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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普遍认为珍宝岛事件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两目和解的开始，而对1969年夏秋时期中苏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少有提及。事实上，正是中苏之间日益加重的战争危机，改变了中国对安全形势的判断，也改变了美国对亚洲均势的认识，双方都产生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当促使中美接近的其他条件也具备时，两国最终实现了和解，在对苏斗争中占了上风。
[关键词]中美关系；珍宝岛事件；战争危机；中美和解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6－0118－03
学术界普遍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发生在中苏边界上的珍宝岛事件对中美和解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促使两国和解的直接原因，是中美和解的契机。该事件给美国利用中苏矛盾谋求利益创造了条件，促成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同时，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将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珍宝岛事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然而历史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相互敌视达二十多年的中美要实现和解决非易事，从战略角度考虑要具备两个条件：美国要重新判断美苏力量对比和大国均势，据此调整亚洲安全战略与对华政策；同时中国根据新的安全形势，调整安全战略和对美政策。即中美双方都把苏联看作主要敌人，并愿意为对付共同敌人，克服彼此矛盾而展开合作。珍宝岛事件对当时中苏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该事件是否直接促成了中美和解，还需以客观事实加以认真分析。
一、美国对珍宝岛事件的认识和对华态度
有学者认为，珍宝岛冲突也对美国的决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鼓励美国人加快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但实际上美国仍主要关心越南问题，而无法对他们不了解其根源、而且其意义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看清楚的珍宝岛事件做出反应。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在美国看来，珍宝岛事件只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必然产物，是以前边界冲突的继续，谈不上有什么战略意义。因为中苏早在1960年7月就发生了边界冲突，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边界纠纷也越来越多。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美国一直关注中苏关系，肯尼迪政府就认识到中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约翰逊政府举行过有关中苏对抗的听证会，听取中、苏问题专家的意见。但两届政府都认为中国是更危险的国家，他们的策略就是利用中苏矛盾，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推行更加敌视中国的政策。尼克松上台后，其政府中的大多数成员仍视中国比苏联更危险，主张政府“联苏抑中”。
当然，尼克松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想法，但对能否改善和如何改善对华关系是充满疑虑的，又是自相矛盾的。尼克松上台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他认识到要解决越南问题就必须与中国和解。他在196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2月1日他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指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当时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声音。1968年11月以哈佛教授为主的一流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一份《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建议美国可以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达到和解。但尼克松也面对来自国内亲台势力和所谓“亲斯拉夫人”的多数官员反对与中国和解的巨大压力，其谋求对苏缓和仍是重点。3月14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宣布美国部署反弹道导弹计划，说“中国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另外，尼克松为了摆脱在越南的困境，企图从军事上解决越南问题，反而扩大侵越战争，加大对北越的轰炸。美战机、军舰仍不时侵入我国领空、领海，中国对此向美国多次提出严重警告。
总之，美国认为珍宝岛事件只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又一表现。与美国敌对的中苏两国相互对立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愿意看到出现这种局面，也愿意维持这种局面。美国仍然推行对华敌视政策，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也没有加快对华战略调整的步伐。1969年初尼克松政府向中国发出的一些信号。是对中国进行十分小心的试探。此时尼克松更重视同苏联的缓和，通过显示与中国和解的姿态可以向苏联施压，使苏联在美苏关系上做出让步，同时进一步离间中苏关系。
二、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中共九大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召开。九大的政治报告指出美苏正互相勾结共同反华；要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战争；美帝国主义仍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注意力都在对苏关系上。虽然中国注意到尼克松上台后发出的一些信号，但对它的诚意表示深深的怀疑，毕竟两国敌视了二十多年，尼克松又是一个出了名的反共斗士。此时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要结束越南战争，中国仍能感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尼克松上台后积极谋求同苏联的缓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苏关系是暧昧的。对中国来说，当两面受敌时，完全有理由设想：美苏已达成共同用军队包围中国的默契。因此，7月中国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对其判断是“美国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我军事包围，同时搞些假和缓姿态，是做一张牌压苏修。”
