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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好邮购,书也一样,所以你可能不了解美国人正在看什么新书,倒能从旧书店知道美国人不看什么书。我是逢旧书店就进去一下,为的是旧书便宜,陆陆续续买了不少。有些书的扉页上玛丽们写着“这本书对你很重要”,大概是彼得们认为不重要,卖掉了。
洛杉矶有几家中文书店。店里有些卖不出去的书,就会归置到一处,插个牌子,写明的价格低到你忍不住要检视一番,无非是再次证明没有人买。当然有漏网之鱼,端看网是什么网,鱼是什么鱼。
一九八九年夏天,路过一家中文书店,门口摆了两只竹筐,标明里面的书五角钱一本。当时汽油是一加仑平均一元两角五,再小的车加满一次总要十加仑。买一份当天的报,还要两角五。没钱倒不一定逼死英雄汉,贱价总是让人觉得有便宜可占,于是为五角钱折腰,翻捡起来。
内中有一本《诗经研究方法论》,李辰冬著,台湾水牛出版社,属水牛大学丛书第三九。我对《诗经》有兴趣,既然是兴趣,所以积极性高,于是凡有关《诗经》的书我都买,历年积有四十多本。这一本亦是有关《诗经》,又只有不像话的五角钱,于是进店付款。之后回家,做饭,吃饭,不洗碗,喝茶吸烟,摸摸弄弄,写写划划,要睡觉了。睡觉之前,总要陪陪闲书,忽然想起下午买过一本旧书,不妨翻翻,于是光脚下床寻来,且看看写些什么,无非是“后妃之德”罢。有分教: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管它世代时代读闲书读书闲读书无关新书旧书。
翻开来,封面折进一窄条,上有作者照片,很犟的相,下面写:李辰冬,一九○六年生,河南省济源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封底简介说“本书继诗经通释、诗经研究之后,是李辰冬博士关于诗经之第三部论著”等等,看出版时间,一九七八年,十二年前的了。
不料这一读,竟读到天亮,躺下后想,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解释呢?怪。
大致说来,李辰冬先生认为(这本书就是在讲为什么认为)《诗经》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五十年间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做。这之前,我知道《诗经》里有几篇是尹吉甫所做,而且也知道有个“兮甲盘”,王国维考释其“铭”是记载这个尹吉甫的功绩,但无论如何想不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都是尹吉甫所为。我见到李辰冬先生的结论,第一个反应是,有意思,这倒可以是一篇小说,可见我是做不了学问的,常常就要来大胆假设,滑向小说。李辰冬先生对胡适之先生非常尊敬,却恰恰反对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为不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从原始材料中寻求原理法则,再以这些原理法则解释原始材料。
李辰冬先生研究《诗经》总结出七条原理,且选两条看看:
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
每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名称、一种称谓、一件史实,先得把这个字、这个成语、这句诗、这个地名、这个人名、这个名称、这种称谓、这件史实作一统计,看看三百篇中共用多少次,能不能在这些次中求出一个统一的意义。
法则有十六,且也选几条:
凡遇地理上的名称,必得以地理来解释,不得如《毛传》“前高后下曰旄丘”……必得查出这些地理名称都在什么地方……
凡遇地名,不仅解释古时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什么地方,遇必要时,还要解释它的历史与环境,务期与诗义发生关系。
如将同一地名的诗篇作一归纳,求其统一的地带,一定可以寻出各篇中的历史事迹。
如将同一地带地名的诗篇作一连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代史或故事……
如将相关地名的诗篇……作一连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
如遇山川名称,必得指出山的那一段,川的那一段,不能只说山名、水名、或发源于何处……
如遇人物的名称,必须追究出他是什么时候人、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位,他与诗篇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他在诗篇中什么地位……
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称,必须以周时的文物制度来解释,不得以后世衍出的意义作解释……
凡遇历史事实,必须找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甚至月份、日子,这样才能与历史事实相配合。并将每件历史事件的年份时代算成西历,就不致有年代先后倒置的错误。
