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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徐海东大将诞辰120周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我时常想起关于他的一些往事，内心充满着感念。
记得20世纪50年代，徐海东伯伯在大连时，我常跟着父亲去见他。但那时我还是少不更事的年龄，对他的了解并不多。1960年，我在旅大（新中国成立后，大连一度改为旅大）八一学校上学期间，阅读了很多关于徐海东伯伯的革命书刊，这位老将军的形象才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
徐海东是一位从穷窑工锻炼成长起来的军事家，是具有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常胜将军。他曾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后任红25军军长，长期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为保卫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9月，红25军抵达陕甘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合，成立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陕甘有徐海东、刘志丹带领红军在活动，还有根据地，于是高兴地喊道：“到陕北去！”
中央红军经历千辛万苦，翻雪山过草地，步行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已是饥寒交迫、缺衣少食，急需粮食和物资补充。徐海东顾全大局，竭尽所能对中央红军给予了极大的支援。毛泽东因此评价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在这以后，徐海东参加了东征、西征、抗日战争等。然而由于他9次负伤，又有严重肺病，在一次战斗总结会上作报告时，他猛然大口吐血，倒在讲台上。从此，他离开了战斗指挥岗位，开始了病休生活。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躺在担架上，一边带着一支小分队与日军作战，一边与疾病做斗争，就这样辗转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徐海东仍表示要带病在山东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到底。
1947年9月，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徐海东被转移到大连这个我党控制下的城市。当时党中央指示大連的同志要关心照顾徐海东同志。大连的同志也都非常尊重和关心这位红军名将，尽量满足他的需求。我们家便是在这一时期与徐海东伯伯一家有了生活上的交集。
徐海东伯伯是湖北人，喜食淡水鱼，而大连是海滨城市，盛产的海鱼不合他口味。为了使他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我父亲左友文曾亲自捕淡水鱼给他补充营养。
父亲在抗战时期，曾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到大连做白区工作。当时为了筹集工作经费，他经常与渔民下海撒网捕鱼，练就了捕鱼这一特长，我便经常看见父亲在家里的会客室修补渔网。后来，大连市园林管理处发给父亲一张特许证，允许他到水源地、湖泊去撒网捕鱼。有了这个条件，父亲就经常网捕淡水鱼送给徐伯伯。徐伯伯住在文化街75号，院子里建有一个水池，父亲捕的鱼可以暂养在水池里。
当时我们家在哈尔滨街，距离明泽公园和明泽湖很近。记得有一天，父亲带我到明泽湖撒网捕鱼。那天运气不错，我们居然捕到一条2尺多长的大鲤鱼！父亲急忙让我把这条鱼抱回家，养在浴盆里。然后我问母亲这条鱼如何处理，母亲告诉我，这是送给你徐伯伯的，我听了很高兴，觉得又为徐伯伯做了一件事。
我是跟着父亲外出次数最多的孩子。记得有一天，父亲带着我去看望徐伯伯。他们谈话几近中午，父亲便要告辞，但好客的徐伯伯坚持留我们吃午饭。平时徐家是在一张饭桌吃饭，这次因为来了客人，徐伯伯的夫人周东屏阿姨又搬来一张小圆桌，把一个有残疾的儿子安置在小圆桌上吃饭。吃饭时，周阿姨在两张桌子之间来回照应，甚是忙碌，这个场面我印象颇深，至今难忘。
徐伯伯的身体状态不太好，不适宜外出，只能尽量卧床静养，慢慢改善。父亲除了常送淡水鱼给他，还经常和母亲去看望他，他很是高兴。另外，大家还给予他家人细心的关照，如母亲就经常邀请周东屏阿姨去人民文化俱乐部看大连京剧团演出的京剧节目及其他演出节目。
1955年9月，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这使得谦虚谨慎、胸怀坦荡的徐海东深感不安。后周恩来在旅大期间来看望他，他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对党贡献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笑着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街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不低，恰当。”
1956年，徐海东伯伯一家按中央的安排迁往北京观音寺一号。尽管他离开了旅大，但他并没有中断与旅大同志的友好情谊。母亲有事到北京，就曾在他们家住过。
光阴似箭，转眼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开始了。徐海东伯伯对几年来发生的很多事情不理解，对“文革”更是不理解。于是在“文革”刚开始时，他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写信给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标准……趁毛主席、刘主席和其他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止后患无穷……”正是这封信引起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仇恨，他们对徐伯伯施行迫害，就连他的秘书也造了他的反。
