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日，中国政法大学在其新闻中心发布了一则题为《欧美同学会留学报国巡讲团走进法大 邓亚萍倾情诉说“中华情·中国梦”》的新闻，新闻中提到，“会议结束后举行了邓亚萍受聘我校兼职教授仪式”。12月6日，该校民商经济法学院1408班学生徐恒因质疑聘用决定，发布了致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的公开信，要求校方回应此事。微博认证为“《中国学术评论》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网友杨玉圣，则发表微博称“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
　　对于此事，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其官方微博回应称，聘请邓亚萍女士为兼职教授，是由体育教学部向学校提出申请，再由人事处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聘任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该申请。聘请邓亚萍女士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
　　程序正当、合法是关键
　　像邓亚萍这样的名人被聘为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在国内并非个案，比如“孙悟空”六小龄童被聘为浙大兼职教授，央视名嘴李修平被聘为西北师大的兼职教授，连周星驰也被聘为中国人大的兼职教授。一阵喧闹过后，不少人发现，这些个名人“教授”不仅没有正儿八经地为学生们“授业解惑”，恐怕连见他们一面也是奢望。其最后成了一种“摆设”，成了学校与名人之间心照不宣的一个有含金量的“符号”。
　　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中国法学方面的最高学府，聘任学历程度和专业素养都不低的“乒乓女皇”做兼职教授，本无可厚非。而之所以被人说三道四，以至于有教授搞“洁身自好”式的抗议，恐怕问题更出在聘任的决策程序不够公开、透明上。依照相关规范，聘任学校教师，有一套严格的人事审批程度，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中国政法大学更应心知肚明、率先垂范。而实际上，聘任邓亚萍做兼职教授的一些环节、程序上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法学界最高学府的中国政法大学，不仅应该为国家培养最优秀、最具法治精神的法学人才，同时学校自身也要有缜密的法治思维、程序意识，以引导教育在校学子，引领社会、民众崇尚法治、敬仰法律。
　　不必过度紧张“邓亚萍教授”
　　很多质疑者强调，任由名人袭占高校教授职位，必将损害教育的权威和公信，也会降低学校的学术品位。还有人直言，邓亚萍自幼打球，一直没有时间好好读书，即便后来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也不过是沾了名人身份的光。这样的质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其实也无须这般敏感。
　　其一，国内各高校兼职教授的门槛远没有那么高，其大半只起到“锦上添花”之类的辅助作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职教授。以邓亚萍在业界的影响力，以及其后再教育过程中的沉淀，出任体育方面的兼职教授并无不可。其二，很多高校的问题并不在于与外部世界交流过多，而恰恰是缺乏有效的交流与融合，习惯于关起门来搞学问。如何从校外引进智力资源，并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积极的互动，从而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开阔在校学生的视野，一直是困扰高校发展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管理者固然要遵循相关程序吸纳校外资源，而师生乃至社会舆论也应持有宽容的姿态，乐见其成。
　　现在有一种十分奇怪的论调，很多人一方面抨击高校自设门槛、闭门不纳社会贤达的封闭，认为这是学校短视、浅薄的表现；一方面却又对学校的一些努力百般挑剔，认为是学风浮躁云云，这样自相矛盾的表现并不能真正解决当下高校所面临的问题。一直以来作为励志偶像的邓亚萍，即便进入大学兼职，又能损害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总是这样狭隘，难免故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