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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传播时代，人们一方面身处在流动影像的焦虑之中，一方面又渴望获得类似巴赞对于影视所寄寓的“木乃伊情节”的永恒性。人文主义教育作为一种安顿心灵、和谐自身的教育范式，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媒介时代，人们对教育的审视加速了对教育与技术、教育与媒介以及教育与影像传播资源之间的互动省思。如巴赞所言：“如果说当代电影能够富有成效地从小说与戏剧领域中取材，这首先是因为电影已经相当自信，能够自如运用特有的表现手段，在它的客体面前消除自我不显行迹，这是因为电影对自己的美学结构已有透彻理解”。[2]毋庸置疑，我们置身于信息化浪潮和“多屏共处”的时代，可以说，这已然是一个“影像自信”的时代，戏剧借力影视，而影视自身也获得了从技术到美学上的成熟。戏剧影视获得了电影学者王志敏教授所言的“一种可能给高等教育带来伟大革命性变革的品质”[3]，这种品质将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小学教育自然也涵盖其中。
电影通过技术手段的革新，获得了记录和转译人类文化编码的能力，而教育作为传递和传播人类文化的古老学科，在新时代当然也必然在影像中获得全新阐释的可能性，不管是内容传播载体还是教育方式的变革，抑或是教育管理系统结构上的调整。那么此刻，我们借由影像传播，把戏剧影视教育与高中语文教育联系起来作跨媒介资源整合的探讨，就有了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意义。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各学科基础性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承担着自身学科所承载的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和素养的能力，同时还担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语文教育还内在地包蕴着人文主义和美育教育的深刻内涵。语文教育通过课程建设和课堂呈现，将人类千年来的智慧结晶传递给民族的下一代。因而，“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影视+语文”的大语文教学尝试。作为促进价值观和人生观构建的主体国家课程，语文教育势必要适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关切。
笔者认为，语文教育要适应时代要求，就必须秉持“多元、开放、包容”的原则，把传统的以师为主的高中语文教育场景转变为影像传输、师生共看、良性互动的智慧型影像课堂。但这同样会带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影像资源在语文教育中的跨媒介资源转化问题，如：戏剧影视教育与语文教育的跨媒介资源转换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应试选拔的大环境下，跨媒介资源整合的文本范例是否具有可资参考的现实性？笔者试图对其进行阐释，并对以上问题作出回应。
一、中小学影视教育与语文教育相互融合的共识
中小学实施电影教育早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国内的诸多电影学者和教育学者也早有呼吁和关注。而国外如法国的电影教育，其通识类课程“从幼儿教育开始一直贯穿至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体系，着重培养青少年的综合素养”[5]。韩国的电影教育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施，当年的安阳电影艺术学校于1967年成立，1982年更名为安阳电影艺术高中，2000年又更名为安阳艺术高中，在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分门别类地为高中学生进行专门的戏剧影视教育。[6]丹麦作为儿童文学的示范大国，儿童电影教育也可以说是欧洲先驱。丹麦的电影教育除了传统的高等教育之外，还有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电影教育，甚至还有专门针对学前儿童的电影教育项目。[7]在丹麦的电影发行放映体系中，有专门的儿童电影院向学前儿童免费开放，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感受视听影像的魅力，进而了解丹麦的电影遗产[8]，以此来进行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而我国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注意到积极利用影视手段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迫切性，在2008年，对中小学影视教育进一步提出要求，要将影视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充分发挥优秀影片的育人功能。
由上可见，从亚洲到欧洲，中小学戏剧影视教育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界和影视界的共识，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提出“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学科交叉下沉到基础教育领域，开展影视教育更加能够适应未来高校人才的优化培养。无论是从人才培养还是从健全学生知识结构、完备身心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中小学影视教育可以说是当代教育不可回避的一个向度。笔者以为，教育影像化时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艺术教育、美育教育、德育教育与戏剧影视类学科更加频繁互动与交融。电影作为一种时下最为丰富的影像教学资源更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可以也必将成为课堂上教材的重要补充。相对于文字材料的文本阅读，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更乐于接受视听文本的感官冲击。也许电影教育在中小学的推广和普及，是电影在另一种程度上对基础教育的一次力所能及的救赎。那么作为新时代教育功能延展的影像呈现，中小学影视教育文本与高中语文课程文本在联结上是否具有共通性，将是我需要探讨的重点。
二、影视戏剧文本与语文教材文本的联结
纵观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早期电影的诞生与中国传统的文艺形式有着密切关联。电影作为一种本土化的“艺术形式”——“戏影”，还得益于电影《定军山》的发端。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其实是将戏曲的演出形式进行了電影化的技术包装。京剧大师谭鑫培在丰泰照相馆的固定镜头下，先后演出“舞刀”“请缨”“交锋”三个场景。也就是这一历史传统，让中国电影与戏剧结缘。