1967年春夏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母亲任职的旅大市委党校根据政治形势编写《马恩列7本书读书笔记》，由中央党校提供材料。于是母亲与党校教员李岳山到中央党校取材料。办完事后，母亲就急切地想去看望多年不见的徐海东老首长——这是母亲对徐海东伯伯的一贯称呼。
母亲先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个铁盒装的巧克力糖，然后兴冲冲地赶到观音寺一号徐伯伯的住宅。可她走进大门里的警卫班时，却被徐伯伯的秘书迎面拦住。他对母亲讲了许多关于徐伯伯的坏话，内容无非是反对林副主席，参与“二月兵变”等栽赃诬陷之词。最后我母亲对他说：“我只见他一面就走。”但那个秘书黑着脸对母亲说：“他这样坏，你就不要见他了。”
母亲只能无奈失望而去。母亲将那盒巧克力带回来，至今这个空铁盒依旧保存着，而且还将继续保存下去，因为在这个盒子里凝结有我们对徐海东伯伯的怀念。
母亲从北京回来后，向我们说起这件事，令我们十分惊诧，因为徐海东伯伯长期养病，中央并不要求他工作，为何会受到迫害呢？
我们一直在关注此事。1969年4月，终于有了消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徐海东应邀出席了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们从《人民日报》的照片中见他坐在主席台上，都万分高兴，认为这样对他的迫害就会停止。因此1970年1月刚过完元旦，母亲便让我代表她去北京看望徐伯伯。
但那时进北京并不容易，连买火车票都需要北京方面的介绍信。好在有一个同学的姐姐在北京大学求学，有探亲介绍信，我便用这个介绍信买了火车票。车到天津时，我想预先给徐伯伯一个告知，因为我父亲做过白区工作，“文革”期间可能引起怀疑。于是我下车给徐伯伯拍了一个“我的父亲没有问题”的电报。
到京后，我住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放下行李，把外衣裤洗了一下后，我就立即去看望徐伯伯。由于不认识路，我便向一位面容慈祥、态度和蔼的邮局老师傅询问观音寺一号的位置。这位老师傅一边回答，一边画路线图，告诉我：“这个大红门就是首长住宅。”至今我还是忘不掉那位老师傅，因为在那个年代，徐海东被冠有许多罪名，能如此认真地指路实属不易。
到观音寺一号后，警卫班战士给予通知，徐伯伯的女儿徐文惠从里面出来，身后跟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徐文惠边走边说：“你怎么才来啊，我都等你好几天了。”接着又说，“爸爸妈妈现在不在北京，你在不在这住啊？”听到此话，我很是惆怅。没想到当年3月，徐海东伯伯就在郑州被迫害致死。我听说后，悲伤且唏嘘不已。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故作此文以纪念。
（责任编辑：叶筱）
记得20世纪50年代，徐海东伯伯在大连时，我常跟着父亲去见他。但那时我还是少不更事的年龄，对他的了解并不多。1960年，我在旅大（新中国成立后，大连一度改为旅大）八一学校上学期间，阅读了很多关于徐海东伯伯的革命书刊，这位老将军的形象才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
徐海东是一位从穷窑工锻炼成长起来的军事家，是具有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常胜将军。他曾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后任红25军军长，长期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为保卫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9月，红25军抵达陕甘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合，成立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陕甘有徐海东、刘志丹带领红军在活动，还有根据地，于是高兴地喊道：“到陕北去！”
中央红军经历千辛万苦，翻雪山过草地，步行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已是饥寒交迫、缺衣少食，急需粮食和物资补充。徐海东顾全大局，竭尽所能对中央红军给予了极大的支援。毛泽东因此评价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在这以后，徐海东参加了东征、西征、抗日战争等。然而由于他9次负伤，又有严重肺病，在一次战斗总结会上作报告时，他猛然大口吐血，倒在讲台上。从此，他离开了战斗指挥岗位，开始了病休生活。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躺在担架上，一边带着一支小分队与日军作战，一边与疾病做斗争，就这样辗转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徐海东仍表示要带病在山东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到底。
1947年9月，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徐海东被转移到大连这个我党控制下的城市。当时党中央指示大連的同志要关心照顾徐海东同志。大连的同志也都非常尊重和关心这位红军名将，尽量满足他的需求。我们家便是在这一时期与徐海东伯伯一家有了生活上的交集。
徐海东伯伯是湖北人，喜食淡水鱼，而大连是海滨城市，盛产的海鱼不合他口味。为了使他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我父亲左友文曾亲自捕淡水鱼给他补充营养。