这时中国还没有感到改变对美战略的紧迫性。虽然珍宝岛事件激起了中苏两国舆论的空前敌对，但没有导致两国战争，也不具备发动战争的条件。对中国来讲，珍宝岛之战只不过是想教训一下苏联，没有与苏联大战的意图。而苏联被突如其来的战斗打得目瞪口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想法，因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3月29日苏联首先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5月24日，中国回应表示愿意谈判。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都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两国外交危机并没有升级，中国也没有明显感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因此，珍宝岛事件不大可能直接促使中国改变对美战略，更不可能是毛泽东公开向美国表明中美已有了共同安全利益的一种策略，此时中美接近的条件还不具备。不过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确促进了中美接近，成为中美和解的契机。
三、中苏战争危机及其影响
1969年夏秋之时，中苏关系再度恶化，整个中国处在核打击的恐怖氛围中，苏联侵华战争迫在眉睫。6月份，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军事活动开始增加，大批军队从欧洲被调往远东。苏联修缮了已有的机场，并新建了一批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在中蒙边境，苏军在高中国主要核设施只有400英里的地方进行侦察和搜集气象数据。同时苏联及其盟国开动舆论机器大肆攻击和污蔑中国。6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大会公报指出，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方针 是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公开背叛。6至8月苏联在中苏边界再次挑起几次大的流血冲突。8月18日，苏联就其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一事向美国试探。8月28日，《真理报》警告中国不要再进行武装挑衅，并预兆不祥地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事实上有充分证据表明，在那年的秋初，苏联曾认真地考虑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预防性军事打击的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联核打击的消息十分重视。因为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战略思想，苏军武装入侵捷克就是一个例证。当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九大上说，要准备打仗，但强调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到这时，毛泽东也感到了来自北方原子弹的威胁。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以备核大战之需。8月28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进行全民总动员，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地方也做了应战的准备工作，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报纸都予以报道。中国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金球的战略态势。
四、中美战略调整与中美和解
由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中美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战略。此时中国认为苏联已是其最大威胁，对美新战略开始酝酿。1969年6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成立了由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组成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在陈毅的主持下讨论国际形势。7月11日，由陈毅定稿的第一份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上报给周恩来。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势力的斗争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苏联发动核打击的情报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四位老帅在7月29日至9月16日举行了10次会议。9月17日，陈毅向周恩来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报告，指出考虑到美国表示要实行战略收缩与缓和中美关系，而且苏联深惧中美联合，它对中美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中国的顾虑。我们应该利用美苏矛盾，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毅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些自称“不合常轨”的想法：恢复华沙会谈，并主动提出更高级别的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四位老帅的报告显然对毛泽东改变对美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也认识到“我们不能无视苏联对中国的进攻，这会打破世界的均势；会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苏联正在实现它的统治。”美国知道苏联才是真正对手，中国只是地区大国，而且也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美国从增强与苏联对抗的角度出发，决心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此时对华政策开始变得清晰起来。7月21日，美国务院宣布部分放开对中国的旅行与贸易限制。接着尼克松于7月25日，在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表示谋求结束越南战争，撤出美军；改善中美关系。8月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断言，在两个共产党大国中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听任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毁灭”。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基辛格请美国驻波兰大使寻找机会主动同中国大使进行接触，告诉他美国准备进行认真的会谈。
面对苏联的现实威胁和美国的良好表示，中国开始了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重新评估。美国要从越南撤军，中国面临的美国威胁下降了。苏联已是中国第一大安全威胁，为避免两线做战，中国需要改变安全战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大约在1969年11月左右突破了对美关系的禁区，开始调整对美战略。周恩来11月21日在接见即将出访的中国代表团时，第一次指出“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这段话表明中国领导人已开始放弃九大提出的“美苏勾结”论断，开始利用美苏矛盾，突破中美关系。12月7日，中国释放了因游艇失事而漂入中国邻海的两名美国人，作为对美方的回应。
