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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以原“追剿”军第一、四、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第二、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两兵团分别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以一部兵力尾追红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北途中。
这时，博古、李德等不察敌情的变化，于1934年12月4日命令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北出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据此，中央红军沿湘桂边界继续西进，并冒着敌机的轰炸，胜利翻越西延山脉主峰----越城岭（即老山界），进入龙胜县境。当地苗族、瑶族和侗族许多青壮年还积极参加了红军。
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12日，第一军团主力和第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域；第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域；第五军团、第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西移；野战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
这时，敌“追剿”军主力已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后果不堪设想。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博古、李德等人却坚持红军北出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因此，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调动或箝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12月13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分左右两路军，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15日，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再次陈述了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的理由，力主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周恩来等与会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避免了红军可能全军覆灭的危险，并为纠正“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岸边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又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排除了李德的干扰，为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和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内的重大而急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乌江对岸有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从回龙场到茶山关对岸驻守之敌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西渡乌江，并配合“追剿”军薛岳部围歼红军于乌江东岸。但是，英雄的红军是无所畏惧的，从1月2日起，分别用的抗心律失常药有心律平、美西律（慢心律）、?茁-受由江界河、回龙场和茶山关等渡口强渡乌江，至6日，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及老君关等地前进。
6日下午，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为迅速夺取遵义，亲自率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冒雨攻占距遵义15公里的外围据点深溪水，全歼守敌1个营。7日凌晨，红二师顺利地进占了遵义城。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化名华夫）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张闻天首先按照事先与毛泽东和王稼祥商定的提纲在会上作了发言，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报告中为其错误所作的辩解，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指导规律，提出今后的方针和任务。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规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并于2月8日经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战胜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各军团、军委纵队传达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正如刘伯承后来回忆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顾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这时，博古、李德等不察敌情的变化，于1934年12月4日命令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北出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据此，中央红军沿湘桂边界继续西进，并冒着敌机的轰炸，胜利翻越西延山脉主峰----越城岭（即老山界），进入龙胜县境。当地苗族、瑶族和侗族许多青壮年还积极参加了红军。
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12日，第一军团主力和第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域；第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域；第五军团、第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西移；野战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
这时，敌“追剿”军主力已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后果不堪设想。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博古、李德等人却坚持红军北出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因此，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调动或箝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12月13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分左右两路军，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15日，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再次陈述了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的理由，力主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周恩来等与会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避免了红军可能全军覆灭的危险，并为纠正“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岸边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又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排除了李德的干扰，为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和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内的重大而急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乌江对岸有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从回龙场到茶山关对岸驻守之敌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西渡乌江，并配合“追剿”军薛岳部围歼红军于乌江东岸。但是，英雄的红军是无所畏惧的，从1月2日起，分别用的抗心律失常药有心律平、美西律（慢心律）、?茁-受由江界河、回龙场和茶山关等渡口强渡乌江，至6日，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及老君关等地前进。
6日下午，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为迅速夺取遵义，亲自率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冒雨攻占距遵义15公里的外围据点深溪水，全歼守敌1个营。7日凌晨，红二师顺利地进占了遵义城。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化名华夫）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张闻天首先按照事先与毛泽东和王稼祥商定的提纲在会上作了发言，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报告中为其错误所作的辩解，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指导规律，提出今后的方针和任务。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规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并于2月8日经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战胜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各军团、军委纵队传达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正如刘伯承后来回忆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顾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