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亚各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随着官方交往水平的提高，其伙伴关系稳步发展。1997年，“新丝路外交”这一概念总结了日本的中亚政策。21世纪伊始，新的地区伙伴开始受到中亚的欢迎。20多年间，日本与中亚的合作突出了几个特别的领域，即教育、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能源资源，其多边外交关系提升到了建立“中亚+日本”的对话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亚政策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中国的中亚战略。日本的中亚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发展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不能看作遏制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政策，应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中亚-日本；双边关系；多边伙伴关系；中国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01-10
日本与中亚各国建立外交关系20多年以来，双边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日本的中亚政策被总结为“丝路外交”。当前，日本是中亚结构性改革的最大援助国之一，日本对区域经济和交通通讯的投资总量达到数十亿美元，其与中亚的合作突出了几个特别的领域，包括教育、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能源资源。2004年，日本为了推动其多边外交发展，着手建立“中亚+日本”的对话机制。文章试图从区域合作的视角研究中亚国家与日本的双边关系的动力、多边功能的中亚+日本模式以及国际合作深入发展背景下“中亚+日本”模式的潜力。
一、日本的中亚外交关系及中亚战略
中亚和日本间经常谈到丝路沿途发生的悠久的贸易历史、文化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合作关系，如在日本历史古都奈良古城发现了13世纪的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制造的珍品；以及历史上佛教由中亚经中国和韩国传至日本的故事。
二战后，大批日本战犯发配至中亚地区，他们参与各种形式的重建，受到当地人们的宽容对待（Zhukova，2007：62-71）。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苏联时期，中亚和日本没有直接的外交联系，只有在苏维埃主导的框架内，前苏联通过派遣代表参与交流项目的渠道访问日本。只有在后苏联时代，中亚各国和日本才开启外交、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纪元。日本是最早承认并与中亚各国政府建立外交联系开展多领域合作的国家之一。
根据日本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Kawato所说，吉尔吉斯斯坦最早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力，但是由于经济规模偏小，不具备实施大规模援助项目的条件。日本就逐渐将视线投向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92年日本外务省长渡边道惠访问了哈萨克斯坦。1994年4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回访了日本。然而，尽管石油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对于接受日本经济援助的热情不高，而开展援助是日本提升双边关系的有限途径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哈萨克斯坦—日本关系遇到一些问题，对很多日本民众而言，哈萨克斯坦官员不易对其倾心，于是又选中了对日本援助来者不拒的乌兹别克斯坦（Kawato 2008：16）。
1994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首访了日本，至1997年，日本通过软贷款和赠予的方式向乌兹别克斯坦投入了5亿美元，将后者打造为日本开展中亚援助的展览橱窗。
1997年，“欧亚外交”或者“丝路外交”的概念不胫而走，日本的这一中亚政策包含了3层：政治对话、经济合作与核不扩散合作、民主化与维稳。“丝路外交”同样给日本政府一个对中亚开展全方位支持的机会（Yuasa 2010：121-122）。
日本的“丝路外交”受到高加索和中亚各国的高度肯定。到2010年，日本对中亚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的日元贷款达到20亿美元。赠予援助规模相对较小，总数在6亿美元左右，其中2.6亿美元是技术援助a。政府开发援助的贷款用于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机场现代化、铁路、光学纤维、桥梁、发电站、职业学校、水资源和运河网络。政府开发援助用于技术创新和建设，中亚国家自行确定优先发展的项目。
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受访专家的意见表现为“重要”和“无关紧要”两派。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呈现压倒性的“重要”舆论倾向。哈萨克斯坦和日本的伙伴合作主要集中于贸易、能源、交通、教育与文化领域，其他国家则是教育、贸易、交通和人道主义方面。
2004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首访中亚各国，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日本与该能源丰富同时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一环。小泉在哈萨克斯坦进行访问时，日哈两国签署了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源和开发铀矿方面进行合作的备忘录；在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进行了能源有关的晤谈，同时涉及到在多项议题开展务实会谈的框架图，相关议题包括了日本对教育项目的资助，鼓励更多乌兹别克斯坦学生赴日留学。应该注意，油气资源并不是日本在中亚全部利益，还有铀矿资源。
2006年秋，安倍晋三新内阁的日本外务省长麻生太郎，开展了一个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1] 新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将其打造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点。“自由与繁荣之弧”成为基本民主建设的地缘外交的风向标，区域包括了沿亚欧大陆的整个区域，包括东盟、中亚、南亚、中东、黑海区域和中东欧。
中亚国家与日本短期内确立了双边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水平在各国间却有差异。日本在政府援助计划框架内提供了巨大支持，并逐渐发展了多边关系，包括学生交流，高等学校的技术援助，以及培训质量的提高。经济和文化关系也被数次提及。有效援助项目包括了免费赴日学习日本取得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知识，以及提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技能和了解日本经济管理经验等方面。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在中亚的历史、文化、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中亚和日本的多边合作领域主要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合作，投资、贸易、农业、信息技术、能源和教育等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则关注了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层面，而乌兹别克斯坦则关心研究中心间开展合作。 中亚—日本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彼此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例如，日本的右山教授指出，日本的普通民众和政界对中亚的重要性未达成共识，而在该地区工作的外交官和专家则难以解释为什么中亚是重要的（Uyama 2003）[2]。同时，一位哈萨克斯坦学者谈到，哈萨克斯坦的民众对现代日本的文化、道德体系缺乏了解，对其现行外交政策的关注点和现代外交动向更是知之甚少。日本在国内也面临相似局面，日本普通民众对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同样不知所在。信息真空导致了双方误解，对中亚—日本关系的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并阻碍到日本在该地区进一步发展多边合作计划（Nurgaliyev 2008：31）。
但是，局面在逐渐发生变化，日本政府在民心相通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工作的结果，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志愿者对于他们在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工作进行了不同的展示。笔者有幸观察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于2010年在日本札幌举办分享会，看到该机构在中亚的一些活动展示，并与其中一些参与中亚工作的志愿者进行了交流a。特别关注的是，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所有的中亚国家表达了关切和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向日本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二、中亚—日本双边关系的动力
（一）哈萨克斯坦—日本
上文已经提到，哈萨克斯坦—日本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并不平顺，并且问题丛生b。1994年和1999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出访东京，并且签署了“友谊、伙伴和合作的联合声明”，以及其他经济文化领域的文件。2007年3月，日本经济贸易产业部长官Amari与哈萨克斯坦总理Massimov在阿斯塔纳签署了加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除此之外，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Izmukhambetov与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总干事Mochizuki签署培训轻水安装专家的备忘录。双方同时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加强哈萨克斯坦向日本出口铀资源，同时启动在反应堆技术，核燃料和自然铀的合作。
