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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来，英国成为左右两种思潮并生共存、冲击砥砺的国家，英国人在极端之间，比较能冷静理性地分析问题，以中庸之道处理危机。这份宽容精神的遗产，却源自于亨利八世当年包养情妇的性欲冲动。
全球金融海啸，欧美经济衰退，美国政府换届，黑人总统奥巴马出任。英国首相布朗本来治理经济无方，民望低落，没想到因为采取果断措施，向几家负债的大银行注资，把金融业国有化，一夜之间成为英雄。
相比之下，美国财长保尔森的7000亿国有化救市计划，在美国却引起更大争议。因为美国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芝加哥学派”的发源地，对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美国要比英国更有警戒心。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英国还没有美国对“市场自由”的一份狂热的执著，而且英国的银行比美国的金融系统相对稳健——英国的传统绅士，在伦敦多雨多雾的上午，戴一顶礼帽，手持雨伞的形象，百年来深入民心。这样的人物形象就是英国银行家的代表：务实、寡言、朴素而不浮夸，比美国新一代乘头等机舱、抽雪茄、喝红酒的那副华尔街CEO的派头，英国还多了几分沉潜和含蓄，“首席执行官”这等官衔，是美国人为膨胀的自我而设计的。英国一向注重收敛，银行家最高的行政职衔，只叫做“总经理”。
为什么布朗救市，在英国争议少，掌声多?因为英国虽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鼻祖，是市场经济宗师亚当·斯密的故乡，但英国的民族性格左右兼容，兼有左右分裂而又阴阳调和之。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但同时，马克思又在英国寄居多年，受惠于英国的言论和出版自由，1848年出版《资本论》，公然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最后在伦敦苏豪区甸恩街28号的一座阁楼上，与妻子燕妮和几个子女，贫病失意以终。
“宽容”是英国成为19世纪强国的主导精神。因为宽容，对于富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英国没有美国人那种大惊小怪，对于何谓社会主义，执政的工党比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见识丰富。美国的两党制，最大的缺陷众所周知，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基本上都是跨国企业和石油军火商的代言人，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工党”(Labour Party)，50年代麦卡锡的恐共症，至今在美国人的潜意识里积有余悸，而且在历史上英美两国有迥然不同的国情发展脉络。
英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度，而美国实行无君主的共和，英国的贵族和平民阶级森严，然而英国却孕育了鼓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马克思，不能不说，在当前的金融海啸，英国还比美国人更雍容自信，多了几分冷静，少了一点紧张。因为，主张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投资基建、制造就业机会的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Keynes)，可谓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隔代传人，出身剑桥，也是英国人。英国人曾经沧海，当“自由市场经济”在大西洋彼岸发展到贪婪的极致，布朗的工党政府，却没有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自由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包袱，反而在左派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兵器库里拣出一件旧兵器。
婚外情孕育的“宽容”
然而，有趣的是，英国的宽容，没有哪一位导师几百年前就以一套指导思想，开灯引路，充满讽刺的是，却来自一个暴君——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是英国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君主，正如秦始皇对中国的影响。亨利八世喜欢打猎、暴食，而且生性好美色。亨利八世在1509年登基，当时在德国，已经发生了反抗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已经在维藤堡的大教堂，贴出炮打罗马、要求“还圣经解释权于民”的大字报，但亨利八世登基之后，对于在欧洲酝酿的一场颠覆神权的人文精神复兴运动，不但一无所觉，而且不感兴趣，对于马丁·路德在英国的同路人，亨利八世也一样关押打击。
然而后来发生在亨利八世身上的一宗婚外情，却改变了一切。亨利八世本来娶了来自西班牙的贵族之女凯瑟琳为后，这是一宗政治婚姻，为的是讨好已成为海上霸主的西班牙。但亨利贪新厌旧，却看上了宫女安·宝琳。在中国，皇帝看中哪一个民间女子，收为妃嫔，没有不三宫六院，为所欲为的。但英国的王室，毕竟有宗教的制约，君主的欲望还不到泛滥而毫无约束的处境。安·宝琳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少女，她向亨利八世表态：“我不能当你的‘二奶’，你如果爱我，一定要明媒正娶，让我当王后。”
亨利八世的烦恼来了。身为国王，受罗马天主教的教条约束，天主教是不许离婚的。亨利八世也不得逾越梵蒂冈权威，但面对新欢至爱，亨利八世又心痒难熬。安·宝琳对亨利的爱意坚决拒绝，亨利说：“是梵蒂冈不许我离婚呀。”安·宝琳说：“傻瓜，谁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谁说梵蒂冈一定是天主教的垄断者?”
