无策”则真切地体现仕隐两不类的无奈痛苦，如实地反映了江湖诗人的困惑、尴尬和苦闷。罗与之在他的《玉梁道中杂咏》中对这种苦闷有更直白的表述，“尘坌不可耐，飘然入林坰”，诗人在暗指时事的不可为，欲隐入山林，翩然自得，然而好景不长，“静极生孤愁”， 为保障隐居生活，诗人渐渐地不得不为物质基础发起愁来，只得“难为情”地干谒权贵，以诗取利，面对此种窘境，他不由得感慨“喧寂两莫惬， 吾意何由平”，入仕与隐世皆不可得，诗人苦苦挣扎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其内心的矛盾不言而喻。姜夔的情感表达在《钓雪亭》中更隐秘些，诗人首先利用阑干、风、雪等营造出一个清苦的氛围，尾句“时有官船桥畔过，白鸥飞去落前滩”看似轻描淡写地叙述外部世界的场景，其实是借此隐隐透露作者对于仕宦与归隐的矛盾、焦虑。对于江湖诗人而言，“山林与朝市，何处着吾身”才是对这群底层文人精神困惑之苦的真实反映，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不屈己，不干人”等观念深植于他们的内心，他们自然推崇“君子喻义不喻利”这样的人生信条，但是以诗谋生的江湖诗人们无法抛弃其谒客生涯，因此，脱离传统的生活轨道从而走向世俗已成必然。这一深刻的矛盾始终困扰着江湖诗人这个群体，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亦无法安顿自我的身心，只能在不断苦吟中，诉说着非隐非仕之苦，体味着人生的悲哀与无奈，寻求着精神的解脱。
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中后期国力衰微之时，可以说时代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命运和心态。诚然，在当时内外斗争不断、社会弊病丛生的情况下，江湖诗派的部分作品消极无为，只是一味沉沦于舞榭歌台、纸醉金迷，但是，在整个社会追求奢靡享乐、沉迷偏安一隅的颓势下，江湖派诗人不仅承受住了入仕无望、理想破灭的痛苦，还忍受着放低尊严的羁旅行谒所带来的不解与嘲笑，凭借他们的诗歌，将那深沉的忧国忧民之痛和非隐非仕之苦吟唱至今，正是江湖诗派，创造了宋末文坛最后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赵海霞.南宋江湖诗派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
[2]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方回.桐江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李文.江湖诗人叶茵研究[D].西南大学，2017.
作者单位：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