如将《诗经》中的同一诗句,同一称谓,同一名物的诗篇作一归纳,往往发现这些诗篇的关系;但必须受其他法则的协助与约束。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这种法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他法则所得的结果相配合,才可成立。
删节号替代的是例子。我初看这些近于自虐的法则时,不由替李先生捏了一把汗,再想却都是老实认真,好像看见一个“赛”先生。结果呢,李辰冬先生说,“这样,就发现了三百篇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诗、每个地名、每个人名、每件史实都是实录,没有一点虚假。不仅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学伟著,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宣王复兴史与幽王亡国史。”至于断定三百篇都是尹吉甫所作,是由地理的统一、人物的统一、时代的统一、史事的统一、体裁的统一、名物的统一、诗句的统一、风格的统一、声韵的统一、起兴的统一、人格的统一这十二点来得到的。
李辰冬先生提到他研究《诗经》得力于清儒,最得力的书是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于省吾《吉金文选》、吴其《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焦氏《易林》、燕京大学引得社编的《诗经引得》,训访最得力于王引之、马瑞辰、王国维、闻一多。
这样一本学术书,我却读得像《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全》一样,紧张,迷惑,释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惊动了邻家的狗。关于这尹吉甫,择其大略是——
尹吉甫原籍南燕,今河南延经县北三十五里,本姓,后改为吉,他的一支不知何时到卫国今河北濮阳县的复关为氓,也就是“外国人”。周宣王二年(公元前八二六年)卫国准备平定陈、宋时,尹吉甫这位士的文武之才为卫侯赏识,派为浚邑的良人(良人是率领二千人的乡长,而非我此前读知的丈夫)。宣王三年随卫侯之孙、卫武公次子惠孙(《诗经》中被称为孙子仲)去平陈(今河南淮阳县)与宋(今河南商丘),初春出征,十月凯旋,与孙子仲的女儿仲氏恋爱,留下《击鼓》、《女曰鸡鸣》等几十篇诗。
宣王四年随南燕国君蹶父到陕西韩城把韩侯迎到镐京,朝见宣王后又送韩侯到南燕迎亲,韩侯娶的是蹶父的女儿,之后再护送韩侯到今河北固安县的新韩城,他做些歌颂与迎亲的诗,《关雎》、《麟之趾》等诗即是这时所做。
宣王五年初春,随卫人赴镐京勤王,西征犹。宣王逐犹四月到今陕西白水县的彭衙时,派他赴洛阳,这时他作“兮甲盘铭”纪念自己的战功。六月再去西征,十月才打到今山西永济与南仲会师,合力将狁逐到今山西洪洞县。《六月》、《公刘》、《甫田》等几十首诗就是这时做的。
宣王六年初春,又随宣王南征徐戎,此时派他为尹氏,尹吉甫的尹由此而来(尹是史官)。四月随宣王回到永济。宣王出征是逢山祭山,逢水祭水,逢宗庙祭宗庙,尹吉甫也就写些祭诗。“周颂”的一部分颂和《江汉》等诗即为此时所做。
六月刚回卫国,八月又随方叔伐荆蛮,方叔率领的人是殷的后人,所以凯旋时到宋祭祖,尹吉甫作《商颂》等颂。这年冬天他与仲氏私自结婚,因双方家长反对。从辈份上论,尹吉甫是仲氏的爷爷辈。后来仲氏的父亲孙子仲也答应了。
洛杉矶有几家中文书店。店里有些卖不出去的书,就会归置到一处,插个牌子,写明的价格低到你忍不住要检视一番,无非是再次证明没有人买。当然有漏网之鱼,端看网是什么网,鱼是什么鱼。
一九八九年夏天,路过一家中文书店,门口摆了两只竹筐,标明里面的书五角钱一本。当时汽油是一加仑平均一元两角五,再小的车加满一次总要十加仑。买一份当天的报,还要两角五。没钱倒不一定逼死英雄汉,贱价总是让人觉得有便宜可占,于是为五角钱折腰,翻捡起来。
内中有一本《诗经研究方法论》,李辰冬著,台湾水牛出版社,属水牛大学丛书第三九。我对《诗经》有兴趣,既然是兴趣,所以积极性高,于是凡有关《诗经》的书我都买,历年积有四十多本。这一本亦是有关《诗经》,又只有不像话的五角钱,于是进店付款。之后回家,做饭,吃饭,不洗碗,喝茶吸烟,摸摸弄弄,写写划划,要睡觉了。睡觉之前,总要陪陪闲书,忽然想起下午买过一本旧书,不妨翻翻,于是光脚下床寻来,且看看写些什么,无非是“后妃之德”罢。有分教: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管它世代时代读闲书读书闲读书无关新书旧书。
翻开来,封面折进一窄条,上有作者照片,很犟的相,下面写:李辰冬,一九○六年生,河南省济源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封底简介说“本书继诗经通释、诗经研究之后,是李辰冬博士关于诗经之第三部论著”等等,看出版时间,一九七八年,十二年前的了。
不料这一读,竟读到天亮,躺下后想,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解释呢?怪。