安·宝琳一番进言，亨利八世心动，申请离婚，马上宣布与罗马决裂。“分裂天主教”当然是弥天大罪，欧洲各国追随梵蒂冈，纷纷与亨利八世的英国决裂，尤其是天主教会最保守的西班牙。亨利八世也自行成立圣公会，自行委任主教，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婚迎娶安·宝琳。罗马大怒，宣布亨利八世叛教之余，欧洲各国的天主教政府，亦以英国为敌，觉得英国在叛离上帝的迷途上越走越远，不但视分裂出去的圣公会为眼中钉，还要千方百计颠覆亨利八世这个异教王朝，让英国重归欧洲罗马。
但亨利八世是一个强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梵蒂冈斗，其乐无穷”，既然罗马和欧洲容不下英国，英国也跟罗马和欧洲斗到底。
言论自由的起源
亨利八世逝世，罗马一度支持其长女玛丽复辟，因为玛丽不赞同父亲另立圣公会，她是罗马教廷的支持者。然而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莉萨白却崇尚自由，主张继承父王留下的圣公会。经历一场血腥的内战，玛丽病死，伊莉萨白一世登基，不但巩固了先父创立的圣公会，还继续对罗马教廷的斗争。伊莉萨白一世为了与欧洲分庭抗礼，凡在欧洲遭到打击迫害的学者和思想，在英国都可以容身而发扬光大。
伊莉萨白一世营造了创作和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乃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应运而生。摒弃拉丁文，把生活英语提升为文学艺术，伊莉萨白时代是英国诗歌和文艺的丰收期，作家畅所欲言，文学百花齐放，除了公然鼓吹罗马天主教在英国复辟，什么都可以说，一切皆无禁区。
莎士比亚也很识相，在其著名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凯撒大帝》之中，含沙射影吹捧伊莉萨白女王的功业堪比三皇五帝的英明，为伊莉萨白发展海军，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大国崛起，大造舆论。近代英国文史专家考证，莎士比亚还可能是伊莉萨白一世御用的王室特务。莎剧的政治意识形态，贯穿着反罗马教廷，维护新教分裂的立场思想，但这丝毫不影响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这是题外话，可谓异数。
罗马和欧洲打压的思想，首推天文学，因为天文学研究宇宙星体运行之说，打破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英国在伊莉萨白一世 之后，扶掖天文学研究，方有物理学家牛顿的出现。而且到了18世纪，出现了一位钟表匠哈里逊，他从钟表的结构，悟出了星体运行之道。伊莉萨白时代，英国航海业起飞，取代了西班牙，但由于海洋风险，时而沉船海难，英国国会悬赏2000英镑，在全国征求海难救援的方法。哈里逊发明了格林威治时间，以格林威治为中心，创立了经纬度，仰观星象，俯研海洋，完成了航海科学的一大突破。
当天文和地理，在欧洲陷入中世纪的停滞，英国人却人弃我取，促成了思想的释放。然后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如对梵蒂冈投下一颗炸弹。这一切都源自于亨利八世当年包养情妇的性欲冲动，亨利八世与安·宝琳的婚姻，诞下了伊莉萨白。安·宝琳不得善终，最后失意于亨利，在安·宝琳之后，亨利八世继续娶了4个皇后，过贪新厌旧的离婚瘾，只不过想另追一个男丁子嗣，继承王位。但无心插柳，伊莉萨白登基之后，却改变了英国，独立思考带来的人文和科学的突破，为英国人种下了“宽容”的民族基础，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
其后，英国继续航海霸权，英国商人蓄贩黑奴，但由于国内的思想环境宽容，英国的知识分子，联同圣公会的宗教和民间势力，鼓吹人权思想，在不冲击王室权威的前提下，和平改良，不但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而且在1807年，在国会通过法例规定，贩卖黑奴列为刑事罪行，更在1833年，正式废除奴隶制度。变革以天文学的探索始，以人文精神的解放终。美国的林肯，还受到英国的启发，也解放黑奴，而且在1863年，不惜爆发了一场南北战争。
理性和中庸
300年来，英国成为左右两种思潮并生共存、冲击砥砺的国家，反而在左右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思考的中产阶级，英国人在极端之间，比较能冷静理性地分析问题，以中庸之道处理危机。
虽然少了一点浪漫与激情，却多了几分世故人情。英国的君主立宪，最终权力归于首相内阁的国会，因为宽容言论的环境，开创了理性的胸襟，而宽容的诞生，却又在于暴君亨利八世的一念之间，在耳边教唆亨利脱离罗马的，却又只是一个宫女。历史的发展，不是出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而纯粹是男女关系的偶然。英国人比谁都会幽默和自嘲，也许与他们对自己这段阴差阳错的宫廷故事觉得啼笑皆非，也不无关系。
