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消息引人关注，成都的杜甫草堂博物馆将投入500万元改造建设4个五星级厕所。面对公众的质疑，杜甫草堂的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杜甫草堂原有的一个三星级旅游厕所建于2004年，设备现已老化，难以满足旅客需求。
　　这样的解释似曾相识。昔日亚洲最大的室内体育场——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这座当年投入8亿元兴建的体育场使用不到10年被拆除的原因是：使用率不高。
　　建筑短命症在近十年来国内城市规划建设中较为常见：
　　2006年10月，青岛市著名地标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20年；
　　2007年1月，曾经是西湖边最高楼的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13年；
　　2009年2月，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建成15年；
　　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13年；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建成20年……
　　按国家《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城市的建筑如此短命?
　　有人归咎于建筑质量问题。而在众多非正常“死亡”的建筑中，因质量问题拆除的是少数，大部分建筑物“被夭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城市规划需要。
　　也有人认为城市建筑短命是好事，因为我国城市发展速度快，新陈代谢自然较快。这30年间，我国仅仅在城市数量上就增长了三倍，城市规模也是超速发展。但新陈替换的迅速不代表代谢快。我们消耗的水泥钢材，我们拆掉的建筑材料和拆房带来的建筑垃圾……这些为了城市发展而付出的代价，是否计算过?
　　一方面是建筑短命症，另一方面则是城建克隆病。上海南京路建步行街之后，全国各地步行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之后风靡办广场、建开发区、修别墅、架立交、设大学城等等。
　　一旦有什么热点，各地城市规划往往不太注重本地实际情况，一窝蜂跟上，最终的结果便是“千城一面”。
　　这一切是不是折射出城市建设中有些急功近利呢?
　　195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过题为《城市建设必须符合节约原则》的社论，即城市建设反“四过”(占地过多、规模过大、标准过高、求新过急)。如今50多年过去了，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四过”仍被诟病，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城市是为了追求至善而建立的共同体。回望历史，城市的建设记录着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段记忆。而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在追逐最大、最快、最新、最国际等等“最”目标的同时，记录的也包括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的消失。
　　西方国家的城市也曾经历过高速扩张发展时期。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许多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城市，开始逐步放弃都市设计的计划，转向都市再生。例如巴黎为了完整保护老城，在1958年将城市的新的发展放到了老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设；伦敦的城市更新则可以追溯到1898年的英国新城运动，建设卫星城镇解决伦敦市区人口、工业过分集中等问题，后又于1978年通过《内城法》，开始注重旧城改建和保护，恢复旧城的活力。
　　正因为如此，如今的欧洲才留下了不少既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又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延续自身人文精神及其物质遗产的“伟大的城市”。
　　对照国内外城市建设的发展，也许最大的不同不是东西方城市保护心态的差异，而是城市规划的制度差异。
　　以英国为例，英国城建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把‘帆划编制”和“规划批准”分开。政府首先制定规划，但只是参考不必执行，实际建设中还需要根据情况征集各方意见进行调整后，转而向政府规划部门申请，申请批准后才实施。在这一政府一公众反复双向验证过程，使得城市规划更能符合民众的需要。
　　我国城市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与公众参与率过低有关，一些地方存在为了政绩工程和拉升GDP而产生的盲目建设的现象。
　　城建最重要的是注重城市功能的建设，唯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公众，才最了解自己的城市。因此解决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高开端低收尾、高成本低效益、高姿态低水平，需要加强公众在城市建设中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