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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乡村纪录片；乡村振兴；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5-0117-03
乡村纪录片从属于纪录片庞大家庭体系中的一支，又可以称作涉农纪录片，其题材一般以乡村为主，内容围绕农村、农业、农民而展开。费孝通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1]”，蕴含着深厚底蕴的农耕文明一路从黄河流域绵延向下，穿越上下五千年的时空流淌至今，因而 乡村纪录片是中国纪录片无法割舍的选题之一。中国乡村纪录片，如《杏花烟雨江南》（1957）、《大寨之路》（1964）、《红旗渠》（1971）、《来自农村的报告》（1984）、《沙与海》（1990）、《藏北人家》（1991）、《麦收》（2008）、《乡村里的中国》（2013）、《农家高考》（2014）、《苹果树下》（2016）等描绘了不同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与乡村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在现代性所带来“都市眼光”的寻视下，一直以来作为正面象征的乡村在20世纪转趋负面，本不是“问题”的乡村在现代成为“问题”[2]。这一阶段的乡村纪录片，诸如《沙与海》与《龙脊》，生动刻画了农民困顿的形象，描绘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状态，反思了乡村的现实问题。其后焦波导演拍摄的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与《出山记》依旧把镜头聚焦于城乡二元对立。两部纪录片中的乡村影像大致相同：坑坑洼洼的泥土小路、路边无人照看的野树杂草、墙壁皴裂的简陋泥瓦房以及精神迷茫的乡间村民，离开乡村走进城市是其精神世界茫茫海雾中的唯一灯塔。与反应城乡对立的乡村纪录片相对应的是，电视等大众传媒中关于光鲜亮丽的都市的描绘，二者共同作用，不断促进人们对城市的美好进行想象，进而解构了传统的乡村文化。这不仅加固了外部社会对乡村的刻板印象，更导致了农民对自我的认知逐渐失去自信。
近年来，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纪录片在数量增长上呈井喷之势。 其创新维度体现在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塑造农村农民群像，以意象搭建乡土情结，视角转变下的视听呈现。同時，其存在的相关问题，也能够为未来乡村纪录片的改进与发展提供借鉴。
1.1 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促进观众文化认知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乡村已慢慢褪去以往贫穷、愚昧与落后的印象。乡村纪录片《美丽乡村》《小岗纪事》《拉林河畔》《四十年四十村》《中国村落》《大地情书》《承诺》等作为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映射出乡村变迁的伟大成就，把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讲述出来，向人们展现出一幅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新风貌。例如《 美丽乡村》描绘了十个不同地域的中国乡村，其中“水之乡篇”聚焦于江南水乡 南浔村民的生活状态。纪录片开头的晨曦里，有人忙碌着在青砖白瓦之下摆起小摊，有人悠闲地在巷口小路边晨练，在这小桥流水人家里，人们各怀梦想，忙碌而快乐。
从影像提供的构图景观来看，最为明显的是人们视觉上的地理和空间感知，进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文化的认知[3]。乡村纪录片通过对新时代背景下农村新风貌的呈现，让人们意识到，在改革推动下，中国乡村的环境、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同时，乡村纪录片还促进了人们对其背后文化的认知。也就是说，纪录片中关于中国农民生活、农村景色、农业生产等单个元素的影像展示，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各个元素在发挥其能指功能的同时，相互作用，交叉渗透，形成了全新的所指，即叠加元素所指代的乡土的、民族的文化意蕴。具体在新时代乡村纪录片中而言，便是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的农耕文明。
1.2 从描绘个体走向 塑造 农村农民群像——推动观众态度转变
此前许多乡村纪录片常常将镜头聚焦于一个或几个农村家庭，以传达农村生活环境恶劣、农民精神世界迷茫、边远地区教育资源稀少等问题。比如纪录片《苹果树下》把镜头对准村民 胡万增一家，通过讲述他们的生活，暴露出农村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通过聚焦一个或几个家庭展现农村现状，一方面可以以点入面，从一个小切口深入审视乡村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局限性。把拍摄空间囿于某个家庭，其实是拍摄者主观性选择的表现，单个家庭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代表整个中国农村的典型性。