而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高一必修四课本中第一单元和高三的《中外戏剧名作欣赏》和《影视名作欣赏》都列有专门章节进行戏剧影视类的文本学习。从表1中可分析得知，对刚进入高中阶段的青少年来说，通过国家主体课程的设置，可使其接触到中外优秀经典剧目，感受人类经典戏剧文化的魅力。戏剧凭借文本的经典而获得影视媒介的改编与转译（《窦娥冤》《雷雨》《哈姆雷特》电影改编），实现了跨媒介资源的第一次整合。“悲剧”在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看来，是可以令人“净化”，让人心灵获得“崇高”的艺术形式。虽然只有《窦娥冤》《雷雨》《哈姆雷特》三篇课文，但是却涵盖古今中外的经典悲剧。《窦娥冤》是我国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反映的是剧作家对底层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任人宰割、有冤难伸的幽苦处境的同情，对封建体制对人的戕害极尽描写，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个悲惨的女性形象，让人们看到了悲剧的力量。《雷雨》是我国现代剧作家曹禺先生的一部标志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巅峰之作，被誉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剧作严格遵循“三一律”的规则，在同一空间内演绎出不同时间非线性的冲突，把家庭人伦、亲情爱情、父权压抑、人之“异化”书写得淋漓尽致，最终以悲剧结尾，相信必定将在师生之间引发一场关于人性的大讨论和大反思。而《哈姆雷特》则是西方戏剧经典，是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作品以强烈的人文主义内蕴刻画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深陷自我矛盾而又自我怀疑的“忧郁王子”形象，在“是生还是死”这样一个终极思考面前，人类都会陷入深沉的思索之中。基于此，戏剧文本与教材文本实现了第二次资源整合，获得了“戏剧——影视——教材”之间的资源流转与互为镜鉴。
当然，以上戏剧文本皆因时代缘故，在节选文本与学生阅读之间，充满了陌生化和间离效应的阻隔，唯有借助影视手段，才能让学生在短时内获得一种感性体认，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文本内在。而且，很明显，上述作品都充分展现了高中语文教育核心素养的要求，学生无论是在审美鉴赏与创造，还是文化传承与理解，抑或是思维发展与提升、语言建构与运用上都能得到有效的提升。因此，戏剧影视文本与高中语文教材文本经由历史的缝合与转译，在当代中小学影视教育中得到了有效的联结与实践。而在新时代媒介素养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素养”的背景中，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两种文本在联结之中所呈现的关于未来教育的某些场景。
三、影视教育的国家战略与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契合
自2017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务院教育、电影主管部门可以共同推荐有利于未成年健康成长的电影，并采取措施支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费观看，由所在学校组织安排”。[9]这标志着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而2018年12月13日，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优秀影片具有生动、形象、感染力强等显著特点，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价值。利用优秀影片开展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是加强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需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是丰富中小学育人手段的重要举措。”[10]通过对上述两份文件的解读，不难发现，当前在中小学开展戏剧影视教育已经迫在眉睫。可以说，新时代的青少年缺失了“观看”的素养就如同新时代的“文盲”。因此，在影像化时代，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意义，“理解和认知影视、欣赏评价影视作品已经成为时代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意见》同时还指出：“通过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对于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12]这正好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于涵在《新高考语文科的定位、功能与考查的内容研究》一文中阐述的关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观点相契合。
自新高考改革实施以来，教育部就明确了各考试科目在当前背景下的“定位”与“功能”。为此，教育部考试中心特别对高考语文学科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系作了重要强调，认为高中语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相连。人教版语文教材中既有专门的诗歌单元，介绍中国古今诗作，也有专门单元介绍中国传统戏剧，甚至还有分门别类的涉及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的选读文本（从表2和表3可知）。从对这些文本的观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天然地内蕴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等中华传统核心思想理念”[13]，时刻彰显着“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14]，不断弘扬着“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中华人文精神”[15]，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通过文本的功能设置达到文化鉴赏、思维提升、价值再造、审美认同的目标。
