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首先通过马桥文化鸭形壶的特征与中原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件鸭形鼎相比较,指出尽管两地的器物整体造型相近,但检索二里头文化至今鸭形鼎仅出土过一件,显然不是其典型器物,也非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考虑到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存在着文化因素的相向互动,因而作者推定二里头遗址的鸭形鼎有可能是接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既然二里头的鸭形鼎应来源于马桥文化,那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何处呢?文章首先通过马桥文化中鸭形壶与良渚文化中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比较,指出两者特征有异,另外,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在时间上,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尚有钱山漾一、二期文化的过渡阶段,而在此过渡阶段至今尚未发现类似的壶,故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鸭形壶起源于良渚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次而,文章还特别讨论了另一代表性观点,即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作者围绕三个方面即长江下游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马桥文化的陶质陶色以及鸭形壶的纹饰特征展开讨论,最后,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当是那个时期当地先民对鸟禽崇拜的意识,结合了太湖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而在马桥文化分布区内所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文章第三部分,是重点讨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向周围扩散的问题。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鸭形壶中B型(原发掘报告将鸭形壶分为A、B、C三型)的详加分析,认为该文化中圈足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当早于假圈足和圜底或凹圜底的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因此从浙西闽北的肩头弄仅出有凹圜底鸭形壶来看,恰恰说明它应是受到马桥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马桥文化之后,作者又通过对安徽潜山薛家岗、特别是福建闽侯黄土仑和光泽池湖商周墓葬以及江西鹰潭角山窑址中出土的一些近似于鸭形器物,从而认定马桥文化在创造出鸭形壶之后,向西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且在传播过程对皖西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在其与南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又传播到了浙南的肩头弄类型,并影响到了闽北直至闽南。后来又对赣东北和闽西北地区产生了影响。马桥文化中鸭形壶的来源、去向和传播诸问题是南方早期文明探索过程中大家颇为关注的热点课题。从去岁以来,仅《南方文物》就发表过多位学者的研究论作,这次我们又再次刊发此文,目的是借以倡导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氖围。随着各地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学术争论的不断深入,相信接近或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必定越辩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