2007年8月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出访哈萨克斯坦，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签署了进一步发展日本—哈萨克斯坦友谊，伙伴关系与合作的联合声明，同时双方宣布启动和平利用原子能源的合作的备忘录。
哈萨克斯坦—日本的双边经济合作涵盖了工业技术和原子能源领域。日本财团进入到交通、能源、制造业、贸易、服务业和矿产开采等领域，到了2006年双边贸易量就达到5.84亿美元c。1993年起，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贷款总量达到888亿日元，涵盖的项目有：“铁路交通运力发展计划”（1995年），“Yrtish河桥梁建设项目”（1996年），“阿斯塔纳机场重建项目”（1998年），“西哈萨克斯坦公路网修复计划”（2000年）以及“阿斯塔纳水供应及下水道项目”（2002年）[3]。
除此之外，日本公司参与到不同的国际性能源财团中，包括里海地区的“Inpex”（日本国家石油公司持股50%）d。2008年11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第3次访问了日本，并与福田首相会晤。此次访问取得的成果包括双方在税收方面签署协议，并且签署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备忘录。
2010年3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Saudabayev访问东京时，与鸠山首相和经济贸易产业部长官Naoshima会谈。双方达成共识，能源合作是双方经济关系的重中之重，并且，原子能合作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与日本最大的公司之一的Sumitomo签署了建立联合企业SARECO（Summit Atom Rare Earth Company）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建立一个矿物开采与浓缩的联合体，用来萃取处理稀土元素。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已开发矿藏为主要矿产来源。同时，日本支持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一条高速公路建设，该公路将被建设成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的国际交通走廊。双方将避免重复课税的政府间协议付诸实施。
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日本关系困难与挑战并存，但是双边关系已经朝着扩大合作的方向发展，即能源、交通通讯及经济合作。
（二）吉尔吉斯斯坦——日本
吉尔吉斯斯坦是首先引起日本关注的中亚国家。但是双边关系的发展一向不温不火。比什凯克的日本使馆在2003年才开放，而此前，日本在塔什干、阿拉木图和杜尚别的使馆早已开馆。吉尔吉斯斯坦驻日使馆在2004年开馆。尽管如此，在所有援助国中，日本占据着核心地位。日本的援助领域集中在：（1）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农业开发；（3）社会发展；（4）开放市场环境下的人力资源开发；（5）保障基本人权，包括安全权（Marat，2008）。1992年—2005年间，吉尔吉斯斯坦以贷款和赠予方式从上述渠道获得的资助超过3.89亿美元a。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造成的主要影响可以从比什凯克—玛纳斯的国际机场现代化项目中感受到（包括了跑道，控制中心，和旅客到站等）。此外，还有比什凯克—奥什公路修复计划，修复了这条公路破损最严重的路段，建设了维护设施，提到了这个国家主要公路干线的效率和安全程度[4]。于此同时，日本积极开展项目提升支付系统、建设银行实时结算系统、发展广播系统、开展塔拉斯地区的矿物资源研究，以及制定刺激吉尔吉斯斯坦工业发展的计划等。日本向吉尔吉斯斯坦主要出口汽车和工业、电子领域的设备；吉尔吉斯斯坦则出口贵重金属和化学品。
日本建立了多项专门资金，通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渠道向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提供援助。双边援助主要由日本国际合作署、外交部、日本银行国际合作处等负责实施。日本国际合作署在培训吉尔吉斯斯坦创业者，促进商业发展，提升旅游业方面积极活跃。
在技术合作框架内，旨在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发展的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在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创办成立。该中心提供日语课程，培训和举办研讨班。
日本志愿者活跃在区域发展，市场经济过渡期的人力资源和加强残疾人就业能力等领域。同时，志愿者同专家一道对经济和农业发展，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自2000年以来，该国活跃着141名志愿者。现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有15人，其他则分布于纳伦、伊塞克湖等地区。 2013年2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出访了日本。访问期间，阿坦巴耶夫会晤了日本天皇。首相安倍晋三会晤阿坦巴耶夫时，双方就日本—吉尔吉斯斯坦双边关系，国际问题和其他议题交流了看法。访问成果是，双方签订了合作文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事务部与日本经济贸易产业部合作的备忘录；吉尔吉斯斯坦教育与科学部与日本教育文化体育科学技术部开展教育合作的备忘录；以及其他一些合作协议。专家指出，阿坦巴耶夫此次访问深化了日本—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边关系。
吉尔吉斯斯坦—日本关系的很多方面面临着挑战，在所有影响和制约双边关系的复杂因素中，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局和经济形势起到中流砥柱作用。
（三）塔吉克斯坦—日本
1991年12月，日本承认了塔吉克斯坦的独立地位，并且于1992年2月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塔吉克斯坦内战，局势不稳，双边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很大制约。直到1999年12月Kyko Nakayama才被任命为首位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出使塔吉克斯坦。2002年，日本大使馆在杜尚别开放。2007年11月，塔吉克斯坦大使馆在东京开馆。2006年8月，日本国际合作署在塔吉克斯坦设立了办事处。
2001年以来，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7年出访东京。此外，塔吉克斯坦其他高级领导访问了日本，包括外交部长，塔吉克斯坦议会主席，伊斯兰再生党前主席努里先生。塔吉克斯坦也有日本议会代表团来访，包括2000年参议院议员来访，前外交部长官（以议会选举监督团首脑身份），参议院和众议院成员等。也有部长级代表团的访问，譬如2004年外交部长官曾访问塔吉克斯坦。
两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不温不火。比如，到了2007年塔吉克斯坦对日本出口额为60万美元（橡胶制品等），而从日本进口额为1 800万美元（汽车，建筑机器等）。日本官方开发援助提供的赠予款为86.34亿，技术合作29.27亿，文化赠予为1.872亿（文化拨款援助）和5 020万（基层拨款援助）a。
对塔吉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一拨款援助形式进行，而非日元贷款。2000年以来，塔吉克斯坦—日本的双边关系得到提升，日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的援助金额也在攀升，尤其是库尔干丘贝公路的修复b。今后，该公路将会穿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直抵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从而使得塔吉克斯坦获得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这项合作将促进该地区的物流，并为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四）土库曼斯坦—日本
尽管双方于1992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位于阿什哈巴德的日本大使馆直到2005年才开放。尼亚佐夫主政时期的土库曼斯坦，官方访问仅限于部长级，而总统本人从未出访东京。自尼亚佐夫时期的政府开发援助计划便很少接受外国援助c。
日本—土库曼斯坦的关系在Berdimuhamedov时期几乎没有发展。总统本人在2009年12月访问了东京。2010年1月，议长Nurberdiyeva也访问了日本。2007年，首个政府开发援助铁路交通现代化改造项目（耗资45.05亿）启动，该项目修复了阿什哈巴德的火车机头修理车间，并且引进了计算机系统d。
2008年，双边贸易动力较弱。对日本出口额为2.15亿日元（艺术品和古董），从日本进口额为77亿日元（建筑机械，钢管和管道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额：贷款为45亿日元，拨款6.20亿日元，技术合作4.81亿日元，文化拨款截止2008年为6560万日元。
新一届政府努力发展与外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双边关系，在此背景下，日本—土库曼斯坦双边关系自土库曼斯坦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
（五）乌兹别克斯坦—日本
日本将乌兹别克斯坦视作同哈萨克斯坦一样的中亚主要的有重要作用的国家，在拓宽双边关系中体现出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谈及乌兹别克斯坦—日本的关系，Karimov总统强调称日本式乌兹别克斯坦合作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a。
乌兹别克斯坦突出强调了与日本开展进一步合作的计划，日本作为亚洲的最大经济体，作为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一员，在解决区域及国际问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Khoshiov，2008）。
1994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Islam Karimov首访日本，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文件，并且召开了乌兹别克斯坦-日本首届经济合作会谈。1994年5月起，双方同意每年举办经济合作委员会的联合会谈。同年，双方在东京成立了议会间友谊联盟“日本—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会定期迎接到日本来访重要政商官员。1999年起，两国外交部长实现了互访。
2002年7月，Karimov总统再度访问了日本。出访期间，双方签署了多达14项旨在促进政治和文化交流，增进经济合作，鼓励日方在乌私有经济部门加大投资力度的文件；并且发表了友谊，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的联合声明。