四、“核心素养”培育视角下的文本呈现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称“课标”）中阐释道：“在语文教学中要坚持反映时代要求，反映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关注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改革，关注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要求，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着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根据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16]笔者认为，要实现该课标中所表述之要求，借助影像的表达可能是最有效的手段。由于信息技术的更新与发展，不论是短视频还是电影，人们对影像的技术掌握已经像“摄影机——自来水笔”[17]一样流畅，可以通过视听手段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生活。而诸多反映当代中国精神、中国风貌、中国气派、中国信仰的好题材、好故事都被拍摄成极具教育意义的影片，比如2020年国庆档的《八佰》《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姜子牙》等，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有的着眼于历史文化维度阐释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斗争精神和爱国情怀，有的用银幕书写了中国当代女排的奋斗故事，还有的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演绎并塑造出系列新时代励志青年形象。经过市场的反馈，这些优秀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一些陈旧的教材文本，用来在课堂上进行核心素养的培育，引导学生将这些优秀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提升审美鉴赏能力，加深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无疑，这是真正落实课标中要求的“根据社会发展，科學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的体现。
（一）文本数量的相对匮乏
通过对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进行相关整理，笔者发现，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人教版教材共25本，必修课本5本（其中高一必修4本、高二1本、高三无），选择性必修5本（其中高一选择性必修4本、高二1本、高三无），其余共15本。其中涉及到戏剧单元的在高一必修4第一单元（见表1），而在剩余的15本选修课本中只有两本专论戏剧与影视的课程设置，可见在文本的数量上远远不够。当然，笔者认为，跨媒介资源的整合需要从不同的文本之间获取相同的文本基因，或者说需要经过多次文本整合。因此，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加以审视的话，在包括必修在内的25本教材之中，皆可通过视听文本的多次转换来实现课堂的多元化认知建构。
以高中语文教材必修3第一单元“小说单元”为例，该单元中的三篇课文（《林黛玉进贾府》《祝福》《老人与海》）都是中外经典小说选本，并且这些作品早已被翻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我们知道，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之间有天然的亲缘性，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产生过“电影与文学离婚”的思想大讨论，在电影史上经由小说经典文本改编进而进入经典电影序列的更是数不胜数，故而在小说单元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同样可以借助影像的视听手段，让学生更感性地接触文本，通过师生互动来进行更为深入的文本内涵的探讨，这样不仅符合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思维发展规律，也更能给理性的思维探讨提供丰富的文本质素。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高中语文教材的课文讲解多数可以借助影视的视听手段达到一种具有实效性的课堂共振，只要授课教师拥有良好的媒介素养和影像意识，相对来说是可以克服文本数量上的短板的，进而有效完成影像资源与文本资源之间的跨媒介整合，最终实现提升学生媒介素养的目标。 （二）文本时空的相对间隔
虽然影视作为一种有效的视听文本，在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形成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作为教材的影视文本的选择有时却是相对滞后的。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蓬勃，反映时代镜像、回应时代关切、彰显中国自信、弘扬中国文化、书写中国故事的电影在与时俱进地被观看、被讨论、被报道，成为中国当代影史中浓墨重彩的书写个案。但反观表2和表3可以发现，表格中列举的篇目作为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仅有的专门论及“戏剧”与“影视”部分的文本，固然有其难以撼动的经典性，但是对于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的语文教育而言，却呈现出与之不相映衬的“陈旧”。以表2为例，《中外戏剧名作欣赏》中选择了三部中国戏剧、六部西方戏剧，从比例上而言，中国剧作明显更少。当然，这跟现代戏剧源于西方有一定关系。而作为反映现代中国青少年审美喜好的戏剧艺术，却只有曹禺和老舍两位先生的作品。教材固然有为经典立传的功能，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反映当代审美特性的戏剧也应以一定的形式出现在课本中。
如果说戏剧艺术还与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灵活多变的影视艺术则必然是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影像的多重变奏。表3中所列举的影视篇目从1925年到2005年横跨了80年的时空长度，其中中国题材有4部，外国题材有5部，但自2005年至今的16年期间则完全处于空白状态。而在这16年的时间间隔里，无论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目前却没有一部“现象级”的影片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这难以反映当代学生的现实需求。因此，笔者发现，在教材选材上，反映时代特色以及学生审美诉求和审美心理的戏剧影视文本相对匮乏，且已选的文本存在时间间隔久远的问题，学生阅读时会在接受心理上产生一定的隔膜，产生一定的审美障碍。
（三）文本呈现的机制障碍
身心相对成熟的高中学段学生在经历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对视听媒介也并不陌生。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重文字媒介教育而轻影视素质教育的传统，从而导致了青少年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把影视教育当作是一种娱乐的消遣。另一方面，授课教师其自身的影视鉴赏、批评和相关理论知识也不够扎实完备，加之我国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大背景，诸多原因致使我国的中小學影视教育呈现出执行欠佳、落实不足的面貌，这也给影视教育的文本呈现带来了诸多的机制障碍。
五、结语