两国之间良性互动开始增多。美国12月19日再次宣布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又于23日宣布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常时巡逻改为随机巡逻。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一份外交报告，正式提出“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肯定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对美国主动提出的恢复大使级会谈的建议也积极响应。1970年初第135、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的中国大使馆举行。双方同意将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议，中国接受了美国向北京派遣特使的建议。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节上，美国记者斯诺被请上天安门，和毛泽东在一起。11月5日周恩来与斯诺进行了会谈。周总理说“尼克松曾传北京说，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可以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毛泽东于12月18日也接见了斯诺。毛泽东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谈得成可以。谈不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姿态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随着巴基斯坦渠道的起用，1971年7月基辛格成功进行了秘密访华。自此中美接触走上正轨，双方最终促成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
五、结语
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珍宝岛事件不完全是中美和解的开端和契机。该事件的发生只能表明中苏同盟已经公开分裂，但不能改变中美对彼此的看法。美国对该事件的看法是模糊的，“美国领导人陷入了通过反共的意识形态诉求来争取选票的模式，对从中苏分裂中获取美国利益的反应惊人地缓慢。”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越陷越深，美苏力量对比明显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处于守势。当中苏之间出现战争危机，苏联将在一场大规模的对华战争中取胜时，美国深感美苏均势正在消失，因此从维护亚洲均势进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必须改变对华战略。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推行一种坚定的均势政策。”在同苏联的对抗中，美国已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力量。同时中国也开始重新评估自己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使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是头号敌人。而美国战略收缩给中国提供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两霸中争取一霸的可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困境，同时可以解决中美之间敏感的台湾问题等。此外，改善中美关系，也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发展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摆脱中国对外交往的被动局面。因而严峻的现实迫使中美两国领导人克服意识形态的对立，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做出现实主义的选择，最终走上和解的道路。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上海联合公报，中美联合遏制苏联的外交战略最终形成。中美和解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顶住了苏联的战争威胁。这种战略调整使中国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球均势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同进，中美和解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承认和接纳中国。中国与欧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外交空间和资源。当然美国也在中美和解中获得了极大的战略利益，结束了越南战争，保存了自己的实力，维护了西方的团结和自己的领导地位，为最终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中美关系；珍宝岛事件；战争危机；中美和解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6－0118－03
学术界普遍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发生在中苏边界上的珍宝岛事件对中美和解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促使两国和解的直接原因，是中美和解的契机。该事件给美国利用中苏矛盾谋求利益创造了条件，促成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同时，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将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珍宝岛事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然而历史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相互敌视达二十多年的中美要实现和解决非易事，从战略角度考虑要具备两个条件：美国要重新判断美苏力量对比和大国均势，据此调整亚洲安全战略与对华政策；同时中国根据新的安全形势，调整安全战略和对美政策。即中美双方都把苏联看作主要敌人，并愿意为对付共同敌人，克服彼此矛盾而展开合作。珍宝岛事件对当时中苏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该事件是否直接促成了中美和解，还需以客观事实加以认真分析。
一、美国对珍宝岛事件的认识和对华态度
有学者认为，珍宝岛冲突也对美国的决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鼓励美国人加快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但实际上美国仍主要关心越南问题，而无法对他们不了解其根源、而且其意义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看清楚的珍宝岛事件做出反应。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在美国看来，珍宝岛事件只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必然产物，是以前边界冲突的继续，谈不上有什么战略意义。因为中苏早在1960年7月就发生了边界冲突，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边界纠纷也越来越多。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美国一直关注中苏关系，肯尼迪政府就认识到中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约翰逊政府举行过有关中苏对抗的听证会，听取中、苏问题专家的意见。但两届政府都认为中国是更危险的国家，他们的策略就是利用中苏矛盾，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推行更加敌视中国的政策。尼克松上台后，其政府中的大多数成员仍视中国比苏联更危险，主张政府“联苏抑中”。