日本公司对于开发布哈拉等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兴趣很大。1995年5月，有关方签订了1项在布哈拉建立炼油厂的合同，该合同标的为2.62亿美元。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计划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德大型投资和社会项目。20年间，乌兹别克斯坦从日本获得的软贷款和商业贷款总额达20亿美元，这些贷款主要投向了电讯网络建设，塔什干的火车机车修理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乌尔根齐的机场升级 ，以及Tashguzar—Baysun—Kumkurgan的铁路项目等b。
2008年8月，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一份双边投资协议c，并于2009年9月起生效。例如，三菱公司参与到该国一些化工产业企业的现代化改造中，“Uzavtoprom”公司的专家与日本社团 “Itocchu”的代表一道设计了1款新型汽车，三菱财团在建设工业自由经济区，多模式物流中心“Navoi”以及与住友商事开展高科技领域的联合项目等方面非常活跃。 2010年5月，第43届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在塔什干召开。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国际合作署签订了总额高达10.15亿美元的项目文件d。该项目主要投资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经济部门。其中，费尔干纳河谷地区城市供水系统的重建，地区公路建设，小微企业融资，乌兹别克斯坦银行参与贸易融资，以及位于Talimarjan的一处热电站的两座复合循环涡轮机建设。
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日本的经济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公司经常不得不面对法律法规的变动，执照办理中的不透明，腐败，货币兑换，物流与交通，以及不确定税收程序等麻烦。
中亚各国，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普遍面临农业机械利用和教育系统等方面的问题[5]。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欢迎日本更积极的参与中亚事务，提升乌兹别克斯坦—日本的双边关系。
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日本人力发展中心在塔什干成立。该项目由日本国家合作署和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济关系部联合发起成立。该中心的主要目标是运用日本经验组织专门培训项目，加大对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专家的培训力度。日本政府支持培训，软贷款等方面的国家项目。日本国际合作署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专家来日学习，鼓励日本专家在投资等方面开展工作。除此之外，学生交流，学者交流等每年都在进行。
自1999年来，日本政府实施“培训奖学金条款”，旨在培训合格的未来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他们将会直接参与到经济，金融和法制领域的发展战略中。在整个项目执行期，日本大学培训了大概250名乌兹别克斯坦学生。
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呈现出积极的转变，并且开展了多边对话。但是，解决分歧，促进合作仍然是摆在双方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多边途径
中亚+日本模式。中亚的地理区位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发生巨大变迁。本世纪初，中国通过1996年启动的上海合作项目积极开展与中亚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俄罗斯也积极进入中亚，重建其昔日在地区的地位。自2001年来，新的军事基地在中亚的火狐标志着中亚的地缘战略发生了重大变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据点助力其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随着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重要的地缘经济潜力和能源输出，中亚地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21世纪初，韩国和日本在中亚的活跃度不断提高，也成为该地区欢迎的国家。日本师徒实施一项不仅有利于双边并且有助于多边的项目，认识到中亚地区在国际安全语境下日渐提升的战略重要地位，于是努力在欧亚发挥更积极作用。
日本试图实施一项不仅有利于双边并且有助于多边的项目。东京认识到中亚地区在国际安全环境下日渐提升的战略重要地位，于是努力在欧亚发挥更积极作用。2002年的中国博鳌亚洲论坛上，日本时任首相发表演讲时称中亚在与东亚国家经济合作中成为欧亚大陆上地缘战略的孵化器，并呼吁加大投资和技术投入，改善并提升该地区基础设施，包括油气管道建设。
2004年8月，日本外长川口顺子延续了这一调门，并出访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与总统会谈了双边关系，地区合作和阿富汗局势等方面的议题。作为此访的成果，2004年8月28日，首届“中亚+日本”外国部长级会谈在阿斯塔纳召开。会议闭幕时，各方外交部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各方希望能够继续这一对话，发展中亚各国与日本的外方位的合作关系。川口顺子的中亚之行的目标是巩固并强化日本与中亚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关系。
跨地区合作的主要概念“中亚+日本”提出之时，宣布尊重不同观点，竞争、协同和开放合作。
2006年10月，日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特别使团，以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参加了东京“中亚+日本”框架下的第2届外交部长峰会，会上讨论了各国如何展开合作，提升跨地区合作水平。
会议采纳了“政策对话”，“区域内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人才对话”，“文化与人员交流”等概念作为框架内合作的重要支点。同时，会议通过了“行动计划”，该计划规定了基本援助的具体条款，方式和内容。实施该计划的主要机构平台是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主要通过技术合作，金融援助和优惠贷款等方式进行。
然而，“中亚+日本”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却比较缓慢，而且不够具体。例如，按原定计划，日本外务省长官Aso和中亚的外交部长在2007年出席联大会议时要举行会晤，但并没有实现。中亚大使馆透露，2008年时原本要举行第3届部长级会议，但是由于日本方面的问题（包括频繁的政府首脑更替），塔什干峰会被迫取消，并且直到2010年8月才举办。
2012年东京举办了中亚和日本外务省长、长官峰会，当年是日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交20周年时机，土库曼斯坦副首相和外交部长首次与会。
第6届执行层面的会晤讨论了中亚与日本合作的优先方面，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区域安全，打击极端主义和贩毒，交通和通讯，以及共同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中的协同合作。会上，日本外务省长官承诺实施总值7亿美元的项目，该项目的实施能够刺激阿富汗的区域合作，提升该地区的国际贸易和投资a。
会议同时决定，“中亚+日本”模式扩张到外交部专家交流对话层面。因此，下一届“人才对话”论坛于2013年春在东京召开。
中亚各国肯定了与日本合作的战略意义，双方通力合作有助于亚欧地区、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利用地缘优势密切贸易，经济和投资。很多年来，日本对与中亚共同实施“政治稳定与发展多种形式合作”很有兴趣，并对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所需能源有强烈愿望。当前，日本90%的原油从中东进口b。日本学者汤浅指出，在日本实施欧亚能源战略背景下，俄罗斯与中亚也有斩不断的关系。多元化能源供应渠道的设想受到日本对俄罗斯采取的实用主义政策的驱动，尤其是自21世纪初以来（Yuasa 2010：128）。 日本认为跨大陆交通体系的发展将会促进中亚在全球贸易中的一体化趋势，并且为该地区的商业资源开发开辟渠道。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对于中亚加速开放，建设取道中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通道表示支持。未来的交通通讯项目能够促进中亚与日本经济关系的培育。
日本财务省信息显示，日本继续对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民主化以及市场化过渡，通过双边或者“中亚+日本”框架内的对话等形式提供支持c。
日本与中亚的多边伙伴关系的成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 Dadavaev教授提出，提升“中亚+日本”框架内的政府间的务实合作非常重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各方对目标的清晰定义，以及以几个部门或领域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开展合作（Dadavaev 2008：140）。
总而言之，“中亚+日本”的计划是多国伙伴关系的优秀平台，但是，制定清晰明确的目标和措施，扩大合作范畴，加强与更多国家，国际及区域组织合作等也非常有必要。
四、国际合作深入发展背景下“中亚+日本”模式的潜力
日本将其外交和安全政策扩展到亚太和大欧亚地区，与中国、韩国、印度和不同多边合作方面经历了巨大变迁。其他国际、地区合作计划，包括东盟项目，对中亚产生了积极影响。欧亚交界地区设立了不同的区域性组织，比如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合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
Mirzokhid Rakhimov（2013 ）进行的一项社会学调查中显示，中亚的各国专家认为上合组织（SCO）是中亚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对于多组织并存背景下中亚和日本的关系，各方有不同观点。对中亚国家而言，日本加入上合组织也不无裨益。关于该组织较小成员国（中亚国家）的长远利益，日本加入上合组织事实上拓宽了经济和政治平衡的空间。因此，很有必要强调，在现代舞台上日本有足够多的机会加入到中亚地区的事务中来，以及与上合组织开展合作（Nurgaliyev 2008：33）。