与以往不同，大多数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纪录片在短短数集内囊括了十多组家庭，通过描绘农村农民的群像，向人们展现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美丽乡村》用十集拍摄了十个地域不同的乡土风情，其中“江之畔篇”记录了多组家庭。住在屈原故乡秭归一带的老胡对龙舟有着特殊的感情；江南村的老左兄弟发起了农村合作社一起照看果园里的脐橙；农林村的竹农一家维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
农村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的生态系统，不同的村落构成各式各样的小生境[4]。以《中国村落》《大地情书》为代表的乡村纪录片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纪录片在囿于单个家庭或村庄局限，刻画出各具特色的农村农民群像。而描绘群像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避免不典型性，其对展示祖国五湖四海的农村人民，在对待生活与自身身份的态度的统一转变上，也是颇为重要的。在农村改革大力推进的背景之下，乡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生活质量也随之提高，农民对待生活的态度呈现消极向积极转变之势。同时，农村生活状态与农民生活态度的转变，通过纪录片传达给观众，还会促使观者重塑自身对环境的认知，进而改善人们对农村与农民的态度。
1.3 以意象搭建乡土情结——引导观众走近乡村
艺术创作是一种对审美意象的表达，成功的作品往往能够将影像中的意象合理搭建起来，构建出独特意境，传达深刻的思想意蕴[5]。在乡村纪录片里，乡土情结凝聚在历经沧桑的建筑之中，千锤百炼手艺之内，铭记祖先的祠堂之下，它们激发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对中华文明浓浓的眷恋。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可见这种自信在生成后还会经历外化的过程，从而进一步产生效果。 鄉村纪录片最终形成的效果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化认知层面与心理态度层面。传播效果依据其发生的逻辑顺序可以分为三层，文化认知与心理态度为前两层，行动层为最后一层，在乡村纪录片中则体现为重拾乡村文化自信的人们的一言一行。乡村文化自信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乡村居民尤其是在乡村从事农业的农民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6]。随着乡村的纪录片的播出，通过荧幕，人们看到乡村的巨大变迁，这有助于村民重新拾回乡土情结，这里的“乡土”不仅仅是乡间的田地，更是指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意。纪录片《希望的田野》中年轻的村民陈洪刚从小的愿望就是努力奋斗离开农村，但是近些年他却回来了，热热闹闹地经营起一家网店，卖起稻花香大米。乡村文化自信的第二个层面是整个社会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对于乡村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乡村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肯定[6]。陈洪刚家大米的热销，一定程度上是城里人对乡村追忆的体现，远离乡村生活的都市人买到的大米除了散发着稻香味，还飘着泥土的气息。这种情怀自古有之，即便是在官场上居于高位的士大夫阶层，依旧以山水田园诗表达着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这种归隐情怀，是对我国农业社会漫长历史所建构起来的乡土情结的折射[7]。
1.4 视角转变下的视听呈现
早期纪录片制作，尤其是独立影像的制作，由于不是体制性的生产，从而带来了资金来源短缺的问题。但面对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多数创造者还是选择迎难而上，因为小成本制作为创作者个性化呈现带来了较大的发挥空间，《龙脊》制作团队并不大，全程只用到两台摄像机，操作过程几乎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因而创作者个性化色彩得以不受阻碍的呈现出来。
但纪录片是影像与社会的一种“清醒对话”，它不仅是创作者个人的情感表达，更担负着文化传承、价值建构的重任[13]。在当今的新时代中，党中央对重拾文化自信的迫切要求使得这份责任更加重大。在政策推动下，团队组建、资金下拨有序的进行着，用纪录片记录百姓日常生活，寻找乡土回忆，展现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是创作者肩负的任务。因此，创作者的视角从个性化表达转向了集体意识形态的传播，这使得纪录片的视听呈现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此前的乡村纪录片在仅仅在交代环境的时候会使用远景镜头，更多的是采用中近景在静默观察中发现故事。而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纪录片在远景、全景与延时镜头在数量上有明显上升。《大地情书》开篇导演便以远景展现出山村的整体景色：时值秋季，天高气爽，山林呈现出一片恰到好处的渐变色，俯瞰视角中，有的树木依旧葱绿葳蕤，有的已稍稍染上深金色，山路延绵而上，走在其间的是依山而生的村民。《中国村落》以冬季银装素裹的新疆禾木村开篇，当画面定格在雪域树林上时，导演运用延时摄影，四季更替、日出月落、花开草长的时空被压缩在短短的几秒钟内，组成中国乡村的百景图。
