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多梦，也许是春夜好做梦的缘故吧。可是梦里几回重逢先师杨廷福教授，却又不知为何了？杨先生溘然长逝已经27年了，当时他正站在事业的顶峰上，不但身兼上海教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等数职，而且在文史、法学、佛学等众多学术领域里都有很高的造诣。—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夺走他的生命，使他很不情愿地走完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艰难的人生道路，留下了一堆未及完成的遗稿，和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杨先生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一代国学大师唐文治、吕思勉、周予同的高足。1941年流亡到重庆，以同等学历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全国统考规定，凡国文、数学、英文中有一门零分的不予录取。杨先生的国文成绩为一百分，数学则为零分，因为无锡国专不设数学课。结果系主任陈子展教授和鲁先实教授提出：“复旦大学不录取这个学生，我们就辞职。”杨先生被破格录取，在重庆北碚文化区一时传为佳话。大学二年级时，他即著有《中国韵文学史》一书，并获得当时教育部乙等学术奖，仅居陈寅恪、冯友兰之下。
　　杨先生不但有才而且好学。有一次，他在上海四马路传薪书店看见一本寻觅已久的《史记志疑》，—问书店伙计，要价3元。可是他身上没有钱，情急之中只好把身上的绒线背心剥下来上当铺。当他从高柜台旁的当铺朝奉手里接过5元钱后，转身便在寒风中急遽地向四马路奔去。l944年，杨先生以优异成绩从复旦大学提前毕业，到北碚国立编译馆给卢冀野先生当助手编《全元曲》。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就钻进了书肆，不知不觉地把工资花得精光。当他背着一大捆书回到家，才猛然想起今后的衣食之资。
　　后来，杨先生受章士钊、江庸等影响开始研究法制史。二十多岁时已在上海政法学院和同济大学法学院担任高级讲师，和著名学者徐道邻、牟润孙教授同执教鞭。
　　在1957年的政治风云中，杨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他当时只有32岁，从此销声匿迹20年，还一度被赶到农村劳动。只能靠60元钱养活一家八口，5个孩子还要上学。吃尽卖光，妻子去当保姆，这种生活的煎熬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自暴自弃。每天晚上他就躲进一个5平方米的小阁楼，没有书桌便伏在一块洗衣板上，一字字地写到东方欲晓。
　　在那个年头，他作为一个“右派”被“理所当然”地剥夺了到图书馆借书的权利，只好借朋友的书一张张抄。二十年如一日，杨廷福先生后来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唐律、佛教史和玄奘研究论著，大多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写下的。当时虽然明知不可能问世，但一个学者却有自己的追求。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固然清贫，但只要在精神上不忘自己的追求，不甘与俗浮沉、无所作为，那么他就永远会有存在的价值。
　　许多文人都脱不了恃才傲物的名士脾气，杨先生则不然。他待人以诚，急人所难。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那个一切都颠倒了的年代，杨先生在历史系数据室当图书管理员。有一次，某工农兵学员看书时碰到一个生字，就随口询问他。杨先生举一反三，引经据典地讲起来。不料还未说完，便被劈头盖脑地打断：“你又要放毒了。”杨先生十分沮丧，但不后悔，一转身又给别人去解疑释难了。
　　随杨先生读研究生的第一堂课，先生一身簇新斜纹黑呢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团团脸上一派净气，匆匆赶来，连说迟到，抱歉。落了座, 先生在黑板上写下 “金针度人”4个大字，然后严肃地讲述对待学问应有的恭敬与勤奋。杨先生为学生的学业花费了大量心血。我交给他的论文上总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不但用错的标点符号被改正过来，连引文出处的页码都被一一核对过。他常常把学生时代比作耕耘期，常说惟有眼下的辛勤耕耘，才有将来的硕果累累，因此在读书时就应该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杨先生于1984年5月病逝。他从1983年起身体就开始不适。先是视网膜剥落，手术后我去看他，他躺在椅子上向我诉苦：不抽烟还可忍受，但一天到晚不能看一个字，真是活着比死还难过！想不到27年后自己也和他一样在59岁时患了视网膜剥落，更能体会先生当年的无奈。
　　杨先生眼睛刚好，却又入院，查出癌症，从此就再没能出来。那时我几乎天天随伺病榻边。先生常有感而发，有一次,他对我说:“一生最大的教训是应该学问为人生,不应该人生为学问。”这段语重心长的话促使我下决心走出书斋，投身社会改革运动,也由此影响了我大半个人生。
　　每次去上课，他总是早早地在门口等候，谈学问，谈人生，也谈天下大事，就像对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每次课间，师母总是端上点心，或银耳羹，或莲子汤、红枣汤，说读书辛苦，让你们补补。上完课，先生总是执意送下楼。当我走远了，回头一望，仍然能够看见敬爱的老师站在“东西楼”的门口，一直目送我消失在浓郁的林荫间。他的目光似乎充满着期待——期待我能够继承他的遗业。然而27年过去了，我仍一事无成，实在愧对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