日本学者Iwashita提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设立峰会特别席位，如“特邀国”。峰会前的交流，例如，建立“上合组织+X”模式；将“特邀国”发展为“伙伴国”等。上合组织的内容可以拓展为“上合组织+3”（欧盟，美国，日本），上海区域论坛等。以及把上合组织与其他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和六方会谈等联系起来（Iwashita 2008：73-74）。
在2010年6月塔什干召开的上合峰会上，与会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其中包括“接受新的上合成员国的规定”。根据这份文件，欧亚地区的国家才能获得成员候选国资格，并且，还要与所有现有成员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拥有观察员国地位或者对话国身份，没有遭受联合国制裁，没有与成员国处于军事冲突中。但是，为了促进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以及透明度的提高，上合组织很可能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日本通过经济援助，为中亚国家公共服务的改善和人才的培养、基础建设和医疗保健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赢得了中亚国家的民心。今后还将继续运用经济援助这一得心应手的工具，根据既定的具体国别援助计划，按部就班地对中亚国家实施援助[6]。
自国际社会在阿富汗开展反恐行动以来，日本始终是阿富汗重建中的主要捐助国之一。日本通过海上自卫队提供印度洋上给养等。除此之外，日本还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卫生、教育等领域通过政府援助计划给予支持。在阿富汗的近邻巴基斯坦，日本活跃于清剿恐怖势力和稳定经济等领域。从2001年9月到2009年7月，日本捐助了10.79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民主化、政府管理、安全部门改革和阿富汗的其他重建援助（Yuasa 2010：133）。
中亚各国也参与到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中。阿富汗的稳定局势对于中亚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未来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国际交通项目能够促进日本—中亚的伙伴关系。在亚洲大陆上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我们通常提到“大东亚”或“亚洲大陆东缘”这一概念。Uyama认为，中亚在大东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Uyama 2009：117-118）。
五、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双方合作逐渐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合作的格局，应积极利用 SCO 和CAREC 两种资源，争取更多的资金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7]。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亚政策的重要体现，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反映了中国的中亚战略。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
中国—中亚的合作关系面临着挑战和困难，尽管如此，双边、多边关系的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形象比较正面，这也有助于中国—中亚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区域内以及广大亚洲国家间的关系的发展。
展望未来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认为从概念上创新将会有助于增进共信，政治对话和相互理解，也有助于欧洲和亚洲国家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中国—中亚的未来合作，需要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1）扩大双边在《上合组织》（SCO）和《综合行动计划》（CAREC）框架下的基础性的学术交流；上合组织是第1个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区域性组织，中国也是最早参加《综合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探寻SCO和CAREC视角下构建与完善与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有效途径。（2）对中国—中亚的双边、多边合作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研究。（3）中国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和组织之间应该继续在替代性交通走廊建设和输油管线以及生态问题上的合作。（4）各方应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并且将各利益攸关方纳入该地区的活动中。（5）需要在中亚项目上与独联体、上合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等组织建立良好关系，协力开展有关计划。（6）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支持配套及经济援助力度；构建面向中亚甚至欧亚的金融中心；大力推进人民币中亚化的步伐，近期内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7）加快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中的政策对话机制建设，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工作放在首位。加快对话机制建设，扫除人员往来障碍赢得中亚国家的民心。 中国—中亚未来的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对于中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亚局势的稳定以及维持国际局势的良好局面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Ahead. Len， T. Uyama， T. Hirose. Japan’s Silk Road Diplomacy， Paving the Road[M]. London：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research center， 2008： 28.
[2] Uyama T， Yuas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 Kazakhstan in 1990s[M]. London：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research center， 2003： 165-186.
[3] Marat. Central Asia and ODA Loans. 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4] 陈家厚， 苏晓玲， 孟宪南， 等.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的相关政策[J]， 北方环境， 2003， 28（2）： 29-33.
[5] Len. T. Uyama ， T. Hirose. Japan’s Silk Road Diplomacy， Paving the Road Ahead. [M]. London ：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research center， 2009： 121-140
[6]冯绍雷， 王海燕.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 十七—日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构想[R].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358.
[7]玉素甫·阿布来提. 新疆与中亚区域金融合作[J]， 经济导刊， 2011（6）： 10-11.
[ 责任编辑 李 颖 ]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Japan， and the Enlightenment on China
Yusufu·ABULAITI
（College of Finance，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njiang）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Japan， the bilateral partnership began to develop steadi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ficial contacts. In 1997 the “Silk Road” Diplomacy concept revealed Japan’s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In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new partners were mainly welcomed in the region. During the two decades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n nations and Japan began to increase steadily， including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political reforms， as well as energy resources. Japan's effort in creating the “Central Asia plus Japan” dialogue is part of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Building the concep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the Chinese leaders attach on Central Asia policy， reflecting China’s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Japan’s Central Asian policy may cause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to China. Therefore， the policy should be positively handled， but not be regarded as a policy to restrain China. There might be some enlightenment to China.
