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葛佩琦平反
　　
　　 葛佩琦（1911—1993），山东平度县人，早年在北平大学物理系求学，曾以北大学生会副主席身份参与领导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以“国民党少将督察”等身份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7年10月，与葛佩琦单线联系工作的领导人被捕，从此，葛佩琦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葛佩琦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葛佩琦被首批错划为“右派”，并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熬过了18个春秋。1975年12月，根据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宽大释放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决定，葛佩琦作为“国民党少将”被特赦释放，但头上仍然顶着“大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骇人听闻的罪名。18年的冤狱不仅使他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而且导致了一幕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在狱中，葛佩琦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白内障，视力几近失明。1978年，他做了眼科手术。靠着那点微弱的视力，他摸摸撞撞走上了“上访”的艰难路程。在碰了无数次壁之后，他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幸运地遇到了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
　　葛佩琦是20世纪50年代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右派”之一，中央几个有关部门在接到他的申诉材料时，都不敢明确表态，有的部门甚至把他的申诉材料退了回来。葛佩琦跑了一年多，依然没有多大进展。在申诉无望之际，葛佩琦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决定到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家中直接上访。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带着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找到了胡耀邦的家。按响门铃后，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这位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他的姓名、来意，对他说：“耀邦同志不在家，今晚一定把你的信转告耀邦同志，请你放心。”并约定第二天下午5时来看处理情况。
　　 翌日下午5时，葛佩琦如约前往。那位工作人员交给他一个带红格的大信封，让他拿这封信到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葛佩琦看着左边胡耀邦的亲笔签名，顿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两天后，陈野苹派一位局长与葛佩琦谈了话，决定对他的案件重新复查。经过有关部门详细核查，1980年12月15日，葛佩琦的“反革命”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82年3月18日，葛佩琦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1983年5月，他的党籍也得到恢复。
　　 每当谈到胡耀邦，葛佩琦总是难以抑制心头的激动。他充满感激地说：在上访过程中，我领会到胡耀邦同志处理问题有三个特点：迅速果断，认真负责，实事求是。我下午5点送去的申诉信，胡耀邦同志当晚就批阅了，第二天下午5点，他的批示就转到了我的手中；这表明他处理问题的迅速果断。我的申诉信是4月2日写的，由于我粗心大意，把4月写成了3月，胡耀邦同志在“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认真负责。胡耀邦同志在批示中，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给我落实政策；这表明了他处理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点是很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问题时，如果只是批阅一下，不指定专人负责落实，政策就往往落实不下去。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党员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如果都能发扬胡耀邦同志的这种迅速果断、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则四化建设事业将会更上一层楼。
　　
　　给数学家华罗庚提建议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成为世界知名数学家，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等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我国普及应用数学方法的工作中具有高度的开创性，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华罗庚就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数学方法的角度觉察到我国的经济管理制度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弊端，必须采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加以改进，才能避免造成重大损失。为此，他写下了一系列手稿，其中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可惜后来由于“文革”内乱，他耗费心血和智慧写就的手稿荡然无存。作为一名科学家，不能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为振兴国家和民族服务，他的心情一直处在郁闷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华罗庚看到国家的各项事业步入正轨，尤其是党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后，他的爱国之心再也无法平静了。经过严肃认真、周密细致的思考，他于1982年3月22日给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陈述了自己从数学方法的角度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想法，并谈了自己今后的科学研究计划。
　　仅仅10天之后，他就收到了胡耀邦的亲笔复信。
　　在信中，胡耀邦首先肯定了华罗庚的观点，随后用关切的、商议的口气说：“关于你谈到你今后的打算，我倒有点不放心。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和创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了。”
　　在信的最后，胡耀邦借《圣经》中古代巴比伦人决心建造通天塔而未能实现的故事，充满信心地说：“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以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
　　华罗庚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胡耀邦这封言词恳切、意味深长的复信，决心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有生之年集中力量完成总书记的嘱托。他不顾医生要他静心修养的忠告，以患有严重冠心病的衰弱之身，为建造我国的“通天塔”而拼命工作。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突发心脏病，倒在了科学的讲坛上，终年75岁。
　　
　　关怀青年作家刘绍棠的成长
　　
　　刘绍棠（1936—1997），北京市通县儒林村人，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13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高中一年级时，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即被编入高二年级语文教材中，被文坛誉为“神童”。之后，其作品接二连三在文坛打响。
　　刘绍棠的成绩引起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关注。为了引导刘绍棠在文学道路上健康成长，胡耀邦指示《中国青年报》组织了“刘绍棠作品讨论会”，请周立波、柳青、何其芳、沙汀等一些创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跟他谈话，进行个别指导。以后，团中央还经常请他去听报告，学文件，送他到洞庭湖畔体验农村生活。1953年，刘绍棠在参加团的“二大”之后，胡耀邦还亲自找他谈话，以师长般的关心教导他：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成绩，只要他觉得自己不简单了，就会目空一切，满足现状，那么他就完蛋了。对称赞自己的话要打折扣来听，而对那些尖锐的批评倒要仔细地听，严肃地考虑，不爱听的话也要硬着头皮去听。慢慢地锻炼自己，听批评的话就会比听称赞的话还要入耳。刘绍棠牢记胡耀邦的教诲，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
　　然而，刘绍棠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1957年，他因发表短篇小说《田野落霞》和《西苑草》被错划为右派，时年21岁的刘绍棠成为与丁玲、冯雪峰并列的文艺界的三大“反党典型”。1958年2月，这位一直在党的怀抱里成长、一直与党心贴着心的青年作家，竟然被开除党籍，遣送回乡。虽然对自己的遭遇想不通，但刘绍棠没有沉沦，他决心扎根家乡的泥土，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对党的忠诚。
　　回到儒林村不到半个月，有一天，刘绍棠突然接到团中央的通知，胡耀邦要与他进行个别谈话。
　　


　　谈话那天，胡耀邦一见面便这样问：“刘绍棠，你想没想过自杀呀？”刘绍棠回答：“没有！”“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胡耀邦又追问一句。“没有！”刘绍棠依然坚定地回答。“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有想过呢？”胡耀邦一边把一支香烟递到刘绍棠的手里，一边轻声地问。刘绍棠这样回答关心自己的老首长：“5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在哪儿站起来！”胡耀邦被这位22岁的青年作家的勇气和志气感动了：“好样的！好样的！20年后，你还是一条好汉！”最后，胡耀邦问刘绍棠心里还有什么委屈，还有什么要求。
　　刘绍棠在自己信赖的老首长面前抽泣起来。自从被打成“右派”以来，谁还敢接近自己一步？而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仍一如既往地关心自己，又这样理解自己，有什么话不可以对这样的师长说呢？这位受了委屈的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二年？”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胡耀邦也没有能力保住他的党籍，他只能对刘绍棠说：年轻人要经得起委屈，经得住考验，相信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
　　刘绍棠蒙冤20年，但他仍在家乡顽强地坚持写作，先后创作出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等多部作品。
　　当祖国迎来又一个春天的时候，刘绍棠于1978年夏在儒林村给胡耀邦写了封信，向当年的老首长汇报了20余年来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情况，表达了自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愿望。胡耀邦看完他的来信后立即复信，对刘绍棠20多年的人生道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高度的评价：
　　“……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讨乞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韧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这不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而且理想境界的实现也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个真理吗？这不证明‘犯错误有两重性，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又一个真理吗？”
　　在胡耀邦的关照下，1979年，刘绍棠正式得到了平反，并恢复党籍。在此后的近20年间，刘绍棠为人民奉献出6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为我国乡土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责编 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