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镖师 大刀王五:从武夫到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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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那个满座高朋、纵论时事的镖局院子里,王五完成了从武夫向志士的身份转换
  
  1874年,30岁的王正谊来到北京,在东珠市口西半壁街买下几间房子,准备开镖局。三年后,“源顺”镖局和“大刀王五”的称号响彻江湖。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宋辽以此为界作战,民风多彪悍。河北沧州滨海地荒,《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在沧州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沧州人性格豪爽耿直,阳刚不阿,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也是众多名镖师的故乡,王正谊就是来自这里。
  镖局萌发于明,盛兴于清。在镖局之前,习武之人若不中武举,大概有这么几种出路:做盗贼,找几个同样武举失意的人占山为王,从此打家劫舍,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做保安,给达官贵人家看家护院;卖艺,到街头打把势卖艺;做捕快。而镖局的出现给王正谊这样的习武之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就业平台。
  
  少年王五
  王正谊,字子斌,居家排行老五,又因其刀法娴熟,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五”。祖居沧州,家世已不可考。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遇难,享年五十六岁。
  王五家境贫寒,十二岁便出来做学徒。据周宝忠《大刀王五》一书记载,王五原为汉族人,为拜回民镖师李凤岗为师而“弃汉入回”。李凤岗擅使双刀,王五拜其为师后,也顺势成为了李凤岚“成兴镖局”的一名小镖师。
  因沧州地处河北、山东之间的交通干道上,“成兴镖局”专给北运的南货押镖,跑关外的蒙古买卖。少年王五跟着师傅李凤岗出居庸关、越八达岭、纵览燕山群峰,踏遍了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的山山水水,并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十几年的塞上走镖生涯,不但使王五由一个习武少年变成了一条而立之年的壮汉,而且使他成为了一名老成练达、胆略过人的真正镖师。
  
  创办源顺镖局
  1874年,王五进京创办源顺镖局。彼时正是镖行的兴盛时期,北京外城一带镖局比比皆是,时有歌谣传唱:“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虽然力勇武艺强,江湖话儿要说讲。遇事稳开口,总要升点把黄。走镖人洋洋得意,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行走跨骑骏马,腰中紧别镖旗。到处要喊,怕人不知……”
  源顺镖局坐落在前门外东珠市口西头的繁华商业区,当时北京城中到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清王朝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之中。这时尽管爆发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可是中法战争尚未爆发,封建文人讴颂的“同治中兴”,尚能是统治阶级欺人和自欺的幕布。王五进京后凭着十几年闯练出来的胆识、经验和阅历,事业上一帆风顺,源顺镖局办得挺兴隆。
  王五的源顺镖局在当时来说是一家小镖局,可是“小而专”、“小而精”,办得很有特色。所谓“专”,就是专走北道,所谓“精”,就是从业人员不多,但素质高、队伍精悍。王五为人豁达,勇于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这在重传统、重正统、偏于保守的镖师队伍中,确是难能可贵的性格。
  王五当时为源顺镖局设立了四条规矩:第一,重要的镖车亲自押送;第二,凡是来访的朋友,只要提到大刀王五的要热情款待,走的时候还要返还给他盘缠;第三,冬、夏要为贫困的人施舍衣服,冬天要施舍寒衣、夏天要施舍单衣;第四,春节期间,镖局的车马装上东西去周济穷人,要做好事。他在源顺镖局期间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劫富济贫,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曾赞其:“王五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百姓就赠他以“尚武”、“济贫”两个匾额。
  王五创办源顺镖局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是功成名就的掌柜了。且双刀王正谊在北道也确有些名气,但王五在实践中发现双刀有些“虚”,于是毅然又拜武林高手“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
  由于王五臂力过人,所以手中的单刀又大又重,为名匠所锻造,是世间稀有的上乘兵器,他“大刀王五”的称号也由此生出。这把大刀不但威震塞外,而且享誉京华。但王五为人处事,从不以威相压,而是以诚相待,以义相交。镖界同仁,感其仗义疏财,曾送王五“义重解骖”的金匾一块,此匾现今仍在王五故居中。
  