Key words： central Asia-Japan； bilateral relations；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 relations； Enlightenment on China
关键词：中亚-日本；双边关系；多边伙伴关系；中国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01-10
日本与中亚各国建立外交关系20多年以来，双边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日本的中亚政策被总结为“丝路外交”。当前，日本是中亚结构性改革的最大援助国之一，日本对区域经济和交通通讯的投资总量达到数十亿美元，其与中亚的合作突出了几个特别的领域，包括教育、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能源资源。2004年，日本为了推动其多边外交发展，着手建立“中亚+日本”的对话机制。文章试图从区域合作的视角研究中亚国家与日本的双边关系的动力、多边功能的中亚+日本模式以及国际合作深入发展背景下“中亚+日本”模式的潜力。
一、日本的中亚外交关系及中亚战略
中亚和日本间经常谈到丝路沿途发生的悠久的贸易历史、文化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合作关系，如在日本历史古都奈良古城发现了13世纪的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制造的珍品；以及历史上佛教由中亚经中国和韩国传至日本的故事。
二战后，大批日本战犯发配至中亚地区，他们参与各种形式的重建，受到当地人们的宽容对待（Zhukova，2007：62-71）。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苏联时期，中亚和日本没有直接的外交联系，只有在苏维埃主导的框架内，前苏联通过派遣代表参与交流项目的渠道访问日本。只有在后苏联时代，中亚各国和日本才开启外交、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纪元。日本是最早承认并与中亚各国政府建立外交联系开展多领域合作的国家之一。
根据日本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Kawato所说，吉尔吉斯斯坦最早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力，但是由于经济规模偏小，不具备实施大规模援助项目的条件。日本就逐渐将视线投向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92年日本外务省长渡边道惠访问了哈萨克斯坦。1994年4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回访了日本。然而，尽管石油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对于接受日本经济援助的热情不高，而开展援助是日本提升双边关系的有限途径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哈萨克斯坦—日本关系遇到一些问题，对很多日本民众而言，哈萨克斯坦官员不易对其倾心，于是又选中了对日本援助来者不拒的乌兹别克斯坦（Kawato 2008：16）。
1994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首访了日本，至1997年，日本通过软贷款和赠予的方式向乌兹别克斯坦投入了5亿美元，将后者打造为日本开展中亚援助的展览橱窗。
1997年，“欧亚外交”或者“丝路外交”的概念不胫而走，日本的这一中亚政策包含了3层：政治对话、经济合作与核不扩散合作、民主化与维稳。“丝路外交”同样给日本政府一个对中亚开展全方位支持的机会（Yuasa 2010：121-122）。
日本的“丝路外交”受到高加索和中亚各国的高度肯定。到2010年，日本对中亚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的日元贷款达到20亿美元。赠予援助规模相对较小，总数在6亿美元左右，其中2.6亿美元是技术援助a。政府开发援助的贷款用于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机场现代化、铁路、光学纤维、桥梁、发电站、职业学校、水资源和运河网络。政府开发援助用于技术创新和建设，中亚国家自行确定优先发展的项目。
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受访专家的意见表现为“重要”和“无关紧要”两派。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呈现压倒性的“重要”舆论倾向。哈萨克斯坦和日本的伙伴合作主要集中于贸易、能源、交通、教育与文化领域，其他国家则是教育、贸易、交通和人道主义方面。
2004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首访中亚各国，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日本与该能源丰富同时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一环。小泉在哈萨克斯坦进行访问时，日哈两国签署了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源和开发铀矿方面进行合作的备忘录；在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进行了能源有关的晤谈，同时涉及到在多项议题开展务实会谈的框架图，相关议题包括了日本对教育项目的资助，鼓励更多乌兹别克斯坦学生赴日留学。应该注意，油气资源并不是日本在中亚全部利益，还有铀矿资源。
2006年秋，安倍晋三新内阁的日本外务省长麻生太郎，开展了一个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1] 新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将其打造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点。“自由与繁荣之弧”成为基本民主建设的地缘外交的风向标，区域包括了沿亚欧大陆的整个区域，包括东盟、中亚、南亚、中东、黑海区域和中东欧。
中亚国家与日本短期内确立了双边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水平在各国间却有差异。日本在政府援助计划框架内提供了巨大支持，并逐渐发展了多边关系，包括学生交流，高等学校的技术援助，以及培训质量的提高。经济和文化关系也被数次提及。有效援助项目包括了免费赴日学习日本取得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知识，以及提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技能和了解日本经济管理经验等方面。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在中亚的历史、文化、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中亚和日本的多边合作领域主要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合作，投资、贸易、农业、信息技术、能源和教育等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则关注了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层面，而乌兹别克斯坦则关心研究中心间开展合作。 中亚—日本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彼此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例如，日本的右山教授指出，日本的普通民众和政界对中亚的重要性未达成共识，而在该地区工作的外交官和专家则难以解释为什么中亚是重要的（Uyama 2003）[2]。同时，一位哈萨克斯坦学者谈到，哈萨克斯坦的民众对现代日本的文化、道德体系缺乏了解，对其现行外交政策的关注点和现代外交动向更是知之甚少。日本在国内也面临相似局面，日本普通民众对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同样不知所在。信息真空导致了双方误解，对中亚—日本关系的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并阻碍到日本在该地区进一步发展多边合作计划（Nurgaliyev 2008：31）。
但是，局面在逐渐发生变化，日本政府在民心相通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工作的结果，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志愿者对于他们在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工作进行了不同的展示。笔者有幸观察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于2010年在日本札幌举办分享会，看到该机构在中亚的一些活动展示，并与其中一些参与中亚工作的志愿者进行了交流a。特别关注的是，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所有的中亚国家表达了关切和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向日本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二、中亚—日本双边关系的动力
（一）哈萨克斯坦—日本
上文已经提到，哈萨克斯坦—日本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并不平顺，并且问题丛生b。1994年和1999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出访东京，并且签署了“友谊、伙伴和合作的联合声明”，以及其他经济文化领域的文件。2007年3月，日本经济贸易产业部长官Amari与哈萨克斯坦总理Massimov在阿斯塔纳签署了加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除此之外，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Izmukhambetov与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总干事Mochizuki签署培训轻水安装专家的备忘录。双方同时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加强哈萨克斯坦向日本出口铀资源，同时启动在反应堆技术，核燃料和自然铀的合作。
2007年8月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出访哈萨克斯坦，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签署了进一步发展日本—哈萨克斯坦友谊，伙伴关系与合作的联合声明，同时双方宣布启动和平利用原子能源的合作的备忘录。
哈萨克斯坦—日本的双边经济合作涵盖了工业技术和原子能源领域。日本财团进入到交通、能源、制造业、贸易、服务业和矿产开采等领域，到了2006年双边贸易量就达到5.84亿美元c。1993年起，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贷款总量达到888亿日元，涵盖的项目有：“铁路交通运力发展计划”（1995年），“Yrtish河桥梁建设项目”（1996年），“阿斯塔纳机场重建项目”（1998年），“西哈萨克斯坦公路网修复计划”（2000年）以及“阿斯塔纳水供应及下水道项目”（2002年）[3]。