中小学影视戏剧教育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重视并在教学中予以实践。在影像时代，能否掌握媒介话语权、拥有更高的媒介素养将成为影响个体发展的关键因素。教育界和影视界的学者应联动起来，先期以课程为抓手，以语文教育为突破口，真正做到影视资源和教材资源的融通，实现跨媒介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这样才能有效落实“影视+语文”“影视+教育”的宏观战略。在此基础上，以影视教育为翼，以语文教育为轴，立足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将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作为短期目标，将落实立德树人、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提升思维品质和审美创造力作为长期目标，真正落实国家对促进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具体要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影视教育之路。
注释：
[1]本文所论及的“核心素养”为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它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被正式提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2][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3]王志敏：《试论电影技术引发起电影高等专业教育突破性变革的路径》，《电影教育：历史、观念、新标杆——北京电影学院首届电影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第398页。
[4]刘延东：《在纪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15周年暨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 www.gov.cn/guowuyuan/2016-09/12/con？ tent_5107764.html，2016年9月12日。
[5]周星：《青少年影视教育的历史使命与实施路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60页。
[6]孙梨梨：《韩国电影教育的发展研究》，《安徽文学》，2018年第12期，第142页。
[7][8]张路亚：《丹麦儿童电影发展战略及启示》，2017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赵剑，第23页，第24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见新华社网站，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11/07/c_1119867357.html，2016年11月7日。
[10][12]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 moe. gov. cn / srcsite / A06 / s3325 / 201812 / t20181224_364519.html，2018年12月25日。
[11]周星：《泛论青少年影视教育的价值、意义和任务》，《艺术教育》，2020年第4期，第15页。
[13][14][15]于涵、赵静宇、李勇：《新高考语文科的定位、功能与考查内容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8年第5期，第15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页。
[17]“摄影机——自来水笔”理论由法国影评家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提出，其认为电影工作者应该也可以和作家一样，用摄影机自由地描写生活、表现情感和思想。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戏剧教育对提升大学生美育能力的干预研究”（编号：18YB29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
电影通过技术手段的革新，获得了记录和转译人类文化编码的能力，而教育作为传递和传播人类文化的古老学科，在新时代当然也必然在影像中获得全新阐释的可能性，不管是内容传播载体还是教育方式的变革，抑或是教育管理系统结构上的调整。那么此刻，我们借由影像传播，把戏剧影视教育与高中语文教育联系起来作跨媒介资源整合的探讨，就有了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意义。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各学科基础性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承担着自身学科所承载的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和素养的能力，同时还担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语文教育还内在地包蕴着人文主义和美育教育的深刻内涵。语文教育通过课程建设和课堂呈现，将人类千年来的智慧结晶传递给民族的下一代。因而，“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影视+语文”的大语文教学尝试。作为促进价值观和人生观构建的主体国家课程，语文教育势必要适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关切。
笔者认为，语文教育要适应时代要求，就必须秉持“多元、开放、包容”的原则，把传统的以师为主的高中语文教育场景转变为影像传输、师生共看、良性互动的智慧型影像课堂。但这同样会带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影像资源在语文教育中的跨媒介资源转化问题，如：戏剧影视教育与语文教育的跨媒介资源转换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应试选拔的大环境下，跨媒介资源整合的文本范例是否具有可资参考的现实性？笔者试图对其进行阐释，并对以上问题作出回应。
一、中小学影视教育与语文教育相互融合的共识
中小学实施电影教育早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国内的诸多电影学者和教育学者也早有呼吁和关注。而国外如法国的电影教育，其通识类课程“从幼儿教育开始一直贯穿至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体系，着重培养青少年的综合素养”[5]。韩国的电影教育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施，当年的安阳电影艺术学校于1967年成立，1982年更名为安阳电影艺术高中，2000年又更名为安阳艺术高中，在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分门别类地为高中学生进行专门的戏剧影视教育。[6]丹麦作为儿童文学的示范大国，儿童电影教育也可以说是欧洲先驱。丹麦的电影教育除了传统的高等教育之外，还有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电影教育，甚至还有专门针对学前儿童的电影教育项目。[7]在丹麦的电影发行放映体系中，有专门的儿童电影院向学前儿童免费开放，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感受视听影像的魅力，进而了解丹麦的电影遗产[8]，以此来进行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而我国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注意到积极利用影视手段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迫切性，在2008年，对中小学影视教育进一步提出要求，要将影视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充分发挥优秀影片的育人功能。