当然，尼克松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想法，但对能否改善和如何改善对华关系是充满疑虑的，又是自相矛盾的。尼克松上台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他认识到要解决越南问题就必须与中国和解。他在196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2月1日他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指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当时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声音。1968年11月以哈佛教授为主的一流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一份《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建议美国可以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达到和解。但尼克松也面对来自国内亲台势力和所谓“亲斯拉夫人”的多数官员反对与中国和解的巨大压力，其谋求对苏缓和仍是重点。3月14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宣布美国部署反弹道导弹计划，说“中国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另外，尼克松为了摆脱在越南的困境，企图从军事上解决越南问题，反而扩大侵越战争，加大对北越的轰炸。美战机、军舰仍不时侵入我国领空、领海，中国对此向美国多次提出严重警告。
总之，美国认为珍宝岛事件只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又一表现。与美国敌对的中苏两国相互对立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愿意看到出现这种局面，也愿意维持这种局面。美国仍然推行对华敌视政策，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也没有加快对华战略调整的步伐。1969年初尼克松政府向中国发出的一些信号。是对中国进行十分小心的试探。此时尼克松更重视同苏联的缓和，通过显示与中国和解的姿态可以向苏联施压，使苏联在美苏关系上做出让步，同时进一步离间中苏关系。
二、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中共九大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召开。九大的政治报告指出美苏正互相勾结共同反华；要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战争；美帝国主义仍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注意力都在对苏关系上。虽然中国注意到尼克松上台后发出的一些信号，但对它的诚意表示深深的怀疑，毕竟两国敌视了二十多年，尼克松又是一个出了名的反共斗士。此时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要结束越南战争，中国仍能感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尼克松上台后积极谋求同苏联的缓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苏关系是暧昧的。对中国来说，当两面受敌时，完全有理由设想：美苏已达成共同用军队包围中国的默契。因此，7月中国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对其判断是“美国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我军事包围，同时搞些假和缓姿态，是做一张牌压苏修。”
这时中国还没有感到改变对美战略的紧迫性。虽然珍宝岛事件激起了中苏两国舆论的空前敌对，但没有导致两国战争，也不具备发动战争的条件。对中国来讲，珍宝岛之战只不过是想教训一下苏联，没有与苏联大战的意图。而苏联被突如其来的战斗打得目瞪口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想法，因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3月29日苏联首先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5月24日，中国回应表示愿意谈判。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都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两国外交危机并没有升级，中国也没有明显感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因此，珍宝岛事件不大可能直接促使中国改变对美战略，更不可能是毛泽东公开向美国表明中美已有了共同安全利益的一种策略，此时中美接近的条件还不具备。不过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确促进了中美接近，成为中美和解的契机。
三、中苏战争危机及其影响
1969年夏秋之时，中苏关系再度恶化，整个中国处在核打击的恐怖氛围中，苏联侵华战争迫在眉睫。6月份，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军事活动开始增加，大批军队从欧洲被调往远东。苏联修缮了已有的机场，并新建了一批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在中蒙边境，苏军在高中国主要核设施只有400英里的地方进行侦察和搜集气象数据。同时苏联及其盟国开动舆论机器大肆攻击和污蔑中国。6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大会公报指出，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方针 是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公开背叛。6至8月苏联在中苏边界再次挑起几次大的流血冲突。8月18日，苏联就其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一事向美国试探。8月28日，《真理报》警告中国不要再进行武装挑衅，并预兆不祥地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事实上有充分证据表明，在那年的秋初，苏联曾认真地考虑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预防性军事打击的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联核打击的消息十分重视。因为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战略思想，苏军武装入侵捷克就是一个例证。当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九大上说，要准备打仗，但强调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到这时，毛泽东也感到了来自北方原子弹的威胁。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以备核大战之需。8月28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进行全民总动员，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地方也做了应战的准备工作，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报纸都予以报道。中国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金球的战略态势。
四、中美战略调整与中美和解