除此之外，日本公司参与到不同的国际性能源财团中，包括里海地区的“Inpex”（日本国家石油公司持股50%）d。2008年11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第3次访问了日本，并与福田首相会晤。此次访问取得的成果包括双方在税收方面签署协议，并且签署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备忘录。
2010年3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Saudabayev访问东京时，与鸠山首相和经济贸易产业部长官Naoshima会谈。双方达成共识，能源合作是双方经济关系的重中之重，并且，原子能合作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与日本最大的公司之一的Sumitomo签署了建立联合企业SARECO（Summit Atom Rare Earth Company）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建立一个矿物开采与浓缩的联合体，用来萃取处理稀土元素。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已开发矿藏为主要矿产来源。同时，日本支持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一条高速公路建设，该公路将被建设成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的国际交通走廊。双方将避免重复课税的政府间协议付诸实施。
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日本关系困难与挑战并存，但是双边关系已经朝着扩大合作的方向发展，即能源、交通通讯及经济合作。
（二）吉尔吉斯斯坦——日本
吉尔吉斯斯坦是首先引起日本关注的中亚国家。但是双边关系的发展一向不温不火。比什凯克的日本使馆在2003年才开放，而此前，日本在塔什干、阿拉木图和杜尚别的使馆早已开馆。吉尔吉斯斯坦驻日使馆在2004年开馆。尽管如此，在所有援助国中，日本占据着核心地位。日本的援助领域集中在：（1）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农业开发；（3）社会发展；（4）开放市场环境下的人力资源开发；（5）保障基本人权，包括安全权（Marat，2008）。1992年—2005年间，吉尔吉斯斯坦以贷款和赠予方式从上述渠道获得的资助超过3.89亿美元a。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造成的主要影响可以从比什凯克—玛纳斯的国际机场现代化项目中感受到（包括了跑道，控制中心，和旅客到站等）。此外，还有比什凯克—奥什公路修复计划，修复了这条公路破损最严重的路段，建设了维护设施，提到了这个国家主要公路干线的效率和安全程度[4]。于此同时，日本积极开展项目提升支付系统、建设银行实时结算系统、发展广播系统、开展塔拉斯地区的矿物资源研究，以及制定刺激吉尔吉斯斯坦工业发展的计划等。日本向吉尔吉斯斯坦主要出口汽车和工业、电子领域的设备；吉尔吉斯斯坦则出口贵重金属和化学品。
日本建立了多项专门资金，通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渠道向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提供援助。双边援助主要由日本国际合作署、外交部、日本银行国际合作处等负责实施。日本国际合作署在培训吉尔吉斯斯坦创业者，促进商业发展，提升旅游业方面积极活跃。
在技术合作框架内，旨在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发展的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在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创办成立。该中心提供日语课程，培训和举办研讨班。
日本志愿者活跃在区域发展，市场经济过渡期的人力资源和加强残疾人就业能力等领域。同时，志愿者同专家一道对经济和农业发展，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自2000年以来，该国活跃着141名志愿者。现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有15人，其他则分布于纳伦、伊塞克湖等地区。 2013年2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出访了日本。访问期间，阿坦巴耶夫会晤了日本天皇。首相安倍晋三会晤阿坦巴耶夫时，双方就日本—吉尔吉斯斯坦双边关系，国际问题和其他议题交流了看法。访问成果是，双方签订了合作文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事务部与日本经济贸易产业部合作的备忘录；吉尔吉斯斯坦教育与科学部与日本教育文化体育科学技术部开展教育合作的备忘录；以及其他一些合作协议。专家指出，阿坦巴耶夫此次访问深化了日本—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边关系。
吉尔吉斯斯坦—日本关系的很多方面面临着挑战，在所有影响和制约双边关系的复杂因素中，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局和经济形势起到中流砥柱作用。
（三）塔吉克斯坦—日本
1991年12月，日本承认了塔吉克斯坦的独立地位，并且于1992年2月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塔吉克斯坦内战，局势不稳，双边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很大制约。直到1999年12月Kyko Nakayama才被任命为首位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出使塔吉克斯坦。2002年，日本大使馆在杜尚别开放。2007年11月，塔吉克斯坦大使馆在东京开馆。2006年8月，日本国际合作署在塔吉克斯坦设立了办事处。
2001年以来，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7年出访东京。此外，塔吉克斯坦其他高级领导访问了日本，包括外交部长，塔吉克斯坦议会主席，伊斯兰再生党前主席努里先生。塔吉克斯坦也有日本议会代表团来访，包括2000年参议院议员来访，前外交部长官（以议会选举监督团首脑身份），参议院和众议院成员等。也有部长级代表团的访问，譬如2004年外交部长官曾访问塔吉克斯坦。
两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不温不火。比如，到了2007年塔吉克斯坦对日本出口额为60万美元（橡胶制品等），而从日本进口额为1 800万美元（汽车，建筑机器等）。日本官方开发援助提供的赠予款为86.34亿，技术合作29.27亿，文化赠予为1.872亿（文化拨款援助）和5 020万（基层拨款援助）a。
对塔吉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一拨款援助形式进行，而非日元贷款。2000年以来，塔吉克斯坦—日本的双边关系得到提升，日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的援助金额也在攀升，尤其是库尔干丘贝公路的修复b。今后，该公路将会穿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直抵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从而使得塔吉克斯坦获得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这项合作将促进该地区的物流，并为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四）土库曼斯坦—日本
尽管双方于1992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位于阿什哈巴德的日本大使馆直到2005年才开放。尼亚佐夫主政时期的土库曼斯坦，官方访问仅限于部长级，而总统本人从未出访东京。自尼亚佐夫时期的政府开发援助计划便很少接受外国援助c。
日本—土库曼斯坦的关系在Berdimuhamedov时期几乎没有发展。总统本人在2009年12月访问了东京。2010年1月，议长Nurberdiyeva也访问了日本。2007年，首个政府开发援助铁路交通现代化改造项目（耗资45.05亿）启动，该项目修复了阿什哈巴德的火车机头修理车间，并且引进了计算机系统d。
2008年，双边贸易动力较弱。对日本出口额为2.15亿日元（艺术品和古董），从日本进口额为77亿日元（建筑机械，钢管和管道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额：贷款为45亿日元，拨款6.20亿日元，技术合作4.81亿日元，文化拨款截止2008年为6560万日元。
新一届政府努力发展与外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双边关系，在此背景下，日本—土库曼斯坦双边关系自土库曼斯坦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
（五）乌兹别克斯坦—日本
日本将乌兹别克斯坦视作同哈萨克斯坦一样的中亚主要的有重要作用的国家，在拓宽双边关系中体现出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谈及乌兹别克斯坦—日本的关系，Karimov总统强调称日本式乌兹别克斯坦合作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a。
乌兹别克斯坦突出强调了与日本开展进一步合作的计划，日本作为亚洲的最大经济体，作为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一员，在解决区域及国际问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Khoshiov，2008）。
1994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Islam Karimov首访日本，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文件，并且召开了乌兹别克斯坦-日本首届经济合作会谈。1994年5月起，双方同意每年举办经济合作委员会的联合会谈。同年，双方在东京成立了议会间友谊联盟“日本—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会定期迎接到日本来访重要政商官员。1999年起，两国外交部长实现了互访。
2002年7月，Karimov总统再度访问了日本。出访期间，双方签署了多达14项旨在促进政治和文化交流，增进经济合作，鼓励日方在乌私有经济部门加大投资力度的文件；并且发表了友谊，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的联合声明。
日本公司对于开发布哈拉等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兴趣很大。1995年5月，有关方签订了1项在布哈拉建立炼油厂的合同，该合同标的为2.62亿美元。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计划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德大型投资和社会项目。20年间，乌兹别克斯坦从日本获得的软贷款和商业贷款总额达20亿美元，这些贷款主要投向了电讯网络建设，塔什干的火车机车修理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乌尔根齐的机场升级 ，以及Tashguzar—Baysun—Kumkurgan的铁路项目等b。
