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保留了我走进学术殿堂的最初心路，彼时还年轻，却自以为很成熟，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计利害地写下一些文字。除了编书的时候，我一般是不看旧作的，因为忙乱和新知识与新课题的逼迫，所以从来就没有别人悔其少作，或者少作不悔的思量。因为没有一定要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抱负，所以也没有太多的紧张。对于自我的兴趣，永远无法战胜对世界的好奇，读书是从小养成的生活方式，写作是职业的习惯。上学的时候，毕竟闲一些，把写作这件事看得有点严重，结婚生子之后，世界观的大翻转，也使心态更加平和。只是生存的压力，迫使我不得不加倍努力。
　　这本书的第一篇评论是有感于一篇小说引起的风潮而作，招来不少麻烦，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可笑，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在经历了漫长抹杀自我的时代之后，在普遍的压抑与蠢蠢欲动的改革初潮中，大量的话题几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像鸡生蛋和蛋生鸡一样扯不清的问题。由此感到思维方式狭窄化的困境，便有意寻找新的世界观与批评方法。在北大读研期间，最多的思考是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结构主义以及相关联的形式文论与之所带动的二十世纪的世界新理论，无疑为我开启了一扇进入专业的大门。因为其它的学术思潮，比如科学哲学等，不能直接应用于文学研究，只能作为一般的世界观。
　　除了同学中普遍的兴趣之外，尤其要感谢彭克巽先生，在他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课程上，第一次知道了巴赫金，首先知道了复调理论，这很切合我对世界差异性的感受，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误会与敌意往往来自偏见，绝对论的思维方式是大到人类、小到家庭，各种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关联的专业问题是对作品评论的简单化，以庸俗社会学的标准代替艺术的分析，以一种尺度衡量所有的文学现象，甚至由此引起血腥公案，使残酷的迫害获得必然逻辑的荒谬支持。《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就是这一时期思考的结果，能够写成这篇文章应该感谢不少朋友，他们在图书资料与学术信息方面无私的帮助，是一个匮乏时代中永远难以磨灭的友谊印迹。也要感谢华东师大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的先生们，他们是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了这篇并不十分完美的论文，毫不犹豫地刊发出来，使我至今感激不尽。如今看来很多术语可能运用得很不规范，但我愿意保留最初探索的痕迹，一如保留自己幼稚丑陋的照片，歪七扭八的脚印中，记录了当年艰苦学步的甘苦。
　　当年的思考至今受益，尽管课题在变化，但是基本的学术理路与方法延续了下来，逐渐加以深化。现当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延续，因为用汉语写作的基本前提没有变。在经历了漫长时段的封闭之后，革新求变、学习借鉴成为学界主潮，由此对断裂的关注较多，而对连续性的思考不足，偏重于域外的影响，而忽略传统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形成这样的学术理念，首先要感谢我的母校吉林大学，特别重视基础，而且不分专业，当年任课的教师不但学养深厚，深入自己学科的前沿，而且对教学有着神圣的敬业精神，对学生也非常宽容。其次，要感谢我研究生时前后期的同学们普遍的学术兴趣与多专业的知识与角度，有助于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怪圈。现当代文学可能处于衰落期，但也只是变异的问题。系统的思想启示着我们这样的思路，现当代文学犹如电脑的终端，屏幕上显示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信息的传递却经历了悠长、曲折、复杂的过程，所有的大师们实际上都承担了转型的伟大使命。结构的原则确立了文本自身语言结构独立性的研究出发点，才真正能够从外部的研究进入内部的研究。
　　文化研究理论无疑为我提供了工作的范式，社会历史的内容通过作者的主体情绪内化为文本的情节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融合为完整、连续的生命整体。全方位地考察文学现象形成的多种因素，毕业论文《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最初的尝试，这篇论文为我迎来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也带来了走不出的阴影，此后的所有文章都很难受到关注，以至于经常会有关于我下落的问询。当然引起的误解也不少，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中，以为文明与愚昧的差别是中与外、城与乡的两极对立，这可能有我论述不周全的原因，其实愚昧是指不同文明中的极端形态，以及以之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绝对论思维方式的谬误。其实，我在结语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是多元化。正如巴赫金所明确论述的，世界本身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强求统一就是违背天道的文化研究的可喜之处，就是建立在多元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之上，给文学评论工作展示了开放民主的广阔前景。对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车型时期的当代文学来说，最大的愚昧就是对民族戕害最深的极左政治，是违背所有文明底线的黑暗深渊。在一片荒芜的废墟之上，所有的作家都在面对这历史的创伤写作，所以，这个命题没有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且，尽管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这个基本的命题至今没有过时。这让我觉得当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以后的所有文章都被湮没也值得。这篇论文的成型与发表，需要感谢的人极多，首先是我的业师谢冕，他的细致审读与修改意见使粗糙的原始思想获得准确的语言表达，他大力的无私推荐使之进入编辑的视野。当代文学专业的其他老师也提了宝贵的意见；同期同学们共同营造的宽松学术气氛，讨论与辩驳磨砺了我的思想和感觉；答辩委员会诸位先生中肯的意见，促进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先生们，不惜代价提供大量版面，破例分两期连载，更是形成它影响的重要环节。而且，当年参与这篇论文的不少师友已经重归道山，这也是我不愿意重读这篇论文的原因。借这次再版的机会，对所有的参与者致以衷心的感谢，也祭奠所有亡故的师友。
　　集子里的其他文章，有的是课堂作业，有的是应杂志社之约，有的是在朋友的动员之下而作。大致是对那一时期美学思潮的感应，或者鉴赏，或者借助古典文论，或者应用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范畴，总之都是尝试之作。其中，关于汪曾祺的几篇，则是沿着鲁迅所开创的文化史研究的路径，应用于当代作品的分析。现当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的延续，现当代学术也是在外来思潮的启迪之下，对传统学术思想的变革与继承。当时被目为新派批评家，其实只是寻找建立与传统联系的桥梁，因此，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向无数大师们累积起来的伟大学术传统致敬。受到的批评是没有美学原则，其实，这就是我的批评原则，尊重美学风格的多元化，从对象出发寻找合适的理论。尽管不免皮相，不免蜻蜓点水式的浮泛，但是确立了基本的原则。至于对象的选择，则是由阅读的感受决定的，实在是一个非理性的问题。这就是以理性为主要工作方式的文学批评，无法彻底挣脱非理性情感制约的无意识作用。以感觉接近对象，以分析解读对象，是我从事文学批评工作以来的基本方法。始终保持对现象的观察兴趣，不断提高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能力，不至于固步自封，也不至于僵化保守，是我一以贯之的学术态度。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认知无限增长的时代，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思想经常处于游牧的状态，唯有博大丰厚的学术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永恒家园。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季红真著，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