  化解回汉冲突
  在王五故居里,还有一块功德匾,上书“德容感化”。这是王五因平息南横街汉人和牛街回民之间的回汉械斗事件而得赠。
  那时的北京城是汉、满、蒙、回杂居的城市,清王朝的民族政策向来是尊满、联蒙、抑汉、制回。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军、淮军成了清廷的主要支柱,“抑汉”已经成为了过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西南、西北回民起义,清王朝镇压后推行了以汉制回、以回制回的政策。
  当汉民和回民发生纠纷时,地方官往往“护”汉“抑”回。回民发生内部教派之争时,地方官不予过问,不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干预,任凭事态发展,唯恐冲突不扩大。回汉械斗,地方官亦不积极制止,而是等到流血冲突结束后,再“绳之以法”,美其名曰:“如此方可以儆效尤。”能够煽动起大规模械斗的人,大多是土豪劣绅,地方官“绳之以法”时,被斩首示众的大多是盲从或受胁迫而来参加械斗的下层百姓,所以在械斗发生前,械斗的组织者就往往安排好了地方官“绳之以法”时送出去应差的替死鬼。
  老北京是个官多、衙门多、僧多、寺庙多的城市,寺庙中有不少定期举行庙会。庙会其间摊商罗列,逛者如潮。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南横街东口的小东岳庙都会举行庙会,由于南横街和回民聚居的牛街较近,回民也爱到庙会来闲逛。
  有一次,南横街的纨绔子弟和回民发生了冲突,出言不逊,说出了一些污辱回民信仰的话,引起了牛街回民极大的愤怒,定要到南横街去拼个你死我活。牛街方面久闻大刀王五之名,认为天下回回是一家,到源顺镖局请王五出来助一臂之力,并向王五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应差”的替身,让王五放心地去杀,杀几个有几个“应差”的,绝对连累不了王五。
  但王五襟怀坦荡,奔走于牛街和南横街之间,对双方晓之以理,明之以利害,终于平息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回汉械斗。
  
  与谭嗣同的君子之交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题写在狱中墙壁上的《狱中诗》。据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释:“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
  王五与谭嗣同的交往源于1875年,这是源顺镖局开张一周年的时候。当时燕京著名的五路镖师之一的胡致廷向王五推荐谭嗣同为徒。
  谭嗣同拜王五为师后,王五教谭嗣同单刀和七星剑。在这期间,王五曾向谭嗣同提出了一个军政计划,这在谭嗣同写的《吴铁樵传》中有记载。王五说:“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召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同时,谭嗣同的变法维新思想也反过来影响了王五。后来,谭嗣同还写了《赠舞人诗》送给王五,希望他能够加入到维新变法的行列。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发生了“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签订了继《南京条约》以后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这时候国人义愤填膺,王五亦不例外。第二年秋,王五在香厂路开办了“文武义学”,免费招有志的青年入学。他还特聘有名的教授来教授经史、新学,并自己传授武功。
  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是“戊戌变法”的开始,谭嗣同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非常有信心,于是“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这时候的谭嗣同被擢升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王五非常支持谭嗣同,他对谭嗣同说:“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王五所愿,能与复生(即谭嗣同)同道、同志乃王五之福分。”
  正是在那个满座高朋纵论时事的镖局院子里,王五完成了从武夫向志士的身份转换。从那时候起,谭嗣同的衣食住行由王五来操持,他选派精壮的武师来护卫谭嗣同的住所。王五感到重任在身,因为他担心维新变法会受到挫折,所以他在谭嗣同的秘密支持下广交武林豪杰,来发展赞同变法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加入维新的行列。但此时的清廷正陷于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后党”和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斗争,谭嗣同等人希望维新变法,苦于手中没有实权。后来谭嗣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身上,他夜访袁世凯,共同订立了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用武力迫使慈禧就范的计划。但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了谭嗣同。“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最终还是失败了。
  
