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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中國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面对这场强度超过唐山地震，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突发自然灾害，中国政府以其迅捷的反应速度和高强的动员能力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与3年前同样遭受了其历史上第三大自然灾害——“卡特里娜”飓风考验的美国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反应迅速、高效、深得人心，后者则相对迟缓且多失人心。由此，引发了我们对中美两种不同体制应对突发灾难优劣的思考与分析。
中美两国政府对突发灾害的反应大有不同
回顾和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和军队在灾害发生后的各自反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面对紧急事件时存在的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
一、灾后两国政府首脑反应各异。
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后的反应众所周知。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02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立即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救灾事宜。国务院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几小时后，温家宝总理便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的第一线，进行现场指挥。反应之迅速，措施之果断，令世人赞叹。
反观美国，在2005年8月29日清晨6点10分“卡特里娜”飓风登陆新奥尔良之后5个小时，联邦紧急救援局局长迈克尔一布朗才要求派遣1000名救援人员在两天内赶赴灾区。而当时美国总统布什正在得克萨斯的农场休年假，并且继续度假到了灾害发生第三天才决定中止度假飞回首都处理灾情。白宫的救援指挥部也是在飓风袭击后36小时才成立，并且决定在第二天开展工作。直到9月12号，布什——这位美国政府首脑、三军统帅才第一次走进受灾最严重的新奥尔良视察情况。
按照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休息和休假是每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总统当然也不例外，这或许就是美国民主的体现。但是，当这样一场严重的灾难来袭的时候，身为一国元首，是绝不应为满足个人的私利而将整个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置于身后的。
二、灾后两国军警救援方式不同
中国的军队和武警长期以来一直秉承“为人民服务”、“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援表现可圈可点，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最让西方国家惊讶、让美国同行汗颜的恐怕有两点，一是中国军队的动员速度(中国在24小时内就已动员近10万军队和武警官兵进入灾区)，二是中国军人在执行任务时“竟然”没有携带武器。我们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看到的美国“大兵”形象，大多是全副武装、目露凶光，对灾民更是毫无感情。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很难见到的。
这是因为美国军队的宗旨和中国军队有所不同，前者在执行任务时，首先是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不是一味强调“不怕牺牲”；其次是要保护好银行等机构不被抢劫，因为这涉及到公共利益。这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军队在执行任务时为什么要全副武装了。此外，美国军人的通常职责是在打仗而不是救灾，这与习惯了在和平时期抢险救灾的中国军人有很大的不同。至于“军民鱼水情”，从来就不是美国大兵们的传统。因此，美国军队在新奥尔良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们非常理性、严格地执行了被赋予的命令，尽管有些命令不是完全从灾民的直接利益出发。
中美两种体制决定其应对灾难的成效
一、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灾难中尽显优势
首先，中国公有程度高，救灾能力超强。
中国国有企业在赈灾中听从中央的统一调遣和安排，没有从各自私有利益考虑问题，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特点。在救灾方面，电力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后勤保障部门以及建筑、建材部门全部被调动起来，一切为救灾让路。为了共同救灾，一些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甚至私人企业，退掉了挣钱的国外订单，加班加点生产国内赈灾所需物资。
中央有令，雷厉风行。香港“经济政治风险资讯公司”的主任罗伯特·布罗德福特(Robert Broadfoot)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但是，一些关键性企业仍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包括原油、通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大型企业仍然属于国有企业。因此，尽管这些企业也参加国际商业活动，但是它们负责的对象是政府，而不是股东。罗伯特说，“在中国的体制下，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众人马上就会跟上，无论是公司或个人，还是地方政府，都是如此。这个制度在四川的赈灾中证明是有效的。”
由于中国体制的特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地震后号召中央企业为抗震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各个银行也接到通知要求免除地震受害者的债务。虽然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没有说明债务豁免会给银行造成多大损失，但是中国农业银行估计，它会从借贷人那里损失8.5亿美元。中国政府预计这次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是95亿美元，工厂、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损失估计是860亿美元。在巨大的震灾经济损失的状况下豁免如此巨大的债务，这对西方国家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这次抗震表明了公有程度较高的中国，具有超强的救灾能力。
其次，全国一盘棋，众志成城，共同抗灾。