另外，如今中国主流的纪录片叙事开始向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复归，即在新的技术和文化语境下发挥全知视角和解说词的叙事功能[8]。《中国村落》家传篇中配合着画面中饱经风霜的牌坊，解说词缓缓道：“今天，除了贞洁牌坊被时代推倒，忠诚、孝尊、仁义等依然是中国老百姓不变的推崇。”以解说词来诉说牌坊符号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点出中华文化其厚重悠远的特点在此前乡村纪录片是不常见的。
创作团队在视角上的转变带来视听呈现的大不同，壮丽辽阔的远景，变幻万千的延时，历史人文的解说，使观众感受到了中华文化所带来的意蕴之美，他们的文化自信也油然而生。
2.1 篇幅较短，主题缺少深度
近年来的乡村纪录片为了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常常以 “电商”“旅游”“物流”等为内容展现乡村发展成就，又或是以 “建筑”“手工技艺”“非遗”等为主题展现深厚久远的乡土记忆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村落》从“如画”“建构”“家传”“望乡”“忙闲”“田园”“再造”七个维度展开，虽然面面俱到，书写了一幅中国式全景画卷，但也因横向主题过广，而显得纵向挖掘不够深入。在学者马梅2018 年暑期的涉农传播调研中，一个年轻的新农人希望涉农传播可以做的再完整一点或者深入一点，像《舌尖上的中国1》那种，说出背后的故事[6]。因此或许单从“民俗”“旅游”“建筑”“手工技艺”“非遗”选出一点进行深度挖掘，策划拍摄出系列纪录片，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2.2 缺乏对乡村问题深刻 致因的反思
由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纪录片多以礼赞中国乡村为主题，旨在深入乡民美好生活，描绘乡村记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勾起浓郁家国情怀，因而缺乏一定的问题意识。比如《美丽乡村》中只单单反映了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缺少年轻的人力资源，却没有深入反思这一问题的深刻致因。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最直接的影响是给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连锁反应，如很多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风俗、传统节日民俗、表演绝活等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众多传统民间文化濒临失传的危险[9]。因此当荧幕上的礼赞纪录片达到一定数量并趋向饱和时，市场上对于深入乡村实地、展现乡村问题、分析深刻致因的乡村纪录片的需求也在增大。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纪录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在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塑造农村农民群像，以意象搭建乡土情结，视听呈现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反思并有针对性的解决其存在的些许问题，也将推动乡村纪录片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J].开放时代，2016（4）：126-145，7.
[3]王馨凰，甄洪永.新媒介视域下空间想象与乡村传播：以央视大型纪录片为例[J].电影新作，2019（1）：87-91.
[4]卫欣，王国聘.对农传播与自组织化：复杂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结构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6（6）：90-99.
[5]王淑慧，朱奕欢.黔西南乡村民俗文化题材微纪录片探析[J].电影文学，2019（1）：56-58.
[6]马梅.涉农纪录片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可能[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4）：117-122.
[7]安晓燕.对国内“慢综艺”节目的思考[J].中国电视，2018（8）：43-46.
[8]张宗伟，高美.新时代中国乡村题材纪录片创作观察[J].中国电视，2019（12）：83-87.