今天的英国，有左翼的工会和环保团体，也有排斥移民、信仰法西斯的英国民族党(BNP)，在黑白的光谱之间，英国人一直在寻找色彩的调和。英国的两所名牌大学：牛津和剑桥，牛津比较传统而保守，出产稳重的政治家；剑桥包容叛逆，盛产科学家和诗人。两家大学，虽然都是名校，却代表两股思潮，英国人既左亦右，允文能武，有时是绅士，有时是海盗；既传统，也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如果不是当日亨利八世跟梵蒂冈翻脸，打破罗马神权的一元化垄断，也不能开创所谓“另类”。英国的两党制，比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有更成熟的民主精神和求知思辨，都因为教会分离于教廷而创造了自由的空间。
因此布朗一掷千亿英镑救市，只是恢复了英国“左”的本性，虽然他10年来追随布莱尔，布莱尔听命于布什，背离了工党社会主义的旧路。英国人没有责怪布朗首鼠两端，他们自己也明白，像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善于“左右两手互搏”的老顽童周伯通，英国民族的血液里有双重人格的基因，市场经济的右派当道，左翼思想还可以生存，到有一天，时势逆转之际，社会主义的左倾措施，又可以祭出来。
虚实兼备，黑白并包，这样的民族，从坏处看，是阴阳怪气，毫无原则立场；从好处论，是灵活变通，不受教条束缚，矛盾之中有统一，对立之间有和谐。有谁想到，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宫女的一点点刚烈的坚持而起?在东方，红颜祸水，一个帝皇受他宠爱的女人摆布，即成“昏君”和“妖姬”的宿命。亨利八世和安·宝琳这一双，却糊里糊涂，成为开创时代的先驱，这一切，令人在微笑之外，不禁涕泪交零。
全球金融海啸，欧美经济衰退，美国政府换届，黑人总统奥巴马出任。英国首相布朗本来治理经济无方，民望低落，没想到因为采取果断措施，向几家负债的大银行注资，把金融业国有化，一夜之间成为英雄。
相比之下，美国财长保尔森的7000亿国有化救市计划，在美国却引起更大争议。因为美国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芝加哥学派”的发源地，对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美国要比英国更有警戒心。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英国还没有美国对“市场自由”的一份狂热的执著，而且英国的银行比美国的金融系统相对稳健——英国的传统绅士，在伦敦多雨多雾的上午，戴一顶礼帽，手持雨伞的形象，百年来深入民心。这样的人物形象就是英国银行家的代表：务实、寡言、朴素而不浮夸，比美国新一代乘头等机舱、抽雪茄、喝红酒的那副华尔街CEO的派头，英国还多了几分沉潜和含蓄，“首席执行官”这等官衔，是美国人为膨胀的自我而设计的。英国一向注重收敛，银行家最高的行政职衔，只叫做“总经理”。
为什么布朗救市，在英国争议少，掌声多?因为英国虽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鼻祖，是市场经济宗师亚当·斯密的故乡，但英国的民族性格左右兼容，兼有左右分裂而又阴阳调和之。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但同时，马克思又在英国寄居多年，受惠于英国的言论和出版自由，1848年出版《资本论》，公然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最后在伦敦苏豪区甸恩街28号的一座阁楼上，与妻子燕妮和几个子女，贫病失意以终。
“宽容”是英国成为19世纪强国的主导精神。因为宽容，对于富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英国没有美国人那种大惊小怪，对于何谓社会主义，执政的工党比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见识丰富。美国的两党制，最大的缺陷众所周知，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基本上都是跨国企业和石油军火商的代言人，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工党”(Labour Party)，50年代麦卡锡的恐共症，至今在美国人的潜意识里积有余悸，而且在历史上英美两国有迥然不同的国情发展脉络。