面对突发的地震，我们举全国之力，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步调一致，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用最短时间调集解放军、武警部队13.9万多人，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特警2.8万多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56万人，医疗卫生人员9.68万人，国内外地震专业救援队5200多人，奔赴灾区，争分夺秒，展开史无前例的生死大营救，还有20多万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3亿中国人拧成一股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海外华人华侨心系祖国，情系灾区，踊跃捐款。此外，建立了19个省份分别帮助四川等重灾区县市灾后恢复重建的对口支援机制。
二、美国体制在处理突发灾害时显露弊端
首先，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缺乏联动，协调不足。
飓风来袭，曾一度让新奥尔良出现无政府状态。《纽约时报》记者莫琳·多德在2005年9月3日的文章中写到：“无政府状态、死亡、抢劫、强奸、趁火打劫的歹徒、无辜者遭殃、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警力不足、军队人数不够、政府的规划毫无章法……”人类在遭遇重大灾害之后，往往会为了生存而抛弃所谓的文明，听谓的礼义廉耻而不择手段，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到“丛林法则”的原始时代。但是，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丛林法则，竟会发生在21世纪以其制度自由民主文明为荣的美国。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也与美国本身的制度设计有关。按照美国现行的政治行政体系，对于救灾这样的事务，是属于所在州政府的权力而非联邦政府。后者在没有获得前者的允许或请求的情况下，甚至不能随意介入前者的事务。但是飓风所带来的危害又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州政府也难以应对，不得不向联邦政 府求助——這本身在美国历史上就属于非常少见的极端案例，同时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对救灾的反应会如此迟缓。很明显，这是美国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在紧急状态下，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联系不畅，或是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控制不足，难以在短时间内组织起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从而延误了救援的最佳时间。但这样的情况，在权力相对集中、地方服从中央的中国却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其次，过分注重程序而忽视效率。
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一大特点便是，凡事都要讲一个合法程序，程序甚至重于结果。一件事情，即使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程序不合法，就等于宣告了这件事情也不合法。熟悉英美判例法的人恐怕对此体会更深。平时在国会中，议员们常常会为了一个议案的是否通过而吵得不可开交，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效率。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如果还沿用这样的行为定势，浪费掉的就很可能是最佳的救援时间乃至无数人的生命。
应该说，这次美国在遭受飓风袭击之后，其在行政司法领域的反应还算迅速。灾难发生3天之后，即2005年9月1日，美国参议院便批准105亿美元的救灾款。随后在2005年9月8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一份总额为518亿美元的紧急救灾拨款法案。9月23日，又签署了金额为61亿美元的灾后紧急减税法案，以帮助“卡特里娜”飓风灾民渡过难关。但与之相比，中国的行政体系在这种灾后的反应更为迅速。且不说国家在第一时间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主席、总理赶赴第一现场，中央各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行政命令，规范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行动，全力围绕救灾。而这样的行政命令，较之立法，其速度和效率优势不言而喻。
再次，过分强调个人而忽视集体。
民主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充分尊重个人，强调个人利益。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我们看到太多耸人听闻的抢劫、强奸、放火等罪行在灾区发生。这除了与新奥尔良这个城市本身人员成分比较复杂、人民素质普遍不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结于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的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美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并不像中国那样拥有一套从上至下的完整体系——一直下到生产队、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美国人的同乡和宗族观念也不如中国人，因此在很多时候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听到一个又一个舍己救人的感人故事，然而“卡特里娜”飓风中却很难听到类似的故事，这与美国人注重自我的传统密不可分。
过去我们一直赞赏美国拥有一个理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能够应对紧急状况下的各种难关。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过分强调理性，强调个人利益，一旦遭受了如“卡特里娜”飓风这样前所未有的灾难，人性的弱点就很有可能胜过理性，从而上演人吃人的“丛林法则”。而基层组织的缺位，更加速助长了这样的趋势。因此，民主制度的深化，需要一个更能深入到最基层的组织加以辅助。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美国面对突发性的重大灾难时，一旦强度超出预计，加上公民素质参差不齐，其体制本身就可能成为救灾工作的一大负担。而中国在灾后的快速反应程度以及调动国内资源的能力使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应对大规模的救灾能力赢得了全世界赞誉。世界的发展必然是多样化，“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次地震灾害中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这种体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选择和思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 肖雪晴