2008年8月，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一份双边投资协议c，并于2009年9月起生效。例如，三菱公司参与到该国一些化工产业企业的现代化改造中，“Uzavtoprom”公司的专家与日本社团 “Itocchu”的代表一道设计了1款新型汽车，三菱财团在建设工业自由经济区，多模式物流中心“Navoi”以及与住友商事开展高科技领域的联合项目等方面非常活跃。 2010年5月，第43届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在塔什干召开。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国际合作署签订了总额高达10.15亿美元的项目文件d。该项目主要投资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经济部门。其中，费尔干纳河谷地区城市供水系统的重建，地区公路建设，小微企业融资，乌兹别克斯坦银行参与贸易融资，以及位于Talimarjan的一处热电站的两座复合循环涡轮机建设。
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日本的经济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公司经常不得不面对法律法规的变动，执照办理中的不透明，腐败，货币兑换，物流与交通，以及不确定税收程序等麻烦。
中亚各国，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普遍面临农业机械利用和教育系统等方面的问题[5]。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欢迎日本更积极的参与中亚事务，提升乌兹别克斯坦—日本的双边关系。
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日本人力发展中心在塔什干成立。该项目由日本国家合作署和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济关系部联合发起成立。该中心的主要目标是运用日本经验组织专门培训项目，加大对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专家的培训力度。日本政府支持培训，软贷款等方面的国家项目。日本国际合作署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专家来日学习，鼓励日本专家在投资等方面开展工作。除此之外，学生交流，学者交流等每年都在进行。
自1999年来，日本政府实施“培训奖学金条款”，旨在培训合格的未来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他们将会直接参与到经济，金融和法制领域的发展战略中。在整个项目执行期，日本大学培训了大概250名乌兹别克斯坦学生。
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呈现出积极的转变，并且开展了多边对话。但是，解决分歧，促进合作仍然是摆在双方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多边途径
中亚+日本模式。中亚的地理区位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发生巨大变迁。本世纪初，中国通过1996年启动的上海合作项目积极开展与中亚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俄罗斯也积极进入中亚，重建其昔日在地区的地位。自2001年来，新的军事基地在中亚的火狐标志着中亚的地缘战略发生了重大变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据点助力其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随着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重要的地缘经济潜力和能源输出，中亚地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21世纪初，韩国和日本在中亚的活跃度不断提高，也成为该地区欢迎的国家。日本师徒实施一项不仅有利于双边并且有助于多边的项目，认识到中亚地区在国际安全语境下日渐提升的战略重要地位，于是努力在欧亚发挥更积极作用。
日本试图实施一项不仅有利于双边并且有助于多边的项目。东京认识到中亚地区在国际安全环境下日渐提升的战略重要地位，于是努力在欧亚发挥更积极作用。2002年的中国博鳌亚洲论坛上，日本时任首相发表演讲时称中亚在与东亚国家经济合作中成为欧亚大陆上地缘战略的孵化器，并呼吁加大投资和技术投入，改善并提升该地区基础设施，包括油气管道建设。
2004年8月，日本外长川口顺子延续了这一调门，并出访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与总统会谈了双边关系，地区合作和阿富汗局势等方面的议题。作为此访的成果，2004年8月28日，首届“中亚+日本”外国部长级会谈在阿斯塔纳召开。会议闭幕时，各方外交部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各方希望能够继续这一对话，发展中亚各国与日本的外方位的合作关系。川口顺子的中亚之行的目标是巩固并强化日本与中亚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关系。
跨地区合作的主要概念“中亚+日本”提出之时，宣布尊重不同观点，竞争、协同和开放合作。
2006年10月，日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特别使团，以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参加了东京“中亚+日本”框架下的第2届外交部长峰会，会上讨论了各国如何展开合作，提升跨地区合作水平。
会议采纳了“政策对话”，“区域内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人才对话”，“文化与人员交流”等概念作为框架内合作的重要支点。同时，会议通过了“行动计划”，该计划规定了基本援助的具体条款，方式和内容。实施该计划的主要机构平台是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主要通过技术合作，金融援助和优惠贷款等方式进行。
然而，“中亚+日本”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却比较缓慢，而且不够具体。例如，按原定计划，日本外务省长官Aso和中亚的外交部长在2007年出席联大会议时要举行会晤，但并没有实现。中亚大使馆透露，2008年时原本要举行第3届部长级会议，但是由于日本方面的问题（包括频繁的政府首脑更替），塔什干峰会被迫取消，并且直到2010年8月才举办。
2012年东京举办了中亚和日本外务省长、长官峰会，当年是日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交20周年时机，土库曼斯坦副首相和外交部长首次与会。
第6届执行层面的会晤讨论了中亚与日本合作的优先方面，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区域安全，打击极端主义和贩毒，交通和通讯，以及共同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中的协同合作。会上，日本外务省长官承诺实施总值7亿美元的项目，该项目的实施能够刺激阿富汗的区域合作，提升该地区的国际贸易和投资a。
会议同时决定，“中亚+日本”模式扩张到外交部专家交流对话层面。因此，下一届“人才对话”论坛于2013年春在东京召开。
中亚各国肯定了与日本合作的战略意义，双方通力合作有助于亚欧地区、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利用地缘优势密切贸易，经济和投资。很多年来，日本对与中亚共同实施“政治稳定与发展多种形式合作”很有兴趣，并对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所需能源有强烈愿望。当前，日本90%的原油从中东进口b。日本学者汤浅指出，在日本实施欧亚能源战略背景下，俄罗斯与中亚也有斩不断的关系。多元化能源供应渠道的设想受到日本对俄罗斯采取的实用主义政策的驱动，尤其是自21世纪初以来（Yuasa 2010：128）。 日本认为跨大陆交通体系的发展将会促进中亚在全球贸易中的一体化趋势，并且为该地区的商业资源开发开辟渠道。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对于中亚加速开放，建设取道中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通道表示支持。未来的交通通讯项目能够促进中亚与日本经济关系的培育。
日本财务省信息显示，日本继续对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民主化以及市场化过渡，通过双边或者“中亚+日本”框架内的对话等形式提供支持c。
日本与中亚的多边伙伴关系的成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 Dadavaev教授提出，提升“中亚+日本”框架内的政府间的务实合作非常重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各方对目标的清晰定义，以及以几个部门或领域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开展合作（Dadavaev 2008：140）。
总而言之，“中亚+日本”的计划是多国伙伴关系的优秀平台，但是，制定清晰明确的目标和措施，扩大合作范畴，加强与更多国家，国际及区域组织合作等也非常有必要。
四、国际合作深入发展背景下“中亚+日本”模式的潜力
日本将其外交和安全政策扩展到亚太和大欧亚地区，与中国、韩国、印度和不同多边合作方面经历了巨大变迁。其他国际、地区合作计划，包括东盟项目，对中亚产生了积极影响。欧亚交界地区设立了不同的区域性组织，比如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合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
Mirzokhid Rakhimov（2013 ）进行的一项社会学调查中显示，中亚的各国专家认为上合组织（SCO）是中亚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对于多组织并存背景下中亚和日本的关系，各方有不同观点。对中亚国家而言，日本加入上合组织也不无裨益。关于该组织较小成员国（中亚国家）的长远利益，日本加入上合组织事实上拓宽了经济和政治平衡的空间。因此，很有必要强调，在现代舞台上日本有足够多的机会加入到中亚地区的事务中来，以及与上合组织开展合作（Nurgaliyev 2008：33）。
日本学者Iwashita提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设立峰会特别席位，如“特邀国”。峰会前的交流，例如，建立“上合组织+X”模式；将“特邀国”发展为“伙伴国”等。上合组织的内容可以拓展为“上合组织+3”（欧盟，美国，日本），上海区域论坛等。以及把上合组织与其他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和六方会谈等联系起来（Iwashita 2008：73-74）。