英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度，而美国实行无君主的共和，英国的贵族和平民阶级森严，然而英国却孕育了鼓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马克思，不能不说，在当前的金融海啸，英国还比美国人更雍容自信，多了几分冷静，少了一点紧张。因为，主张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投资基建、制造就业机会的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Keynes)，可谓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隔代传人，出身剑桥，也是英国人。英国人曾经沧海，当“自由市场经济”在大西洋彼岸发展到贪婪的极致，布朗的工党政府，却没有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自由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包袱，反而在左派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兵器库里拣出一件旧兵器。
婚外情孕育的“宽容”
然而，有趣的是，英国的宽容，没有哪一位导师几百年前就以一套指导思想，开灯引路，充满讽刺的是，却来自一个暴君——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是英国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君主，正如秦始皇对中国的影响。亨利八世喜欢打猎、暴食，而且生性好美色。亨利八世在1509年登基，当时在德国，已经发生了反抗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已经在维藤堡的大教堂，贴出炮打罗马、要求“还圣经解释权于民”的大字报，但亨利八世登基之后，对于在欧洲酝酿的一场颠覆神权的人文精神复兴运动，不但一无所觉，而且不感兴趣，对于马丁·路德在英国的同路人，亨利八世也一样关押打击。
然而后来发生在亨利八世身上的一宗婚外情，却改变了一切。亨利八世本来娶了来自西班牙的贵族之女凯瑟琳为后，这是一宗政治婚姻，为的是讨好已成为海上霸主的西班牙。但亨利贪新厌旧，却看上了宫女安·宝琳。在中国，皇帝看中哪一个民间女子，收为妃嫔，没有不三宫六院，为所欲为的。但英国的王室，毕竟有宗教的制约，君主的欲望还不到泛滥而毫无约束的处境。安·宝琳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少女，她向亨利八世表态：“我不能当你的‘二奶’，你如果爱我，一定要明媒正娶，让我当王后。”
亨利八世的烦恼来了。身为国王，受罗马天主教的教条约束，天主教是不许离婚的。亨利八世也不得逾越梵蒂冈权威，但面对新欢至爱，亨利八世又心痒难熬。安·宝琳对亨利的爱意坚决拒绝，亨利说：“是梵蒂冈不许我离婚呀。”安·宝琳说：“傻瓜，谁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谁说梵蒂冈一定是天主教的垄断者?”
安·宝琳一番进言，亨利八世心动，申请离婚，马上宣布与罗马决裂。“分裂天主教”当然是弥天大罪，欧洲各国追随梵蒂冈，纷纷与亨利八世的英国决裂，尤其是天主教会最保守的西班牙。亨利八世也自行成立圣公会，自行委任主教，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婚迎娶安·宝琳。罗马大怒，宣布亨利八世叛教之余，欧洲各国的天主教政府，亦以英国为敌，觉得英国在叛离上帝的迷途上越走越远，不但视分裂出去的圣公会为眼中钉，还要千方百计颠覆亨利八世这个异教王朝，让英国重归欧洲罗马。
但亨利八世是一个强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梵蒂冈斗，其乐无穷”，既然罗马和欧洲容不下英国，英国也跟罗马和欧洲斗到底。
言论自由的起源
亨利八世逝世，罗马一度支持其长女玛丽复辟，因为玛丽不赞同父亲另立圣公会，她是罗马教廷的支持者。然而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莉萨白却崇尚自由，主张继承父王留下的圣公会。经历一场血腥的内战，玛丽病死，伊莉萨白一世登基，不但巩固了先父创立的圣公会，还继续对罗马教廷的斗争。伊莉萨白一世为了与欧洲分庭抗礼，凡在欧洲遭到打击迫害的学者和思想，在英国都可以容身而发扬光大。
伊莉萨白一世营造了创作和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乃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应运而生。摒弃拉丁文，把生活英语提升为文学艺术，伊莉萨白时代是英国诗歌和文艺的丰收期，作家畅所欲言，文学百花齐放，除了公然鼓吹罗马天主教在英国复辟，什么都可以说，一切皆无禁区。