中美两国政府对突发灾害的反应大有不同
回顾和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和军队在灾害发生后的各自反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面对紧急事件时存在的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
一、灾后两国政府首脑反应各异。
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后的反应众所周知。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02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立即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救灾事宜。国务院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几小时后，温家宝总理便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的第一线，进行现场指挥。反应之迅速，措施之果断，令世人赞叹。
反观美国，在2005年8月29日清晨6点10分“卡特里娜”飓风登陆新奥尔良之后5个小时，联邦紧急救援局局长迈克尔一布朗才要求派遣1000名救援人员在两天内赶赴灾区。而当时美国总统布什正在得克萨斯的农场休年假，并且继续度假到了灾害发生第三天才决定中止度假飞回首都处理灾情。白宫的救援指挥部也是在飓风袭击后36小时才成立，并且决定在第二天开展工作。直到9月12号，布什——这位美国政府首脑、三军统帅才第一次走进受灾最严重的新奥尔良视察情况。
按照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休息和休假是每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总统当然也不例外，这或许就是美国民主的体现。但是，当这样一场严重的灾难来袭的时候，身为一国元首，是绝不应为满足个人的私利而将整个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置于身后的。
二、灾后两国军警救援方式不同
中国的军队和武警长期以来一直秉承“为人民服务”、“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援表现可圈可点，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最让西方国家惊讶、让美国同行汗颜的恐怕有两点，一是中国军队的动员速度(中国在24小时内就已动员近10万军队和武警官兵进入灾区)，二是中国军人在执行任务时“竟然”没有携带武器。我们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看到的美国“大兵”形象，大多是全副武装、目露凶光，对灾民更是毫无感情。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很难见到的。
这是因为美国军队的宗旨和中国军队有所不同，前者在执行任务时，首先是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不是一味强调“不怕牺牲”；其次是要保护好银行等机构不被抢劫，因为这涉及到公共利益。这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军队在执行任务时为什么要全副武装了。此外，美国军人的通常职责是在打仗而不是救灾，这与习惯了在和平时期抢险救灾的中国军人有很大的不同。至于“军民鱼水情”，从来就不是美国大兵们的传统。因此，美国军队在新奥尔良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们非常理性、严格地执行了被赋予的命令，尽管有些命令不是完全从灾民的直接利益出发。
中美两种体制决定其应对灾难的成效
一、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灾难中尽显优势
首先，中国公有程度高，救灾能力超强。
中国国有企业在赈灾中听从中央的统一调遣和安排，没有从各自私有利益考虑问题，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特点。在救灾方面，电力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后勤保障部门以及建筑、建材部门全部被调动起来，一切为救灾让路。为了共同救灾，一些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甚至私人企业，退掉了挣钱的国外订单，加班加点生产国内赈灾所需物资。
中央有令，雷厉风行。香港“经济政治风险资讯公司”的主任罗伯特·布罗德福特(Robert Broadfoot)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但是，一些关键性企业仍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包括原油、通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大型企业仍然属于国有企业。因此，尽管这些企业也参加国际商业活动，但是它们负责的对象是政府，而不是股东。罗伯特说，“在中国的体制下，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众人马上就会跟上，无论是公司或个人，还是地方政府，都是如此。这个制度在四川的赈灾中证明是有效的。”
由于中国体制的特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地震后号召中央企业为抗震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各个银行也接到通知要求免除地震受害者的债务。虽然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没有说明债务豁免会给银行造成多大损失，但是中国农业银行估计，它会从借贷人那里损失8.5亿美元。中国政府预计这次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是95亿美元，工厂、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损失估计是860亿美元。在巨大的震灾经济损失的状况下豁免如此巨大的债务，这对西方国家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这次抗震表明了公有程度较高的中国，具有超强的救灾能力。
其次，全国一盘棋，众志成城，共同抗灾。