[9]冯广圣.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0（2）：91-101.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5-0117-03
乡村纪录片从属于纪录片庞大家庭体系中的一支，又可以称作涉农纪录片，其题材一般以乡村为主，内容围绕农村、农业、农民而展开。费孝通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1]”，蕴含着深厚底蕴的农耕文明一路从黄河流域绵延向下，穿越上下五千年的时空流淌至今，因而 乡村纪录片是中国纪录片无法割舍的选题之一。中国乡村纪录片，如《杏花烟雨江南》（1957）、《大寨之路》（1964）、《红旗渠》（1971）、《来自农村的报告》（1984）、《沙与海》（1990）、《藏北人家》（1991）、《麦收》（2008）、《乡村里的中国》（2013）、《农家高考》（2014）、《苹果树下》（2016）等描绘了不同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与乡村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在现代性所带来“都市眼光”的寻视下，一直以来作为正面象征的乡村在20世纪转趋负面，本不是“问题”的乡村在现代成为“问题”[2]。这一阶段的乡村纪录片，诸如《沙与海》与《龙脊》，生动刻画了农民困顿的形象，描绘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状态，反思了乡村的现实问题。其后焦波导演拍摄的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与《出山记》依旧把镜头聚焦于城乡二元对立。两部纪录片中的乡村影像大致相同：坑坑洼洼的泥土小路、路边无人照看的野树杂草、墙壁皴裂的简陋泥瓦房以及精神迷茫的乡间村民，离开乡村走进城市是其精神世界茫茫海雾中的唯一灯塔。与反应城乡对立的乡村纪录片相对应的是，电视等大众传媒中关于光鲜亮丽的都市的描绘，二者共同作用，不断促进人们对城市的美好进行想象，进而解构了传统的乡村文化。这不仅加固了外部社会对乡村的刻板印象，更导致了农民对自我的认知逐渐失去自信。
近年来，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纪录片在数量增长上呈井喷之势。 其创新维度体现在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塑造农村农民群像，以意象搭建乡土情结，视角转变下的视听呈现。同時，其存在的相关问题，也能够为未来乡村纪录片的改进与发展提供借鉴。
1 新时代乡村纪录片的创意维度
1.1 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促进观众文化认知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乡村已慢慢褪去以往贫穷、愚昧与落后的印象。乡村纪录片《美丽乡村》《小岗纪事》《拉林河畔》《四十年四十村》《中国村落》《大地情书》《承诺》等作为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映射出乡村变迁的伟大成就，把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讲述出来，向人们展现出一幅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新风貌。例如《 美丽乡村》描绘了十个不同地域的中国乡村，其中“水之乡篇”聚焦于江南水乡 南浔村民的生活状态。纪录片开头的晨曦里，有人忙碌着在青砖白瓦之下摆起小摊，有人悠闲地在巷口小路边晨练，在这小桥流水人家里，人们各怀梦想，忙碌而快乐。
从影像提供的构图景观来看，最为明显的是人们视觉上的地理和空间感知，进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文化的认知[3]。乡村纪录片通过对新时代背景下农村新风貌的呈现，让人们意识到，在改革推动下，中国乡村的环境、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同时，乡村纪录片还促进了人们对其背后文化的认知。也就是说，纪录片中关于中国农民生活、农村景色、农业生产等单个元素的影像展示，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各个元素在发挥其能指功能的同时，相互作用，交叉渗透，形成了全新的所指，即叠加元素所指代的乡土的、民族的文化意蕴。具体在新时代乡村纪录片中而言，便是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的农耕文明。
1.2 从描绘个体走向 塑造 农村农民群像——推动观众态度转变
此前许多乡村纪录片常常将镜头聚焦于一个或几个农村家庭，以传达农村生活环境恶劣、农民精神世界迷茫、边远地区教育资源稀少等问题。比如纪录片《苹果树下》把镜头对准村民 胡万增一家，通过讲述他们的生活，暴露出农村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通过聚焦一个或几个家庭展现农村现状，一方面可以以点入面，从一个小切口深入审视乡村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局限性。把拍摄空间囿于某个家庭，其实是拍摄者主观性选择的表现，单个家庭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代表整个中国农村的典型性。
