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慢先生的《魔王》，你一开始就会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紧紧攫住。青海省歌舞剧团的孙国宏自杀，他的儿子孙东旭目睹了这一骇人的场景。小说并没有讲述孙东旭是如何的恐惧悲伤，只是描写了孩童的无知、蒙昧与漠然，但那悲怆反而无处不在。作者用直白简短的句子将一个个历史场景铺展开来。那些历史场景是微小的取样，也是具象的横切面，它完整地还原和展现出了彼时彼地的荒凉场景，以及那些只能以自杀来抵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
　　 但这不是判决，也不仅止于回忆和控诉。慢先生用具有历史感的开头引出了漫长的“后来”。孙东旭早没了妈，现在又没了爸，老青衣李玉声收养了他。一老一小煎熬着总算把日子过下来了。孙东旭很争气，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街坊邻居都放鞭炮以示庆贺，也庆贺李玉声脱离了苦海。
　　 这个貌似“圆满”的结局只是孙东旭重大心结的开端，这个心结就是“离开”。儿时目睹的场景暗暗潜进心的深渊，生成了这样一个命定的魔咒，它不显山不露水地主宰着孙东旭的人生选择。他只有一个念头，毕业以后离开这里，“离开这片涂满他父亲遗骸的院子”。但是，毕业分配并不如他所愿，他作为“人才”又被分回到了青海省歌舞剧团。作者将孙东旭的离开写得那么无可挽回地决绝，又将他无奈被分配回此地的结果写得那么自然而然，仿佛这一切都是他逃不掉的宿命，他又回到这个永远收留了父亲的地方。
　　 在不足万余的篇章里，《魔王》不作评判，不发议论，以近乎流水似的历时性直落落地将一个人的命运、一家人的命运展现出来。小说用历史连接起了现实，又让这现实又一直延展到当下，这使得个人的选择、家庭的生活成为了历史的映射。那个无论如何要“离开”的心结紧紧地缠绕着孙东旭，在他明白自己无能为力之后，他又企图将这心结复制传递给儿子孙科。因此，他从小就非常严格地要求孙科练习钢琴。他一直向孙科重复着：“好好练琴，考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去，完了回来，全国的剧团，愿去哪儿去哪儿。”他简直魔怔了。与其说他一心想让儿子奔着柴院去，毋宁说他想让儿子代表他、代表他的父亲一家三代逃离这个地方，逃离这魔咒般的宿命。
　　 如作者所感慨的那样，任何行当拼到顶尖那一小撮儿靠拼命努力是不够的。孙科并不具备天赋，他只是被迫地勤奋着，机械地弹奏着。孙东旭带着孙科到孙国宏在北京的老哥们那儿去，那位老前辈评价孙科的琴“还行，能听吧”。这让孙东旭快发疯了。这不是柴院的标准，这是过年时在亲戚家露一手的标准。他加强了对孙科的监控。孙科在反抗父亲的严苛统治无效后，干脆彻底放弃了自己。一个曾经被管教得没有一丝人生乐趣的人一旦得了自由，便“发了疯”。父子俩都以近乎疯狂的方式在反抗各自的命运。孙科堕向了极端，他不要命地玩，染上了毒瘾。
　　 作者用舒伯特的《魔王》作为小说的核心命题，非常巧妙又意蕴多重。在舒伯特的《魔王》中，父亲怀抱病儿在大雾森林中策马前驱，魔王不断地威逼利诱孩子随他而去。等回到家时，父亲发现孩子已经死了。小说意味深长地对应着父子主题与“魔王”意象。这个意象在不同层次呈现出的是不同的面相。对于孙东旭来说，《魔王》是他选择的曲子以作为最后的博弈，争取上北京拿獎，拿了奖就能调动出此地;对于孙科来说，父亲就是“魔王”，剥夺了他全部的欢乐，毁了他的人生。但是，无论是孙东旭的孤注一掷还是孙科的自毁堕落，都并非出自他们的个人动机。在那悲凉无奈而舍命相搏的背后，是多年前历史的暗影。他们都是被摆弄的失父的“孤儿”。
　　 历史的幽灵从来不会只出现一次，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罢了。这一次，“魔王”现身再次从孙东旭身边攫取走了他的亲人。当他全力以赴排练《魔王》并最终有机会上台表演时，孙科却因为企图盗取后台的金属遮光板而摔死了。目睹儿子之死的孙东旭回到舞台，专注地指挥着乐队，就像他幼年时曾目睹过父亲之死般“漠然”。在他那化为肌肉记忆的指挥下，乐音流淌出了真诚而纯粹的悲伤，没顶了黑暗中的观众，也裹挟着父子二人重新回到了那些荒凉无助而彼此相恨的岁月。
　　 《魔王》的意蕴幽深丰富，因有着音乐和历史背景而绵延无尽。它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敲打如此缓慢而有力，以致于我们无法忽略在那一声声钝响后面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孙家三代都曾经向着“魔王”以命相搏，但等待他们的都是失败、黑暗与死亡。如果我们在人间无法躲开“魔王”，那么，像慢先生这样记下它，描下它，让人间记住它的样子，也是一种不失有效的反抗。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