面对突发的地震，我们举全国之力，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步调一致，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用最短时间调集解放军、武警部队13.9万多人，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特警2.8万多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56万人，医疗卫生人员9.68万人，国内外地震专业救援队5200多人，奔赴灾区，争分夺秒，展开史无前例的生死大营救，还有20多万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3亿中国人拧成一股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海外华人华侨心系祖国，情系灾区，踊跃捐款。此外，建立了19个省份分别帮助四川等重灾区县市灾后恢复重建的对口支援机制。
二、美国体制在处理突发灾害时显露弊端
首先，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缺乏联动，协调不足。
飓风来袭，曾一度让新奥尔良出现无政府状态。《纽约时报》记者莫琳·多德在2005年9月3日的文章中写到：“无政府状态、死亡、抢劫、强奸、趁火打劫的歹徒、无辜者遭殃、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警力不足、军队人数不够、政府的规划毫无章法……”人类在遭遇重大灾害之后，往往会为了生存而抛弃所谓的文明，听谓的礼义廉耻而不择手段，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到“丛林法则”的原始时代。但是，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丛林法则，竟会发生在21世纪以其制度自由民主文明为荣的美国。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也与美国本身的制度设计有关。按照美国现行的政治行政体系，对于救灾这样的事务，是属于所在州政府的权力而非联邦政府。后者在没有获得前者的允许或请求的情况下，甚至不能随意介入前者的事务。但是飓风所带来的危害又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州政府也难以应对，不得不向联邦政 府求助——這本身在美国历史上就属于非常少见的极端案例，同时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对救灾的反应会如此迟缓。很明显，这是美国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在紧急状态下，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联系不畅，或是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控制不足，难以在短时间内组织起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从而延误了救援的最佳时间。但这样的情况，在权力相对集中、地方服从中央的中国却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其次，过分注重程序而忽视效率。
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一大特点便是，凡事都要讲一个合法程序，程序甚至重于结果。一件事情，即使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程序不合法，就等于宣告了这件事情也不合法。熟悉英美判例法的人恐怕对此体会更深。平时在国会中，议员们常常会为了一个议案的是否通过而吵得不可开交，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效率。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如果还沿用这样的行为定势，浪费掉的就很可能是最佳的救援时间乃至无数人的生命。
应该说，这次美国在遭受飓风袭击之后，其在行政司法领域的反应还算迅速。灾难发生3天之后，即2005年9月1日，美国参议院便批准105亿美元的救灾款。随后在2005年9月8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一份总额为518亿美元的紧急救灾拨款法案。9月23日，又签署了金额为61亿美元的灾后紧急减税法案，以帮助“卡特里娜”飓风灾民渡过难关。但与之相比，中国的行政体系在这种灾后的反应更为迅速。且不说国家在第一时间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主席、总理赶赴第一现场，中央各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行政命令，规范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行动，全力围绕救灾。而这样的行政命令，较之立法，其速度和效率优势不言而喻。
再次，过分强调个人而忽视集体。
民主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充分尊重个人，强调个人利益。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我们看到太多耸人听闻的抢劫、强奸、放火等罪行在灾区发生。这除了与新奥尔良这个城市本身人员成分比较复杂、人民素质普遍不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结于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的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美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并不像中国那样拥有一套从上至下的完整体系——一直下到生产队、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美国人的同乡和宗族观念也不如中国人，因此在很多时候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听到一个又一个舍己救人的感人故事，然而“卡特里娜”飓风中却很难听到类似的故事，这与美国人注重自我的传统密不可分。
过去我们一直赞赏美国拥有一个理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能够应对紧急状况下的各种难关。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过分强调理性，强调个人利益，一旦遭受了如“卡特里娜”飓风这样前所未有的灾难，人性的弱点就很有可能胜过理性，从而上演人吃人的“丛林法则”。而基层组织的缺位，更加速助长了这样的趋势。因此，民主制度的深化，需要一个更能深入到最基层的组织加以辅助。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美国面对突发性的重大灾难时，一旦强度超出预计，加上公民素质参差不齐，其体制本身就可能成为救灾工作的一大负担。而中国在灾后的快速反应程度以及调动国内资源的能力使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应对大规模的救灾能力赢得了全世界赞誉。世界的发展必然是多样化，“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次地震灾害中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这种体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选择和思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 肖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