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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鲁效阳病逝3年了。雖然他算不上是名人。但只要愿意，他绝对可以成为名人的。只是他自甘寂寞，低调地活着，默默地死去。
鲁效阳大我7岁，出身上海名门。父亲鲁觉吾，笔名鲁莽，浙江绍兴人，是鲁迅母系亲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报人、作家和戏剧家的身份名世，与王芸生、曹聚仁、罗隆基齐名。他的长篇小说《杜鹃啼倦柳花飞》和剧本《自由万岁》、《黄金万两》等当年颇受好评。尤其是抗战时期，虽然任职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官员和三青团宣传部长，但积极支持吴祖光《风雪夜归人》等爱国抗日话剧上演。姨母史良是著名律师，抗战初期的“爱国会七君子”之一，曾任民盟中央主席，1949年后是第一任司法部长，也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之一。因为史良没有生育，所以鲁效阳自幼过继给她作养子。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鲁效阳谈吐不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平时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衣冠楚楚，风度翩翩，颇有上海滩“遗少”之风，朋友圈里都叫他“鲁公子”。
1994年，我从美国初抵香港，入《亚洲周刊》任职评论主笔，鲁效阳也在那里当编辑。虽然彼此都是上海人，但初时来往并不多。那时，美国有个叫约翰·巴比特的西裔男子天性好色，经常在外寻花问柳，结果在熟睡中被愤怒的妻子割掉阳具，最后闹上法庭。该案详情被媒体热炒，《亚洲周刊》也未能免俗，让记者写了一篇综合报道，到了编辑鲁效阳手上。他大笔一挥加了个标题“是非根断是非多”。我看了当场拍案叫绝，起这个标题的人实在是太有才了，于是开始关注起这位鲁公子来。
鲁效阳不仅中文好，外语也好，60年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文革”后，国内恢复了研究生学制，他又成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拜在著名翻译家朱雯教授门下专攻俄罗斯文学，成为研究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后起之秀。他不仅是俄文专家，英文更是了得。出国前就开始转向西欧文学研究领域，译著有《萧伯纳传》、《巴尔扎克传》、《狄更斯传》和《司汤达传》等。到了香港，他先后在《读者文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辞书部任中英文翻译的编辑，还曾为《明报》写了几年趣味英文专栏《Ask and Learn/闻问切》。鲁效阳去世前几年经常失业，最后还是靠教英文谋生，曾任浸会大学英文系和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香港学术评审局翻译方面的评审委员。一个来自内地的学者，他的英文程度要被香港这个曾经的英文世界承认，是非常不容易的。
后来我们交往慢慢多了起来。都是独自客居异乡，假日无处可去，就常相约或一起饮茶，或一起爬山，常相聚的还有旧同事罗海星。后来知道他和新闻界老前辈陆铿是忘年之交，而陆铿当年也曾有恩于我。因此每次陆大哥来香港，我们三人都会相聚聊天。在这类朋友聚会场合，只要有鲁公子在场，便是一片欢笑。他幽默诙谐，喜欢讨人开心，往往妙语连珠，可是对自己的身世却始终讳莫如深。
2003年，我在《成报》当总编辑，忽然接到老鲁电话，问我报社有没有适当的职位，说是由于《读者文摘》中文版倒闭，必须找一份工作糊口。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国际新闻组翻译的职位，薪水不高。他见了我就唉声叹气，说是97前炒股票，赚了不少钱。谁知遇到金融风暴变为负资产，现在除了一个蜗居，几乎一无所有，苦到经常要去深圳买包子果腹。他只能拼命工作、写稿、教书，才可以惨淡度日。我说：“你当初是上海外语学院翻译系教师，在学术界也已崭露头角，何苦放弃这一切，孓然一身，浪迹天涯。如果混不下去，还不如回大陆。”老鲁这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1957年父亲兄长双双被打成右派，后来又死于“文革”，母亲也在忧愁劳累中去世。其兄当年还是钱三强的得意门生。他自己在“文革”中也蒙冤入狱，差一点死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想到以往的家破之痛，鲁效阳说，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重。说完话，只见他惨然一笑，我也只好无言。
我离开《成报》不久，老鲁也去了浸会大学教书。我想，他从此应该有个安定的生活了。因为各忙各的，我们的来往渐渐少了。2010年七八月间，我从隐居的太湖边回到香港，忽然听友人说鲁效阳病逝了。我惊讶之余到处打听，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他死前的状况。后来看到金钟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老鲁是2009年查出患晚期胆囊癌，倾其所有的40万元做手术却失败了，苦苦哀求医生再做，遭拒。最后死于养和医院，无人与闻。此前，金钟去与他道别，“只见孤灯寂影”，鲁公子“顿时泪下，绝望之至，表示准备自我了断”。读到这些文字，我不禁潸然泪下。公子啊公子，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算是不求闻达，但命运依然对你如此残酷，为什么呢？