在2010年6月塔什干召开的上合峰会上，与会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其中包括“接受新的上合成员国的规定”。根据这份文件，欧亚地区的国家才能获得成员候选国资格，并且，还要与所有现有成员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拥有观察员国地位或者对话国身份，没有遭受联合国制裁，没有与成员国处于军事冲突中。但是，为了促进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以及透明度的提高，上合组织很可能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日本通过经济援助，为中亚国家公共服务的改善和人才的培养、基础建设和医疗保健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赢得了中亚国家的民心。今后还将继续运用经济援助这一得心应手的工具，根据既定的具体国别援助计划，按部就班地对中亚国家实施援助[6]。
自国际社会在阿富汗开展反恐行动以来，日本始终是阿富汗重建中的主要捐助国之一。日本通过海上自卫队提供印度洋上给养等。除此之外，日本还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卫生、教育等领域通过政府援助计划给予支持。在阿富汗的近邻巴基斯坦，日本活跃于清剿恐怖势力和稳定经济等领域。从2001年9月到2009年7月，日本捐助了10.79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民主化、政府管理、安全部门改革和阿富汗的其他重建援助（Yuasa 2010：133）。
中亚各国也参与到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中。阿富汗的稳定局势对于中亚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未来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国际交通项目能够促进日本—中亚的伙伴关系。在亚洲大陆上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我们通常提到“大东亚”或“亚洲大陆东缘”这一概念。Uyama认为，中亚在大东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Uyama 2009：117-118）。
五、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双方合作逐渐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合作的格局，应积极利用 SCO 和CAREC 两种资源，争取更多的资金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7]。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亚政策的重要体现，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反映了中国的中亚战略。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
中国—中亚的合作关系面临着挑战和困难，尽管如此，双边、多边关系的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形象比较正面，这也有助于中国—中亚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区域内以及广大亚洲国家间的关系的发展。
展望未来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认为从概念上创新将会有助于增进共信，政治对话和相互理解，也有助于欧洲和亚洲国家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中国—中亚的未来合作，需要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1）扩大双边在《上合组织》（SCO）和《综合行动计划》（CAREC）框架下的基础性的学术交流；上合组织是第1个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区域性组织，中国也是最早参加《综合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探寻SCO和CAREC视角下构建与完善与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有效途径。（2）对中国—中亚的双边、多边合作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研究。（3）中国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和组织之间应该继续在替代性交通走廊建设和输油管线以及生态问题上的合作。（4）各方应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并且将各利益攸关方纳入该地区的活动中。（5）需要在中亚项目上与独联体、上合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等组织建立良好关系，协力开展有关计划。（6）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支持配套及经济援助力度；构建面向中亚甚至欧亚的金融中心；大力推进人民币中亚化的步伐，近期内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7）加快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中的政策对话机制建设，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工作放在首位。加快对话机制建设，扫除人员往来障碍赢得中亚国家的民心。 中国—中亚未来的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对于中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亚局势的稳定以及维持国际局势的良好局面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Ahead. Len， T. Uyama， T. Hirose. Japan’s Silk Road Diplomacy， Paving the Road[M]. London：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research center， 2008： 28.
[2] Uyama T， Yuas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 Kazakhstan in 1990s[M]. London：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research center， 2003： 165-186.
[3] Marat. Central Asia and ODA Loans. 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4] 陈家厚， 苏晓玲， 孟宪南， 等.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的相关政策[J]， 北方环境， 2003， 28（2）： 29-33.
[5] Len. T. Uyama ， T. Hirose. Japan’s Silk Road Diplomacy， Paving the Road Ahead. [M]. London ：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research center， 2009： 121-140
[6]冯绍雷， 王海燕.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 十七—日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构想[R].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358.
[7]玉素甫·阿布来提. 新疆与中亚区域金融合作[J]， 经济导刊， 2011（6）： 10-11.
[ 责任编辑 李 颖 ]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Japan， and the Enlightenment on China
Yusufu·ABULAITI
（College of Finance，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njiang）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Japan， the bilateral partnership began to develop steadi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ficial contacts. In 1997 the “Silk Road” Diplomacy concept revealed Japan’s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In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new partners were mainly welcomed in the region. During the two decades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n nations and Japan began to increase steadily， including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political reforms， as well as energy resources. Japan's effort in creating the “Central Asia plus Japan” dialogue is part of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Building the concep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the Chinese leaders attach on Central Asia policy， reflecting China’s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Japan’s Central Asian policy may cause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to China. Therefore， the policy should be positively handled， but not be regarded as a policy to restrain China. There might be some enlightenment to China.
Key words： central Asia-Japan； bilateral relations；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 relations； Enlightenment o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