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那颗光辉夺目的巨钻，它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又为后来的明清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艺术享受。许多文人对宋词的发展饶有兴趣，并对其进行潜心研究。本文从独特的角度来剖析宋词的发展过程，即歌妓对宋词发展的促进作用。
　　歌妓对诗、词、曲等中国传统文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尤其和宋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宋朝，歌妓被认为是风花雪月的低下之人，但她们对于宋词文化的发展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歌妓与文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文人对词的创作，歌妓对词的传唱更是扩大了词的传播范围。
　　 在宋代，词的发展是与歌妓密不可分的。词人创作一首新词，抒发某种感情，并非是唯一的或最终的目的，他们最终的或当初的目的是要把这些词放到那些能歌善舞的歌妓那里，通过她们的“皓齿”及其所擅长的“管弦声”进一步实现词的价值；而歌妓的歌唱又增添了作为文学样式的词所不具备的审美效果，使词的艺术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歌妓在文人面前载歌载舞佐酒助兴是文人应歌填词即兴创作的首要前提和驱动力，从而极大的提高了文人作词的积极性。仅有美景、良朋，尚不足以让文人们尽兴，只有把他们的词作让这些佳人通过她们的歌喉以“新声之调”表现出来，才能让这些文人心满意足情欢尽兴。晏殊在家宴上乘兴作词，他的家妓就会倚丝竹而歌之；柳永在市井妓或教坊妓“要索新词”下应声而作；张先在杭州时，也是多为官妓作词。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正是歌妓使词与乐、文人填词的欲望与歌妓的演唱激情、文人“政尔赋新词”与歌妓“要索新词”之间形成了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关系，极大丰富了文人的情感世界，激发了文人的艺术灵感，增加了文人作词兴趣，从而造就了一批擅长填词的词人。在文人这里，歌妓们不再只是一群卖弄风花雪月的低下之人，而是能和他们进行感情交流的群体。由于她们多才多艺、色艺兼优，而且她们的文化素养也往往高于一般的妾与婢，所以她们在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中，更能贴近他们的内心世界，触发他们的内心情感。尤其是对于那些落魄的文人和士大夫来说，歌妓更是他们的知音和情感的寄托。他们往往用歌妓的沦落生涯来自拟身世之坎坷，以哀其不幸来感叹自身之不幸。由于这些文人和歌妓同时产生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感触，因此文人与歌妓之间便有了共同的情感，实现了更多的心灵上的交流。他们一起吟诗填词、交流情感，欣赏艺术、感叹人生，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再停留在男女之间寻常风月的层次，而是升华到同病相怜，共命运同忧患的崇高境界。
　　比如柳永年少时期由于放荡不羁而导致他大半生都浪迹天涯，正是他漂泊流浪的特殊生涯让他和当时的歌妓来往密切，可以说她们是柳永一生的红颜知己。柳永与那些歌妓之间的关系是绝不能用爱情来形容的，柳永与歌妓之间并没有产生后人所赞美的那种纯洁的、平等的爱情，而是两个人同处于社会正常秩序之外而产生的互相同情、理解和慰籍。柳永因生活所迫而暂居青楼，此时他需要歌妓给他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生活。青楼里的歌妓内心有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她们深知自己在年华逝去的晚年会迎来凄惨的生活，因此她们需要情感上的理解和慰藉。也正因为这些，柳永跟歌妓之间便演绎了一段段“才子佳人”的佳话，只是这里的“才子”是落魄的“才子”，这里的“佳人”是忧伤的“佳人”，因此这里的“才子”与“佳人”之间需要太多的同情理解和慰藉。也正是这种情感上的交流和碰撞让柳永有感而发，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篇脍炙人口的不朽词作和辉煌篇章。
　　每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它独特的传播方式。宋词是一种融音乐与文学为一体的音乐文学，既有文学的深邃性，又有音乐的表现性，这就决定了宋词的传播离不开以歌妓为主的动态传播中介。歌妓的角色与宋词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是宋词传播的主体又是宋词传播的受众。在整个传播的过程当中，这种传播既有它的广泛性、互动性，也有它的致效性。每一首词作要想实现它的文学价值，都离不开这样三个阶段，即创作——传播——接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正是歌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这些歌妓把一首首词作传播到受众那里，让这些词作得到受众的接受和欣赏，使宋词的艺术价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色艺兼优的歌妓的传播，这些宋词就只能是一篇篇没有朝气和活力的文字，更不会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
　　歌妓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她们是词人最密切的合作者，她们的乞词激发了词人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为词人提供了极大的驱动力。同时她们的传唱使得词人的作品得以传诵至大江南北，甚至异域海外。所以说歌妓又是词作赖以传播、流传于世的首要媒体。歌妓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确立了词在文学史上“一代之胜”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