鲁效阳大我7岁，出身上海名门。父亲鲁觉吾，笔名鲁莽，浙江绍兴人，是鲁迅母系亲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报人、作家和戏剧家的身份名世，与王芸生、曹聚仁、罗隆基齐名。他的长篇小说《杜鹃啼倦柳花飞》和剧本《自由万岁》、《黄金万两》等当年颇受好评。尤其是抗战时期，虽然任职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官员和三青团宣传部长，但积极支持吴祖光《风雪夜归人》等爱国抗日话剧上演。姨母史良是著名律师，抗战初期的“爱国会七君子”之一，曾任民盟中央主席，1949年后是第一任司法部长，也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之一。因为史良没有生育，所以鲁效阳自幼过继给她作养子。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鲁效阳谈吐不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平时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衣冠楚楚，风度翩翩，颇有上海滩“遗少”之风，朋友圈里都叫他“鲁公子”。
1994年，我从美国初抵香港，入《亚洲周刊》任职评论主笔，鲁效阳也在那里当编辑。虽然彼此都是上海人，但初时来往并不多。那时，美国有个叫约翰·巴比特的西裔男子天性好色，经常在外寻花问柳，结果在熟睡中被愤怒的妻子割掉阳具，最后闹上法庭。该案详情被媒体热炒，《亚洲周刊》也未能免俗，让记者写了一篇综合报道，到了编辑鲁效阳手上。他大笔一挥加了个标题“是非根断是非多”。我看了当场拍案叫绝，起这个标题的人实在是太有才了，于是开始关注起这位鲁公子来。
鲁效阳不仅中文好，外语也好，60年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文革”后，国内恢复了研究生学制，他又成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拜在著名翻译家朱雯教授门下专攻俄罗斯文学，成为研究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后起之秀。他不仅是俄文专家，英文更是了得。出国前就开始转向西欧文学研究领域，译著有《萧伯纳传》、《巴尔扎克传》、《狄更斯传》和《司汤达传》等。到了香港，他先后在《读者文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辞书部任中英文翻译的编辑，还曾为《明报》写了几年趣味英文专栏《Ask and Learn/闻问切》。鲁效阳去世前几年经常失业，最后还是靠教英文谋生，曾任浸会大学英文系和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香港学术评审局翻译方面的评审委员。一个来自内地的学者，他的英文程度要被香港这个曾经的英文世界承认，是非常不容易的。
后来我们交往慢慢多了起来。都是独自客居异乡，假日无处可去，就常相约或一起饮茶，或一起爬山，常相聚的还有旧同事罗海星。后来知道他和新闻界老前辈陆铿是忘年之交，而陆铿当年也曾有恩于我。因此每次陆大哥来香港，我们三人都会相聚聊天。在这类朋友聚会场合，只要有鲁公子在场，便是一片欢笑。他幽默诙谐，喜欢讨人开心，往往妙语连珠，可是对自己的身世却始终讳莫如深。
2003年，我在《成报》当总编辑，忽然接到老鲁电话，问我报社有没有适当的职位，说是由于《读者文摘》中文版倒闭，必须找一份工作糊口。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国际新闻组翻译的职位，薪水不高。他见了我就唉声叹气，说是97前炒股票，赚了不少钱。谁知遇到金融风暴变为负资产，现在除了一个蜗居，几乎一无所有，苦到经常要去深圳买包子果腹。他只能拼命工作、写稿、教书，才可以惨淡度日。我说：“你当初是上海外语学院翻译系教师，在学术界也已崭露头角，何苦放弃这一切，孓然一身，浪迹天涯。如果混不下去，还不如回大陆。”老鲁这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1957年父亲兄长双双被打成右派，后来又死于“文革”，母亲也在忧愁劳累中去世。其兄当年还是钱三强的得意门生。他自己在“文革”中也蒙冤入狱，差一点死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想到以往的家破之痛，鲁效阳说，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重。说完话，只见他惨然一笑，我也只好无言。
我离开《成报》不久，老鲁也去了浸会大学教书。我想，他从此应该有个安定的生活了。因为各忙各的，我们的来往渐渐少了。2010年七八月间，我从隐居的太湖边回到香港，忽然听友人说鲁效阳病逝了。我惊讶之余到处打听，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他死前的状况。后来看到金钟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老鲁是2009年查出患晚期胆囊癌，倾其所有的40万元做手术却失败了，苦苦哀求医生再做，遭拒。最后死于养和医院，无人与闻。此前，金钟去与他道别，“只见孤灯寂影”，鲁公子“顿时泪下，绝望之至，表示准备自我了断”。读到这些文字，我不禁潸然泪下。公子啊公子，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算是不求闻达，但命运依然对你如此残酷，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