由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中美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战略。此时中国认为苏联已是其最大威胁，对美新战略开始酝酿。1969年6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成立了由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组成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在陈毅的主持下讨论国际形势。7月11日，由陈毅定稿的第一份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上报给周恩来。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势力的斗争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苏联发动核打击的情报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四位老帅在7月29日至9月16日举行了10次会议。9月17日，陈毅向周恩来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报告，指出考虑到美国表示要实行战略收缩与缓和中美关系，而且苏联深惧中美联合，它对中美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中国的顾虑。我们应该利用美苏矛盾，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毅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些自称“不合常轨”的想法：恢复华沙会谈，并主动提出更高级别的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四位老帅的报告显然对毛泽东改变对美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也认识到“我们不能无视苏联对中国的进攻，这会打破世界的均势；会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苏联正在实现它的统治。”美国知道苏联才是真正对手，中国只是地区大国，而且也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美国从增强与苏联对抗的角度出发，决心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此时对华政策开始变得清晰起来。7月21日，美国务院宣布部分放开对中国的旅行与贸易限制。接着尼克松于7月25日，在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表示谋求结束越南战争，撤出美军；改善中美关系。8月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断言，在两个共产党大国中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听任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毁灭”。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基辛格请美国驻波兰大使寻找机会主动同中国大使进行接触，告诉他美国准备进行认真的会谈。
面对苏联的现实威胁和美国的良好表示，中国开始了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重新评估。美国要从越南撤军，中国面临的美国威胁下降了。苏联已是中国第一大安全威胁，为避免两线做战，中国需要改变安全战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大约在1969年11月左右突破了对美关系的禁区，开始调整对美战略。周恩来11月21日在接见即将出访的中国代表团时，第一次指出“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这段话表明中国领导人已开始放弃九大提出的“美苏勾结”论断，开始利用美苏矛盾，突破中美关系。12月7日，中国释放了因游艇失事而漂入中国邻海的两名美国人，作为对美方的回应。
两国之间良性互动开始增多。美国12月19日再次宣布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又于23日宣布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常时巡逻改为随机巡逻。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一份外交报告，正式提出“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肯定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对美国主动提出的恢复大使级会谈的建议也积极响应。1970年初第135、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的中国大使馆举行。双方同意将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议，中国接受了美国向北京派遣特使的建议。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节上，美国记者斯诺被请上天安门，和毛泽东在一起。11月5日周恩来与斯诺进行了会谈。周总理说“尼克松曾传北京说，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可以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毛泽东于12月18日也接见了斯诺。毛泽东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谈得成可以。谈不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姿态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随着巴基斯坦渠道的起用，1971年7月基辛格成功进行了秘密访华。自此中美接触走上正轨，双方最终促成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
五、结语
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珍宝岛事件不完全是中美和解的开端和契机。该事件的发生只能表明中苏同盟已经公开分裂，但不能改变中美对彼此的看法。美国对该事件的看法是模糊的，“美国领导人陷入了通过反共的意识形态诉求来争取选票的模式，对从中苏分裂中获取美国利益的反应惊人地缓慢。”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越陷越深，美苏力量对比明显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处于守势。当中苏之间出现战争危机，苏联将在一场大规模的对华战争中取胜时，美国深感美苏均势正在消失，因此从维护亚洲均势进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必须改变对华战略。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推行一种坚定的均势政策。”在同苏联的对抗中，美国已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力量。同时中国也开始重新评估自己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使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是头号敌人。而美国战略收缩给中国提供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两霸中争取一霸的可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困境，同时可以解决中美之间敏感的台湾问题等。此外，改善中美关系，也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发展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摆脱中国对外交往的被动局面。因而严峻的现实迫使中美两国领导人克服意识形态的对立，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做出现实主义的选择，最终走上和解的道路。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上海联合公报，中美联合遏制苏联的外交战略最终形成。中美和解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顶住了苏联的战争威胁。这种战略调整使中国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球均势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同进，中美和解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承认和接纳中国。中国与欧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外交空间和资源。当然美国也在中美和解中获得了极大的战略利益，结束了越南战争，保存了自己的实力，维护了西方的团结和自己的领导地位，为最终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