由上可见，从亚洲到欧洲，中小学戏剧影视教育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界和影视界的共识，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提出“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学科交叉下沉到基础教育领域，开展影视教育更加能够适应未来高校人才的优化培养。无论是从人才培养还是从健全学生知识结构、完备身心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中小学影视教育可以说是当代教育不可回避的一个向度。笔者以为，教育影像化时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艺术教育、美育教育、德育教育与戏剧影视类学科更加频繁互动与交融。电影作为一种时下最为丰富的影像教学资源更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可以也必将成为课堂上教材的重要补充。相对于文字材料的文本阅读，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更乐于接受视听文本的感官冲击。也许电影教育在中小学的推广和普及，是电影在另一种程度上对基础教育的一次力所能及的救赎。那么作为新时代教育功能延展的影像呈现，中小学影视教育文本与高中语文课程文本在联结上是否具有共通性，将是我需要探讨的重点。
二、影视戏剧文本与语文教材文本的联结
纵观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早期电影的诞生与中国传统的文艺形式有着密切关联。电影作为一种本土化的“艺术形式”——“戏影”，还得益于电影《定军山》的发端。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其实是将戏曲的演出形式进行了電影化的技术包装。京剧大师谭鑫培在丰泰照相馆的固定镜头下，先后演出“舞刀”“请缨”“交锋”三个场景。也就是这一历史传统，让中国电影与戏剧结缘。
而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高一必修四课本中第一单元和高三的《中外戏剧名作欣赏》和《影视名作欣赏》都列有专门章节进行戏剧影视类的文本学习。从表1中可分析得知，对刚进入高中阶段的青少年来说，通过国家主体课程的设置，可使其接触到中外优秀经典剧目，感受人类经典戏剧文化的魅力。戏剧凭借文本的经典而获得影视媒介的改编与转译（《窦娥冤》《雷雨》《哈姆雷特》电影改编），实现了跨媒介资源的第一次整合。“悲剧”在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看来，是可以令人“净化”，让人心灵获得“崇高”的艺术形式。虽然只有《窦娥冤》《雷雨》《哈姆雷特》三篇课文，但是却涵盖古今中外的经典悲剧。《窦娥冤》是我国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反映的是剧作家对底层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任人宰割、有冤难伸的幽苦处境的同情，对封建体制对人的戕害极尽描写，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个悲惨的女性形象，让人们看到了悲剧的力量。《雷雨》是我国现代剧作家曹禺先生的一部标志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巅峰之作，被誉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剧作严格遵循“三一律”的规则，在同一空间内演绎出不同时间非线性的冲突，把家庭人伦、亲情爱情、父权压抑、人之“异化”书写得淋漓尽致，最终以悲剧结尾，相信必定将在师生之间引发一场关于人性的大讨论和大反思。而《哈姆雷特》则是西方戏剧经典，是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作品以强烈的人文主义内蕴刻画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深陷自我矛盾而又自我怀疑的“忧郁王子”形象，在“是生还是死”这样一个终极思考面前，人类都会陷入深沉的思索之中。基于此，戏剧文本与教材文本实现了第二次资源整合，获得了“戏剧——影视——教材”之间的资源流转与互为镜鉴。
当然，以上戏剧文本皆因时代缘故，在节选文本与学生阅读之间，充满了陌生化和间离效应的阻隔，唯有借助影视手段，才能让学生在短时内获得一种感性体认，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文本内在。而且，很明显，上述作品都充分展现了高中语文教育核心素养的要求，学生无论是在审美鉴赏与创造，还是文化传承与理解，抑或是思维发展与提升、语言建构与运用上都能得到有效的提升。因此，戏剧影视文本与高中语文教材文本经由历史的缝合与转译，在当代中小学影视教育中得到了有效的联结与实践。而在新时代媒介素养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素养”的背景中，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两种文本在联结之中所呈现的关于未来教育的某些场景。
三、影视教育的国家战略与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契合
自2017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务院教育、电影主管部门可以共同推荐有利于未成年健康成长的电影，并采取措施支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费观看，由所在学校组织安排”。[9]这标志着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而2018年12月13日，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优秀影片具有生动、形象、感染力强等显著特点，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价值。利用优秀影片开展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是加强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需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是丰富中小学育人手段的重要举措。”[10]通过对上述两份文件的解读，不难发现，当前在中小学开展戏剧影视教育已经迫在眉睫。可以说，新时代的青少年缺失了“观看”的素养就如同新时代的“文盲”。因此，在影像化时代，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意义，“理解和认知影视、欣赏评价影视作品已经成为时代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意见》同时还指出：“通过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对于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12]这正好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于涵在《新高考语文科的定位、功能与考查的内容研究》一文中阐述的关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观点相契合。