大致说来,李辰冬先生认为(这本书就是在讲为什么认为)《诗经》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五十年间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做。这之前,我知道《诗经》里有几篇是尹吉甫所做,而且也知道有个“兮甲盘”,王国维考释其“铭”是记载这个尹吉甫的功绩,但无论如何想不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都是尹吉甫所为。我见到李辰冬先生的结论,第一个反应是,有意思,这倒可以是一篇小说,可见我是做不了学问的,常常就要来大胆假设,滑向小说。李辰冬先生对胡适之先生非常尊敬,却恰恰反对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为不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从原始材料中寻求原理法则,再以这些原理法则解释原始材料。
李辰冬先生研究《诗经》总结出七条原理,且选两条看看:
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
每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名称、一种称谓、一件史实,先得把这个字、这个成语、这句诗、这个地名、这个人名、这个名称、这种称谓、这件史实作一统计,看看三百篇中共用多少次,能不能在这些次中求出一个统一的意义。
法则有十六,且也选几条:
凡遇地理上的名称,必得以地理来解释,不得如《毛传》“前高后下曰旄丘”……必得查出这些地理名称都在什么地方……
凡遇地名,不仅解释古时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什么地方,遇必要时,还要解释它的历史与环境,务期与诗义发生关系。
如将同一地名的诗篇作一归纳,求其统一的地带,一定可以寻出各篇中的历史事迹。
如将同一地带地名的诗篇作一连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代史或故事……
如将相关地名的诗篇……作一连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
如遇山川名称,必得指出山的那一段,川的那一段,不能只说山名、水名、或发源于何处……
如遇人物的名称,必须追究出他是什么时候人、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位,他与诗篇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他在诗篇中什么地位……
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称,必须以周时的文物制度来解释,不得以后世衍出的意义作解释……
凡遇历史事实,必须找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甚至月份、日子,这样才能与历史事实相配合。并将每件历史事件的年份时代算成西历,就不致有年代先后倒置的错误。
如将《诗经》中的同一诗句,同一称谓,同一名物的诗篇作一归纳,往往发现这些诗篇的关系;但必须受其他法则的协助与约束。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这种法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他法则所得的结果相配合,才可成立。
删节号替代的是例子。我初看这些近于自虐的法则时,不由替李先生捏了一把汗,再想却都是老实认真,好像看见一个“赛”先生。结果呢,李辰冬先生说,“这样,就发现了三百篇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诗、每个地名、每个人名、每件史实都是实录,没有一点虚假。不仅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学伟著,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宣王复兴史与幽王亡国史。”至于断定三百篇都是尹吉甫所作,是由地理的统一、人物的统一、时代的统一、史事的统一、体裁的统一、名物的统一、诗句的统一、风格的统一、声韵的统一、起兴的统一、人格的统一这十二点来得到的。
李辰冬先生提到他研究《诗经》得力于清儒,最得力的书是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于省吾《吉金文选》、吴其
这样一本学术书,我却读得像《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全》一样,紧张,迷惑,释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惊动了邻家的狗。关于这尹吉甫,择其大略是——
尹吉甫原籍南燕,今河南延经县北三十五里,本姓
宣王四年随南燕国君蹶父到陕西韩城把韩侯迎到镐京,朝见宣王后又送韩侯到南燕迎亲,韩侯娶的是蹶父的女儿,之后再护送韩侯到今河北固安县的新韩城,他做些歌颂与迎亲的诗,《关雎》、《麟之趾》等诗即是这时所做。
宣王五年初春,随卫人赴镐京勤王,西征
宣王六年初春,又随宣王南征徐戎,此时派他为尹氏,尹吉甫的尹由此而来(尹是史官)。四月随宣王回到永济。宣王出征是逢山祭山,逢水祭水,逢宗庙祭宗庙,尹吉甫也就写些祭诗。“周颂”的一部分颂和《江汉》等诗即为此时所做。
六月刚回卫国,八月又随方叔伐荆蛮,方叔率领的人是殷的后人,所以凯旋时到宋祭祖,尹吉甫作《商颂》等颂。这年冬天他与仲氏私自结婚,因双方家长反对。从辈份上论,尹吉甫是仲氏的爷爷辈。后来仲氏的父亲孙子仲也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