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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后税费时代，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村级组织的治理理念发生了改变。其次，乡村基层组织治权弱化。再次，国家对农村的治理由资源提取转向资源输入化。乡村治理主体的异化打破了原先乡村治理的平衡局面，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乡村治理面临新一轮困境。为了维护和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克服乡村治理内卷化，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促进农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