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1000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近期，这条微博爆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潍坊市悬赏10万元征集线索，省环保厅派调查组秘密取证，环保部表示即将专项整治地下排污。可地下水排污事件依旧扑朔迷离。2月20日的一则消息又让人一惊：环保部证实个别地区出现了“癌症村”。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成。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污染了我们的水？
　　几年来，刘立灿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在媒体和环保组织工作多年，目前是国际传播促进中心（ICCD）环境健康和气候变化项目经理。2008年，他自费走访了20多个省份的20多个“癌症村”，“有些村子我后来又回去过，村民告诉我，污染情况依旧没什么改善。”
　　对环保的“非主流关心”
　　辛集，位于河北南部，是有名的皮革之都。1976年，刘立灿就出生在这里。“小时候，只是觉得河水很臭，那时，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污染。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化工厂、皮革厂是有问题的。”
　　2006年，刘立灿去了环保组织工作。当时，他们想做一个水污染的项目。刘立灿就开始翻阅相关的媒体报道，各种报道中，“癌症村”这个词经常会刺激到他。“我想知道，这些‘癌症村’是不是真的存在？到底是不是污染导致了癌症高发？那些村民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但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
　　2008年，他开始了探访“癌症村”的行动。初来乍到，那些村民的生活看似没什么不同，劳作、盖房子、出去打工……但稍加观察后，刘立灿感觉到了一些不同的细节。“一些比较贫困的村民家中也有饮水机，因为原来的井水或河水不能喝了。因为污染，河里的鱼虾不见了，有时候浇水会把庄稼浇死，小孩子经常有呼吸道疾病。”
　　尽管刘立灿没法帮那些村民什么，人们还是愿意跟他说，他也很愿意听。他有一个想法：“即使个人力量渺小，了解情况后，可以告诉有资源和力量的人或者机构，来帮帮这些村庄和村民。”
　　调研环境污染情况、发布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帮受害村民准备诉状、促进中国媒体对环境健康领域的认识……这就是刘立灿努力在做的事。去年，他和同事们又走访了河北、河南、湖北、云南、广西等省份的40多个村庄。
　　对于自己的环保之路，刘立灿戏称为“非主流关心”。他199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0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所以“没什么科学背景”。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他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格外注重表述的科学性、严谨性。
　　地下水污染越来越严重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潍坊地下水污染这个事？
　　刘立灿：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向池塘、江河湖海这些地表水或者是通过渗坑直接排放污染物。通过加压向地下水排污，我没有碰到过，因为我们也无法进到厂子里。对于这个事，我想借用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只要有300%的利润，他们就可以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如果有利益，监管又不到位，自然有人会想尽办法降低成本。
　　事实上，就地下水污染来说，这些年来，非但没有改进，而且越来越严重。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累加的过程，比如说，现在排放的污染物，它的后果要到20年后才能明显地呈现出来。可以想见的是，现在中国水污染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若干年之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那时候才是最厉害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这三大类污染中，为什么大家最关注工业污染？
　　刘立灿：我们比较关注工业污染，是因为它显而易见：它会有个排污口，它的颜色、气味也能很容易知道。就排放量来说，工业污染不是最大的，至于它的毒性有多大，这要看不同污染物的类型才能判断。就这三类污染的治理而言，农业污染是最难治理的，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土壤携带的污染物会随下雨、泥土流失而转移。相对来说，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治理比较容易，可以建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厂。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有些治理并不难，为什么污染还会不断加剧？
　　刘立灿：污染之所以长期存在而且不断加剧有很多原因。从理论上讲，人类活动和经济活动必然会产生污染，尤其是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急剧增长，污染是没法避免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工业污染源既没有很好地自我约束，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去控制；同时，政府制定的法律政策也没有被很好地执行，造成了很多无序乱排。控制污染的整个过程中，各个环节都有纰漏，这就造成了污染越来越剧烈。
　　农民无法应对污染
　　环球人物杂志：有报道说“癌症村”有200多个，也有说400多个的，到底有多少？
　　刘立灿：是否存在癌症高发，需要一个很复杂的流行病学统计，你不能随便说是或者不是。这些数字都是根据媒体报道加出来的，并不准确。国家目前没有钱，也没有精力去做这个统计。所以，真实的数字没人知道。
　　环球人物杂志：那些村民对污染是什么态度？会寻求什么途径解决？
　　刘立灿：大部分人比较沉默，虽然会抱怨，但也不会做什么事情。有些人着急了，会做出一些比较激烈的事。
　　其实，他们的办法非常少。污染能在一个村子里长期存在，就在于村民本身没办法对抗这些污染，污染总会寻找最小的抵抗路径。一般说来，村民是弱势群体，除了上访、与工厂对抗要钱、找政府出面，他们没什么办法。后来，他们知道找媒体曝光。第一次曝光后当地政府要去看一下，如果没发现新的证据，媒体也很难再跟进。事情就僵在那里，村民也只能持续地抱怨。
　　环球人物杂志：政府的监管作用没有起到。
　　刘立灿：是的。政府作为监管者，最起码要告诉村民真实情况，污染超不超标，癌症增不增高。这之后，才涉及工厂要不要停产、搬迁。没有第一步，很难走到第二步。
　　环球人物杂志：国外在治理水污染方面是怎么做的？
　　刘立灿：上世纪，莱茵河、泰晤士河也曾被严重污染。他们在治理过程中，首先是制定法律，然后按照法律办就行了。如果企业违反了，可以告得你倾家荡产，美国有一大批环保律师。另一方面，西方公民社会比较发达，有很强大的民间组织去监看这些污染行为。
　　我们立法不落后，标准也是参照国际去做的，但执行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政府的评价体系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所以各级政府缺乏动力做好环保。另外，我们的媒体和民间组织缺乏相应的渠道和力量。媒体就是曝光，期待有所反应；民间组织也不是太强大，还有很多限制。这些因素加起来，你很难期望，一二十年间能够有个可喜的变化。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觉得，现在最急需做的是什么？
　　刘立灿：我觉得，如果政府的环保执法能力有欠缺，就应该给公民一些空间去做这事。比如说，我可以关注我身边某条小河，然后告诉你哪个排污口排污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这既是对政府工作的补充，也能给企业压力。
　　环球人物杂志：做环保这么多年，你会不会为情况没有太大改变而沮丧？
　　刘立灿：我觉得有意义，就去做了。我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望，这就跟电影导演一样，把电影拍到自己的理想状态就行了，票房不是我控制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