自新高考改革实施以来，教育部就明确了各考试科目在当前背景下的“定位”与“功能”。为此，教育部考试中心特别对高考语文学科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系作了重要强调，认为高中语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相连。人教版语文教材中既有专门的诗歌单元，介绍中国古今诗作，也有专门单元介绍中国传统戏剧，甚至还有分门别类的涉及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的选读文本（从表2和表3可知）。从对这些文本的观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天然地内蕴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等中华传统核心思想理念”[13]，时刻彰显着“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14]，不断弘扬着“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中华人文精神”[15]，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通过文本的功能设置达到文化鉴赏、思维提升、价值再造、审美认同的目标。
四、“核心素养”培育视角下的文本呈现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称“课标”）中阐释道：“在语文教学中要坚持反映时代要求，反映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关注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改革，关注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要求，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着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根据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16]笔者认为，要实现该课标中所表述之要求，借助影像的表达可能是最有效的手段。由于信息技术的更新与发展，不论是短视频还是电影，人们对影像的技术掌握已经像“摄影机——自来水笔”[17]一样流畅，可以通过视听手段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生活。而诸多反映当代中国精神、中国风貌、中国气派、中国信仰的好题材、好故事都被拍摄成极具教育意义的影片，比如2020年国庆档的《八佰》《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姜子牙》等，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有的着眼于历史文化维度阐释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斗争精神和爱国情怀，有的用银幕书写了中国当代女排的奋斗故事，还有的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演绎并塑造出系列新时代励志青年形象。经过市场的反馈，这些优秀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一些陈旧的教材文本，用来在课堂上进行核心素养的培育，引导学生将这些优秀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提升审美鉴赏能力，加深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无疑，这是真正落实课标中要求的“根据社会发展，科學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的体现。
（一）文本数量的相对匮乏
通过对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进行相关整理，笔者发现，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人教版教材共25本，必修课本5本（其中高一必修4本、高二1本、高三无），选择性必修5本（其中高一选择性必修4本、高二1本、高三无），其余共15本。其中涉及到戏剧单元的在高一必修4第一单元（见表1），而在剩余的15本选修课本中只有两本专论戏剧与影视的课程设置，可见在文本的数量上远远不够。当然，笔者认为，跨媒介资源的整合需要从不同的文本之间获取相同的文本基因，或者说需要经过多次文本整合。因此，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加以审视的话，在包括必修在内的25本教材之中，皆可通过视听文本的多次转换来实现课堂的多元化认知建构。
以高中语文教材必修3第一单元“小说单元”为例，该单元中的三篇课文（《林黛玉进贾府》《祝福》《老人与海》）都是中外经典小说选本，并且这些作品早已被翻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我们知道，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之间有天然的亲缘性，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产生过“电影与文学离婚”的思想大讨论，在电影史上经由小说经典文本改编进而进入经典电影序列的更是数不胜数，故而在小说单元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同样可以借助影像的视听手段，让学生更感性地接触文本，通过师生互动来进行更为深入的文本内涵的探讨，这样不仅符合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思维发展规律，也更能给理性的思维探讨提供丰富的文本质素。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高中语文教材的课文讲解多数可以借助影视的视听手段达到一种具有实效性的课堂共振，只要授课教师拥有良好的媒介素养和影像意识，相对来说是可以克服文本数量上的短板的，进而有效完成影像资源与文本资源之间的跨媒介整合，最终实现提升学生媒介素养的目标。 （二）文本时空的相对间隔
