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案例之后，作为一名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我只想说，张东东的求职成功，是她个人的幸运，同时也对沈东军的爱才表示钦佩。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做出中国高职教育的“春天”已经到来的认识判断，因为这只不过是个案而已。何况，高职毕业的张东东说起来还应归属“大学生”序列，与我们通常说的中等职业教育还有“层次”规格的差异。
　　这个案例又勾起我对20世纪中国人出国打工热的回忆。那时，我在一所职业学校任教。学校里许多学习服装设计与制作的花季少女，通过中介去美国的塞班以及日本、新加坡做缝纫工。一般情况下，一个小女孩到国外3～5年，就可以净挣20万～30万回国，连我这个大学毕业、所谓手捧“铁饭碗”的教师，都会对此羡慕不已。显然，那时的中国，是处于“低薪”阶段。
　　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低薪”，我们必须辩证看待。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来吸引外资，这是基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的无奈之举，也是启动经济发展的权宜之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劳动力的实际价格理应随着市场经济的渐趋成熟理性回归。事实上，目前我国技术工人的工資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中国社科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称：“近年来，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现出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
　　这又让我不禁想起《人民日报》（2009年12月3日18版）《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一文。文中“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这不仅表达了广大劳动者对劳动、勤劳能致富的渴望，也是对现行初次分配制度对劳动者不公的不满、无奈、困惑的诉说。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虽然报告阐明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践行这个改革的路径还不很明确。
　　不惜一切手段“侵蚀”工薪以谋取更多企业利润是资本的本性。因此，在充分肯定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同时，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企业的成果绝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产业工人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初次分配中“劳资”所得比重的严重失衡，怎么可能让劳动者体面劳动？1999年6月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体面的劳动”的概念，其内涵就是要确保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技术工人低薪状况正在开始逐步发生改变，但累积30多年的分配问题的改革，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深信，随着国家在分配制度改革中主导作用的发挥，诸多企业家对“利益最大化”认识的提升和社会责任的增强，以及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实行，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产业工人，比如木匠、瓦工、汽车修理工、电焊工等所从事的工种才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到那时，我国的职业教育才真正实现了“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教育功能和社会目标。
　　（本期“问题讨论”栏目得到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