莎士比亚也很识相，在其著名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凯撒大帝》之中，含沙射影吹捧伊莉萨白女王的功业堪比三皇五帝的英明，为伊莉萨白发展海军，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大国崛起，大造舆论。近代英国文史专家考证，莎士比亚还可能是伊莉萨白一世御用的王室特务。莎剧的政治意识形态，贯穿着反罗马教廷，维护新教分裂的立场思想，但这丝毫不影响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这是题外话，可谓异数。
罗马和欧洲打压的思想，首推天文学，因为天文学研究宇宙星体运行之说，打破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英国在伊莉萨白一世 之后，扶掖天文学研究，方有物理学家牛顿的出现。而且到了18世纪，出现了一位钟表匠哈里逊，他从钟表的结构，悟出了星体运行之道。伊莉萨白时代，英国航海业起飞，取代了西班牙，但由于海洋风险，时而沉船海难，英国国会悬赏2000英镑，在全国征求海难救援的方法。哈里逊发明了格林威治时间，以格林威治为中心，创立了经纬度，仰观星象，俯研海洋，完成了航海科学的一大突破。
当天文和地理，在欧洲陷入中世纪的停滞，英国人却人弃我取，促成了思想的释放。然后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如对梵蒂冈投下一颗炸弹。这一切都源自于亨利八世当年包养情妇的性欲冲动，亨利八世与安·宝琳的婚姻，诞下了伊莉萨白。安·宝琳不得善终，最后失意于亨利，在安·宝琳之后，亨利八世继续娶了4个皇后，过贪新厌旧的离婚瘾，只不过想另追一个男丁子嗣，继承王位。但无心插柳，伊莉萨白登基之后，却改变了英国，独立思考带来的人文和科学的突破，为英国人种下了“宽容”的民族基础，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
其后，英国继续航海霸权，英国商人蓄贩黑奴，但由于国内的思想环境宽容，英国的知识分子，联同圣公会的宗教和民间势力，鼓吹人权思想，在不冲击王室权威的前提下，和平改良，不但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而且在1807年，在国会通过法例规定，贩卖黑奴列为刑事罪行，更在1833年，正式废除奴隶制度。变革以天文学的探索始，以人文精神的解放终。美国的林肯，还受到英国的启发，也解放黑奴，而且在1863年，不惜爆发了一场南北战争。
理性和中庸
300年来，英国成为左右两种思潮并生共存、冲击砥砺的国家，反而在左右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思考的中产阶级，英国人在极端之间，比较能冷静理性地分析问题，以中庸之道处理危机。
虽然少了一点浪漫与激情，却多了几分世故人情。英国的君主立宪，最终权力归于首相内阁的国会，因为宽容言论的环境，开创了理性的胸襟，而宽容的诞生，却又在于暴君亨利八世的一念之间，在耳边教唆亨利脱离罗马的，却又只是一个宫女。历史的发展，不是出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而纯粹是男女关系的偶然。英国人比谁都会幽默和自嘲，也许与他们对自己这段阴差阳错的宫廷故事觉得啼笑皆非，也不无关系。
今天的英国，有左翼的工会和环保团体，也有排斥移民、信仰法西斯的英国民族党(BNP)，在黑白的光谱之间，英国人一直在寻找色彩的调和。英国的两所名牌大学：牛津和剑桥，牛津比较传统而保守，出产稳重的政治家；剑桥包容叛逆，盛产科学家和诗人。两家大学，虽然都是名校，却代表两股思潮，英国人既左亦右，允文能武，有时是绅士，有时是海盗；既传统，也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如果不是当日亨利八世跟梵蒂冈翻脸，打破罗马神权的一元化垄断，也不能开创所谓“另类”。英国的两党制，比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有更成熟的民主精神和求知思辨，都因为教会分离于教廷而创造了自由的空间。
因此布朗一掷千亿英镑救市，只是恢复了英国“左”的本性，虽然他10年来追随布莱尔，布莱尔听命于布什，背离了工党社会主义的旧路。英国人没有责怪布朗首鼠两端，他们自己也明白，像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善于“左右两手互搏”的老顽童周伯通，英国民族的血液里有双重人格的基因，市场经济的右派当道，左翼思想还可以生存，到有一天，时势逆转之际，社会主义的左倾措施，又可以祭出来。
虚实兼备，黑白并包，这样的民族，从坏处看，是阴阳怪气，毫无原则立场；从好处论，是灵活变通，不受教条束缚，矛盾之中有统一，对立之间有和谐。有谁想到，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宫女的一点点刚烈的坚持而起?在东方，红颜祸水，一个帝皇受他宠爱的女人摆布，即成“昏君”和“妖姬”的宿命。亨利八世和安·宝琳这一双，却糊里糊涂，成为开创时代的先驱，这一切，令人在微笑之外，不禁涕泪交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