  逝去的豪侠
  变法失败后,在谭嗣同被捕的前一天上午,他去看望已避居外国使馆的梁启超,梁执意劝他留在使馆不要走了,下午使馆中的友人又到浏阳会馆敦请他赶快去使馆暂避一时,谭直言谢绝了朋友的安排。晚上,大刀王五再次赶到浏阳会馆,力劝谭即刻移居源顺镖局。天明城门开启时,混在镖师之中,随镖车出城。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直言要求王五马上离去。王五无奈,只得离开。
  1898年9月21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害。王五冒着附逆的风险为谭收尸,将谭嗣同入殓以后,王五在自己的居所密设灵堂,祭奠了7天,把棺材送往浏阳安葬,然后年末返回北京,遵照谭嗣同的意思联络武林豪杰,等待时机再次变法。同时,王五计划秘密地刺杀荣禄等人,为谭嗣同报仇,但是因为防范比较森严,多次都没有得手。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久慕王五之为人,由天津赴京,亲临源顺镖局,恳请王五出山,赴天津共建灭洋大业。王五慨然答应。到天津后,协助张德成整训团民队伍。天津的混混儿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有不少人参加了义和团,这些人本是“根基不正”的歹徒,带着自身的目的参加义和团是准备捞一把,王五厉行整顿义和团的队伍,使一些混入义和团的“混混儿”恨之入骨。义和团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北仓、廊房等地和八国联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与后膛枪炮相拼搏,前仆后继,王五率集训的大刀队冲锋在前,刀劈洋鬼子多人。
  战罢擦着刀上的血,对他最后收下的徒弟赵崇斌说:“这把刀,今天才成为真正的刀,因为它开了洋荤,沾了鬼血,我王五也不虚称大刀王五了,对得起这把刀,也对得起祖宗了。”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王五返回北京,本想出走塞上,再谋发展。可是许多北京的友人都来投奔大刀王五,把源顺镖局当做避难之所,外柜、内柜三十多间房住得满满的。这些人携老带幼,既不能随王五出走关外,又不能丢下不管。于是王五冒着风险留了下来。
  1900年,大刀王五在谭嗣同去世两年以后,也去世了。关于他的死,老北京流传着许多说法。最为传奇与悲怆的说法是,因不满王五与义和团,满清官兵围剿“源顺镖局”,王五团队寡不敌众,皆力战而死。王五也中枪而亡,时年56岁。后清政府将王五首级悬挂于城门示众,并派官兵看守,家人无法为其入殓。身在天津的霍元甲闻讯后,连夜赶至京城,将其首级夺下,并埋葬。
  至此,兴盛一时的源顺镖局人散镖空。
  
  延伸阅读
  “春点”与黑话
  台湾作家李敖曾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专门辟出一章来,描摹大刀王五和他的镖局:
  谭嗣同小时候读左大冲的诗,读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非常欣赏。他相信“草泽”之中,必有“奇才”存在,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而这种“奇才”,在书生中,反倒不容易找到,黄仲则的诗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就是这种观点。于是,谭嗣同决定在中原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同志,就这样的,他认识了王五。
  王五是北京人,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他的本名,是王正谊。
  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这种业务,叫做“走镖”。干“走镖”,或走“水路镖”、或走“陆路镖”,都要冒不少风险,风险就是路上的强盗,一般叫做贼。
  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是打,而是和谈。遇到有贼拦路,镖局的头儿总是近上前去,一脸堆笑,抱拳拱手,向贼行礼,招呼说:“当家的辛苦!”那做贼的,也得识相,能放一马就得放。也会回答:“掌柜的辛苦!”接着贼会问镖局的名字:“哪家的?”保镖的就会报上字号。于是,就开始用“春点”谈,“春点”,就是黑话。
  “春点”的范围包括江湖上的师承与帮派,如扯上远祖或同门关系,大家都一师所传,就好说了。给贼面子,承认贼给方便,是赏饭给镖局。然后就有这样的对话:
  “穿的谁家的衣?”贼问。
  “穿的朋友的衣。”保镖答。
  “吃的谁家的饭?”贼问。
  “吃的朋友的饭。”保镖答。这是真话,因为保镖的,正是吃的是贼的饭——没有贼这一行,谁还要找保镖呢?贼正是衣食父母啊!
  一阵“春点”拉下来,贼把路让开,表示放行了。临走保镖还得客气一番。说:“当家的,多谢‘借路’。你有什么带的,我去那边,几天就回来。”
  “没有带的。”贼也客气。“掌柜的,你辛苦了。”
  大刀王五的镖局,虽然是北京城里八个镖局中的一个,但是,由于王五的名气大,所以,在“走镖”时候,只要一亮出王五的堂号,四方绿林,无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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