与以往不同，大多数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纪录片在短短数集内囊括了十多组家庭，通过描绘农村农民的群像，向人们展现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美丽乡村》用十集拍摄了十个地域不同的乡土风情，其中“江之畔篇”记录了多组家庭。住在屈原故乡秭归一带的老胡对龙舟有着特殊的感情；江南村的老左兄弟发起了农村合作社一起照看果园里的脐橙；农林村的竹农一家维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
农村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的生态系统，不同的村落构成各式各样的小生境[4]。以《中国村落》《大地情书》为代表的乡村纪录片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纪录片在囿于单个家庭或村庄局限，刻画出各具特色的农村农民群像。而描绘群像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避免不典型性，其对展示祖国五湖四海的农村人民，在对待生活与自身身份的态度的统一转变上，也是颇为重要的。在农村改革大力推进的背景之下，乡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生活质量也随之提高，农民对待生活的态度呈现消极向积极转变之势。同时，农村生活状态与农民生活态度的转变，通过纪录片传达给观众，还会促使观者重塑自身对环境的认知，进而改善人们对农村与农民的态度。
1.3 以意象搭建乡土情结——引导观众走近乡村
艺术创作是一种对审美意象的表达，成功的作品往往能够将影像中的意象合理搭建起来，构建出独特意境，传达深刻的思想意蕴[5]。在乡村纪录片里，乡土情结凝聚在历经沧桑的建筑之中，千锤百炼手艺之内，铭记祖先的祠堂之下，它们激发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对中华文明浓浓的眷恋。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可见这种自信在生成后还会经历外化的过程，从而进一步产生效果。 鄉村纪录片最终形成的效果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化认知层面与心理态度层面。传播效果依据其发生的逻辑顺序可以分为三层，文化认知与心理态度为前两层，行动层为最后一层，在乡村纪录片中则体现为重拾乡村文化自信的人们的一言一行。乡村文化自信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乡村居民尤其是在乡村从事农业的农民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6]。随着乡村的纪录片的播出，通过荧幕，人们看到乡村的巨大变迁，这有助于村民重新拾回乡土情结，这里的“乡土”不仅仅是乡间的田地，更是指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意。纪录片《希望的田野》中年轻的村民陈洪刚从小的愿望就是努力奋斗离开农村，但是近些年他却回来了，热热闹闹地经营起一家网店，卖起稻花香大米。乡村文化自信的第二个层面是整个社会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对于乡村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乡村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肯定[6]。陈洪刚家大米的热销，一定程度上是城里人对乡村追忆的体现，远离乡村生活的都市人买到的大米除了散发着稻香味，还飘着泥土的气息。这种情怀自古有之，即便是在官场上居于高位的士大夫阶层，依旧以山水田园诗表达着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这种归隐情怀，是对我国农业社会漫长历史所建构起来的乡土情结的折射[7]。
1.4 视角转变下的视听呈现
早期纪录片制作，尤其是独立影像的制作，由于不是体制性的生产，从而带来了资金来源短缺的问题。但面对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多数创造者还是选择迎难而上，因为小成本制作为创作者个性化呈现带来了较大的发挥空间，《龙脊》制作团队并不大，全程只用到两台摄像机，操作过程几乎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因而创作者个性化色彩得以不受阻碍的呈现出来。
但纪录片是影像与社会的一种“清醒对话”，它不仅是创作者个人的情感表达，更担负着文化传承、价值建构的重任[13]。在当今的新时代中，党中央对重拾文化自信的迫切要求使得这份责任更加重大。在政策推动下，团队组建、资金下拨有序的进行着，用纪录片记录百姓日常生活，寻找乡土回忆，展现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是创作者肩负的任务。因此，创作者的视角从个性化表达转向了集体意识形态的传播，这使得纪录片的视听呈现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此前的乡村纪录片在仅仅在交代环境的时候会使用远景镜头，更多的是采用中近景在静默观察中发现故事。而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纪录片在远景、全景与延时镜头在数量上有明显上升。《大地情书》开篇导演便以远景展现出山村的整体景色：时值秋季，天高气爽，山林呈现出一片恰到好处的渐变色，俯瞰视角中，有的树木依旧葱绿葳蕤，有的已稍稍染上深金色，山路延绵而上，走在其间的是依山而生的村民。《中国村落》以冬季银装素裹的新疆禾木村开篇，当画面定格在雪域树林上时，导演运用延时摄影，四季更替、日出月落、花开草长的时空被压缩在短短的几秒钟内，组成中国乡村的百景图。