虽然影视作为一种有效的视听文本，在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形成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作为教材的影视文本的选择有时却是相对滞后的。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蓬勃，反映时代镜像、回应时代关切、彰显中国自信、弘扬中国文化、书写中国故事的电影在与时俱进地被观看、被讨论、被报道，成为中国当代影史中浓墨重彩的书写个案。但反观表2和表3可以发现，表格中列举的篇目作为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仅有的专门论及“戏剧”与“影视”部分的文本，固然有其难以撼动的经典性，但是对于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的语文教育而言，却呈现出与之不相映衬的“陈旧”。以表2为例，《中外戏剧名作欣赏》中选择了三部中国戏剧、六部西方戏剧，从比例上而言，中国剧作明显更少。当然，这跟现代戏剧源于西方有一定关系。而作为反映现代中国青少年审美喜好的戏剧艺术，却只有曹禺和老舍两位先生的作品。教材固然有为经典立传的功能，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反映当代审美特性的戏剧也应以一定的形式出现在课本中。
如果说戏剧艺术还与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灵活多变的影视艺术则必然是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影像的多重变奏。表3中所列举的影视篇目从1925年到2005年横跨了80年的时空长度，其中中国题材有4部，外国题材有5部，但自2005年至今的16年期间则完全处于空白状态。而在这16年的时间间隔里，无论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目前却没有一部“现象级”的影片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这难以反映当代学生的现实需求。因此，笔者发现，在教材选材上，反映时代特色以及学生审美诉求和审美心理的戏剧影视文本相对匮乏，且已选的文本存在时间间隔久远的问题，学生阅读时会在接受心理上产生一定的隔膜，产生一定的审美障碍。
（三）文本呈现的机制障碍
身心相对成熟的高中学段学生在经历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对视听媒介也并不陌生。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重文字媒介教育而轻影视素质教育的传统，从而导致了青少年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把影视教育当作是一种娱乐的消遣。另一方面，授课教师其自身的影视鉴赏、批评和相关理论知识也不够扎实完备，加之我国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大背景，诸多原因致使我国的中小學影视教育呈现出执行欠佳、落实不足的面貌，这也给影视教育的文本呈现带来了诸多的机制障碍。
五、结语
中小学影视戏剧教育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重视并在教学中予以实践。在影像时代，能否掌握媒介话语权、拥有更高的媒介素养将成为影响个体发展的关键因素。教育界和影视界的学者应联动起来，先期以课程为抓手，以语文教育为突破口，真正做到影视资源和教材资源的融通，实现跨媒介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这样才能有效落实“影视+语文”“影视+教育”的宏观战略。在此基础上，以影视教育为翼，以语文教育为轴，立足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将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作为短期目标，将落实立德树人、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提升思维品质和审美创造力作为长期目标，真正落实国家对促进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具体要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影视教育之路。
注释：
[1]本文所论及的“核心素养”为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它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被正式提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2][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3]王志敏：《试论电影技术引发起电影高等专业教育突破性变革的路径》，《电影教育：历史、观念、新标杆——北京电影学院首届电影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第398页。
[4]刘延东：《在纪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15周年暨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 www.gov.cn/guowuyuan/2016-09/12/con？ tent_5107764.html，2016年9月12日。
[5]周星：《青少年影视教育的历史使命与实施路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60页。
[6]孙梨梨：《韩国电影教育的发展研究》，《安徽文学》，2018年第12期，第142页。
[7][8]张路亚：《丹麦儿童电影发展战略及启示》，2017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赵剑，第23页，第24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见新华社网站，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11/07/c_1119867357.html，2016年11月7日。
[10][12]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 moe. gov. cn / srcsite / A06 / s3325 / 201812 / t20181224_364519.html，2018年12月25日。
[11]周星：《泛论青少年影视教育的价值、意义和任务》，《艺术教育》，2020年第4期，第15页。
[13][14][15]于涵、赵静宇、李勇：《新高考语文科的定位、功能与考查内容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8年第5期，第15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页。
[17]“摄影机——自来水笔”理论由法国影评家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提出，其认为电影工作者应该也可以和作家一样，用摄影机自由地描写生活、表现情感和思想。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戏剧教育对提升大学生美育能力的干预研究”（编号：18YB29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