父亲在抗战时期，曾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到大连做白区工作。当时为了筹集工作经费，他经常与渔民下海撒网捕鱼，练就了捕鱼这一特长，我便经常看见父亲在家里的会客室修补渔网。后来，大连市园林管理处发给父亲一张特许证，允许他到水源地、湖泊去撒网捕鱼。有了这个条件，父亲就经常网捕淡水鱼送给徐伯伯。徐伯伯住在文化街75号，院子里建有一个水池，父亲捕的鱼可以暂养在水池里。
当时我们家在哈尔滨街，距离明泽公园和明泽湖很近。记得有一天，父亲带我到明泽湖撒网捕鱼。那天运气不错，我们居然捕到一条2尺多长的大鲤鱼！父亲急忙让我把这条鱼抱回家，养在浴盆里。然后我问母亲这条鱼如何处理，母亲告诉我，这是送给你徐伯伯的，我听了很高兴，觉得又为徐伯伯做了一件事。
我是跟着父亲外出次数最多的孩子。记得有一天，父亲带着我去看望徐伯伯。他们谈话几近中午，父亲便要告辞，但好客的徐伯伯坚持留我们吃午饭。平时徐家是在一张饭桌吃饭，这次因为来了客人，徐伯伯的夫人周东屏阿姨又搬来一张小圆桌，把一个有残疾的儿子安置在小圆桌上吃饭。吃饭时，周阿姨在两张桌子之间来回照应，甚是忙碌，这个场面我印象颇深，至今难忘。
徐伯伯的身体状态不太好，不适宜外出，只能尽量卧床静养，慢慢改善。父亲除了常送淡水鱼给他，还经常和母亲去看望他，他很是高兴。另外，大家还给予他家人细心的关照，如母亲就经常邀请周东屏阿姨去人民文化俱乐部看大连京剧团演出的京剧节目及其他演出节目。
1955年9月，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这使得谦虚谨慎、胸怀坦荡的徐海东深感不安。后周恩来在旅大期间来看望他，他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对党贡献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笑着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街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不低，恰当。”
1956年，徐海东伯伯一家按中央的安排迁往北京观音寺一号。尽管他离开了旅大，但他并没有中断与旅大同志的友好情谊。母亲有事到北京，就曾在他们家住过。
光阴似箭，转眼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开始了。徐海东伯伯对几年来发生的很多事情不理解，对“文革”更是不理解。于是在“文革”刚开始时，他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写信给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标准……趁毛主席、刘主席和其他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止后患无穷……”正是这封信引起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仇恨，他们对徐伯伯施行迫害，就连他的秘书也造了他的反。
1967年春夏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母亲任职的旅大市委党校根据政治形势编写《马恩列7本书读书笔记》，由中央党校提供材料。于是母亲与党校教员李岳山到中央党校取材料。办完事后，母亲就急切地想去看望多年不见的徐海东老首长——这是母亲对徐海东伯伯的一贯称呼。
母亲先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个铁盒装的巧克力糖，然后兴冲冲地赶到观音寺一号徐伯伯的住宅。可她走进大门里的警卫班时，却被徐伯伯的秘书迎面拦住。他对母亲讲了许多关于徐伯伯的坏话，内容无非是反对林副主席，参与“二月兵变”等栽赃诬陷之词。最后我母亲对他说：“我只见他一面就走。”但那个秘书黑着脸对母亲说：“他这样坏，你就不要见他了。”
母亲只能无奈失望而去。母亲将那盒巧克力带回来，至今这个空铁盒依旧保存着，而且还将继续保存下去，因为在这个盒子里凝结有我们对徐海东伯伯的怀念。
母亲从北京回来后，向我们说起这件事，令我们十分惊诧，因为徐海东伯伯长期养病，中央并不要求他工作，为何会受到迫害呢？
我们一直在关注此事。1969年4月，终于有了消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徐海东应邀出席了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们从《人民日报》的照片中见他坐在主席台上，都万分高兴，认为这样对他的迫害就会停止。因此1970年1月刚过完元旦，母亲便让我代表她去北京看望徐伯伯。
但那时进北京并不容易，连买火车票都需要北京方面的介绍信。好在有一个同学的姐姐在北京大学求学，有探亲介绍信，我便用这个介绍信买了火车票。车到天津时，我想预先给徐伯伯一个告知，因为我父亲做过白区工作，“文革”期间可能引起怀疑。于是我下车给徐伯伯拍了一个“我的父亲没有问题”的电报。
到京后，我住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放下行李，把外衣裤洗了一下后，我就立即去看望徐伯伯。由于不认识路，我便向一位面容慈祥、态度和蔼的邮局老师傅询问观音寺一号的位置。这位老师傅一边回答，一边画路线图，告诉我：“这个大红门就是首长住宅。”至今我还是忘不掉那位老师傅，因为在那个年代，徐海东被冠有许多罪名，能如此认真地指路实属不易。
到观音寺一号后，警卫班战士给予通知，徐伯伯的女儿徐文惠从里面出来，身后跟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徐文惠边走边说：“你怎么才来啊，我都等你好几天了。”接着又说，“爸爸妈妈现在不在北京，你在不在这住啊？”听到此话，我很是惆怅。没想到当年3月，徐海东伯伯就在郑州被迫害致死。我听说后，悲伤且唏嘘不已。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故作此文以纪念。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