另外，如今中国主流的纪录片叙事开始向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复归，即在新的技术和文化语境下发挥全知视角和解说词的叙事功能[8]。《中国村落》家传篇中配合着画面中饱经风霜的牌坊，解说词缓缓道：“今天，除了贞洁牌坊被时代推倒，忠诚、孝尊、仁义等依然是中国老百姓不变的推崇。”以解说词来诉说牌坊符号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点出中华文化其厚重悠远的特点在此前乡村纪录片是不常见的。
创作团队在视角上的转变带来视听呈现的大不同，壮丽辽阔的远景，变幻万千的延时，历史人文的解说，使观众感受到了中华文化所带来的意蕴之美，他们的文化自信也油然而生。
2 对现时代乡村纪录片的思考
2.1 篇幅较短，主题缺少深度
近年来的乡村纪录片为了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常常以 “电商”“旅游”“物流”等为内容展现乡村发展成就，又或是以 “建筑”“手工技艺”“非遗”等为主题展现深厚久远的乡土记忆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村落》从“如画”“建构”“家传”“望乡”“忙闲”“田园”“再造”七个维度展开，虽然面面俱到，书写了一幅中国式全景画卷，但也因横向主题过广，而显得纵向挖掘不够深入。在学者马梅2018 年暑期的涉农传播调研中，一个年轻的新农人希望涉农传播可以做的再完整一点或者深入一点，像《舌尖上的中国1》那种，说出背后的故事[6]。因此或许单从“民俗”“旅游”“建筑”“手工技艺”“非遗”选出一点进行深度挖掘，策划拍摄出系列纪录片，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2.2 缺乏对乡村问题深刻 致因的反思
由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纪录片多以礼赞中国乡村为主题，旨在深入乡民美好生活，描绘乡村记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勾起浓郁家国情怀，因而缺乏一定的问题意识。比如《美丽乡村》中只单单反映了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缺少年轻的人力资源，却没有深入反思这一问题的深刻致因。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最直接的影响是给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连锁反应，如很多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风俗、传统节日民俗、表演绝活等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众多传统民间文化濒临失传的危险[9]。因此当荧幕上的礼赞纪录片达到一定数量并趋向饱和时，市场上对于深入乡村实地、展现乡村问题、分析深刻致因的乡村纪录片的需求也在增大。
3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纪录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在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塑造农村农民群像，以意象搭建乡土情结，视听呈现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反思并有针对性的解决其存在的些许问题，也将推动乡村纪录片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J].开放时代，2016（4）：126-145，7.
[3]王馨凰，甄洪永.新媒介视域下空间想象与乡村传播：以央视大型纪录片为例[J].电影新作，2019（1）：87-91.
[4]卫欣，王国聘.对农传播与自组织化：复杂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结构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6（6）：90-99.
[5]王淑慧，朱奕欢.黔西南乡村民俗文化题材微纪录片探析[J].电影文学，2019（1）：56-58.
[6]马梅.涉农纪录片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可能[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4）：117-122.
[7]安晓燕.对国内“慢综艺”节目的思考[J].中国电视，2018（8）：43-46.
[8]张宗伟，高美.新时代中国乡村题材纪录片创作观察[J].中国电视，2019（12）：83-87.
[9]冯广圣.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0（2）：9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