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单枪匹马应付“非典”的局面；把解决跨国问题需要跨国合作的这把钥匙攥到了手里。
　　 在人们心目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召开一次“峰会”，主题是联合对付一种疾病，这样的事例似乎不常见。4月29日，在泰国曼谷，中国—东盟领导人就召开了一次关于“非典”的峰会。当然，领导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次疫情本身，他们的眼光放得更远。这次峰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束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单枪匹马应付“非典”的局面，形成团结合作共同抗击“非典”的新机制。中国和东盟国家把解决跨国问题需要跨国合作的这把钥匙攥到了手里。因此，东南亚和国际舆论普遍对这次会议给予了正面评价。
　　
　　别样峰会别样机制
　　
　　本次峰会何以别样？原因在于它是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就一特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举行特别峰会。与中国和东盟其他的合作机制相对照，“非典”峰会形成的合作机制有三个特点:
　　更注重利益的捆绑性。新型传染病在传播上滚雪球式的跨国性表明，一国解决问题并不等于无再被传染之虞。利益的捆绑性要求各方必须在防治、研究等方面通力合作。为此，东盟决定采取一系列合作措施，包括建立部长级特别机构，以监督合作措施的执行；建立东盟“非典”控制信息网，交换控制“非典”的信息和经验；在成员国之间执行统一的出入境检疫措施和标准；对各国感染“非典”的外国病人或疑似病例采取同样的治疗和隔离措施；展开地区合作，支持各国传染病学的研究项目和传染病控制以及检疫措施的实施，并考虑在现有东盟基金框架的基础上建立紧急卫生基金等。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提出了与东盟建立疫病防治通报机制、开展经验交流与合作研究、加快卫生领域合作进程、协调出入境管理措施、努力减低疫情负面影响等措施。
　　充实了中国和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内容。去年年底，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并规定“现阶段合作重点为打击贩毒、偷运非法移民、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但其中并没有疾病防治等内容。而“非典”恰恰成为当前最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根据该宣言“探讨其他合作领域的方式”的规定，本次“非典”峰会正是完善和实施宣言的一个有益的行动。
　　成为今后可借鉴的合作模式。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应对“非典”的这种模式或机制是否会随着“非典”的解决而寿终正寝。在笔者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中国和东盟都想借抗“非典”之机启动10+1框架下的公共卫生合作机制，该机制可以有效对付涵盖于该领域内的其他紧急事件。另一方面，紧急启动领导人会谈的做法也是可以借鉴的。
　　
　　“危机动力”成就东亚合作
　　
　　如果把“非典”峰会放在更大的东亚合作的框架来观察，也具启发意义。
　　“危机动力”是促进东亚合作的驱动力之一。简要回顾一下东亚合作近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危机动力”曾对东亚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关键作用。早在东盟快速发展的199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提出建立包括东亚13国在内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但这一有抗衡美国意味的主张遭到美国的反对，从而影响了日本的兴趣，这一有远见的想法不了了之。但顺境不成逆境成。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再次倡导旨在提高地区抗风险能力的东亚合作，这一次东亚13国迅速达成共识，形成了今天生命力极其旺盛的10+3合作。9.11事件后，中国和东盟鉴于都面临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威胁，因此签署了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宣言。此次“非典”峰会形成的机制也是危机给逼出来的。在此过程中，东亚国家领导人的危机意识及合作的政治意愿越来越强，取得的成果也越来越实在。不过，“危机动力”下的东亚合作仍有“亡羊补牢”的性质。今后，东亚合作应更多地从“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的角度思考问题，主动探讨危机的早期预警合作机制。
　　在合作中提升抗打击能力。从东盟来看，自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几乎陷入“有劫难逃”的怪圈。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地区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阻滞着该地区经济的复苏。“非典”蔓延，再度考验东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下，各国有意凸显和借助“危机动力”，通过特别峰会加强“危机抵抗力”。首先是危机反应速度加快。泰国曾在9.11后建议召开东盟非正式峰会，但多数成员反应冷淡。东盟各国虽在伊拉克战争前召开了特别外长会议，但分歧大于共识。而本次“非典”特别峰会从倡议到召开只用了约十天时间。这表明东盟正在改进集体反应缓慢的弱点。其次，内部协调有所加强。本次会议是由新加坡最早倡议的，但由于疫情严重而由泰国总理他信承办并很快得到十国的支持，但会议仍由东盟本届轮值主席国柬埔寨首相洪森主持。召开这种类型的会议在东盟尚属首次，显示东盟在应对危机时灵活性加强，内部协调有所改善。
　　化危机为转机。首先，“非典”的爆发也提示东亚各国，即使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不能顾此失彼，东亚各国在环境、生态、卫生、抗灾等领域的合作仍显滞后。其次，缩小贫富差距仍是东亚合作不能忽视的重点。新加坡学者提出，在贫穷国家依然存在的病疫极有可能再次反传到富裕国家。因此东盟和10+3合作应进一步展开支持贫穷国家脱贫的项目。第三，在长期的磨合中增强跨国合作的实际效能。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数十个红头文件还不如一个行动更有效。”另外，各国应重视跨国合作中存在的三个通病:一是各国缺乏监控危机或走出危机的统一标准而导致缺乏共识和行动计划；二是一旦媒体不再报道，领导人就开始转移注意力，从而降低国际合作的政治意愿；三是现有的国际组织缺乏对紧急事态的预警能力、判断力和影响力。
　　
　　三思中国
　　
　　国际社会期待“健康中国”。《远东经济评论》关于“中国富了，但不健康了”的说法提示我们思考: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对公共卫生的关注。而“健康的中国”对周边国家尤其重要。推而广之，一个稳定、有责任感的中国如果在环保、人口控制、经济增长、犯罪、文化保存、贫穷、妇女问题、疾病控制和健康管理等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就能降低全球性的危机。
　　警惕变异的“中国威胁论”。去年比较热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已经降温，但今年“非典”蔓延之初，国际舆论一度又出现妖魔化中国的论调。其中代表性的言论，如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隔离中国”的社论，重炒所谓“黄祸论”；《日本时报》称“非典”疫情充分显示“日本而非中国”更适合担当亚洲领导者角色；英国的《经济学家》称“中国政府既能隐瞒疫情，也肯定能在其他统计数字上做手脚”。
　　“学习”也是打交道的方式。在“非典”战中，值得学习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新加坡。新加坡是“非典”的重灾区，但其迅速发挥小、快、灵的危机应对机制，再次强化了其危机处理“模范生”的地位。另一个是越南。专家们在研究了越南现象后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越南的成功就在于政府的开放做法和及早通报，迅速彻底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