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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商代晚期)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该遗址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所在,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是宫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结构繁复,面积巨大,互相连属。这些建筑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
42.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器物坑(距今5000年)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11公里处的三星村,南距成都38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遗址分为遗址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群和文化产业园区三大部分。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其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以及神秘性和惟一性的特点,使三星堆古遗址成为极具开发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旅游资源。三星堆遗址出土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为人们重新认识巴蜀文化源流提供了依据。同时又因其文明形态的异军突起与突然消逝而留下众多谜题。
43.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商代晚期至西周)
这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其“太阳神鸟”金饰反映了古蜀国的太阳崇拜。玉琮风格取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许多象牙来自云南等地,说明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2001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经过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44 .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商代至汉代)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官地镇中兴村大井自然村北1公里处,为青铜时代的遗址,年代距今2900~2700年。该遗址文化性质单纯,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处集采矿、冶炼、铸造等全工序的古铜矿遗址。遗址主要遗存集中分布在山冈和坡地上,有采矿坑、冶炼坩锅、工棚建筑遗迹等。据试掘发现,古铜矿遗址占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地表可见的露天采矿坑道47条,不完全统计累计开采长度达1570多米,其中最大开采长度200米,最大开采深度20米,最大开采宽度25米。矿坑之间不连接,有顺坡纵向开采的,也有横向开采的。 现已发掘出土和采集各类采矿石制工具1500余件,并发现有用于冶炼的八个平台共12座炼炉遗址和部分用于铸造的古代器具。有关专家推论,大井古铜矿是一处开采时间延续长、开采规模非常大,并集采矿、选矿、冶炼和铸造为一体的大型联合作坊。
45.安徽铜陵古代铜矿遗址(商周至唐)
铜陵铜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铜陵是中国的“古铜都”。铜的采冶始于商周 ,盛于唐宋,绵延3000余年而未曾中断,这在长江流域目前已知的古铜矿遗址中非常少见。现存数十处采冶铜遗址和大量的青铜文物:有古西周的铜炼渣、汉代的古铜井,唐宋期间的青铜文物。这座商周到唐宋的古铜矿遗址规模大、年代跨度长,能够看出当时的生产已达到采、冶、铸一条龙的格局,因而形成了青铜器的规模化生产。
46.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商周)
双王城一带属于古巨淀湖东北边缘,古代曾称霜王城,也称盐城。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2008年4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段寿光市双王城水库建设工地,进行了大面积盐业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两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三处,汉及宋元时期四处。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出土了商代至西周时期的两处制盐作坊遗址及数十件制盐工具——盔形器物,同时还发掘出土多个卤水坑井、蒸发池、蓄水坑及两个煮盐用的大型灶台。中国盐业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水诚说,在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制盐作坊遗址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我国盐业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47.陕西扶风周原宫殿、宗庙和铸铜作坊遗址(西周)
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其中心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历史上的周原范围北至岐山,南临渭水,东到今武功,西到今凤翔、宝鸡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在遗址里还发现了多处手工作坊遗址,如云塘村南的制骨作坊、齐家村东的制陶作坊、齐镇东的制铜作坊等,都是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其中云塘村制骨作坊规模最大,以专制骨器为主。遗址中发现有丰富的石、骨料和半成品遗物,还出土铜锯、刀等各种工具,反映出了当时系统庞大的生产规模。
其中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处由庭堂、室、塾、厢房和回廊组成的台式建筑遗存。基址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1976年2月由陕西省周原考古队进行发掘。基址南北长43.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1469平方米。正门(朝南)之前横筑一长4.8米的门屏,门的两边是东、西塾,各有三间。入门即为庭,面积约222平方米。中庭后即为主体建筑殿堂,共6间,各宽3米,进深6米,四周回廊环绕。殿堂后面是后庭,分为东、西两个小庭,各为63平方米,有过廊和前后建筑相连。基址最里为五间后室,面宽23米,进深3米。后檐墙与东西厢房的后墙相连,使整个建筑通为一体,厢房筑于东西两边,对称排列,各八间,通长42米,进深6米。召陈建筑基址是1976年3月在扶风县召陈村发现。基址共有15处,其中以三处(F3、F5、F8)保存较为完整,并经过发掘规模也较大。F3的夯土台基残高0.75米,东西长24米,南北宽15米。基址东西间排列着七排柱础, 中间三排间距5.5米,西侧两排间距3米。中间三排由南到北排列着五个柱础,两侧两排各有六个柱础。F8的夯土台基残留0.76米,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0.4米。其四周有卵石铺成的散水。基址上每间隔3米从南到北列有四排柱础,由东到西有八排柱础,两道夯土墙将基址分为三部分。F5南半部已遭破坏,仅存北半部分,东西长28米,南北残宽8米,东西排列九个柱洞,南北排列四个柱洞。
48.陕西丰镐西周都城遗址与墓地(西周)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即文王所建丰邑和武王所建镐京的故址。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1933年调查发现,1951年起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京位于沣河中游西岸,东界沣河,西界灵沼河,北至郿鄠岭岗地北缘,即今客省庄村北至海家坡一线,南到石榴村至鲁坡头,面积 8～10平方公里,是一处南北狭长、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内,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位于丰京东北部的客省庄、马王村是一片濒临沣河的高地,目前,已发现西周大型夯土基址14处。夯土基址建筑群的西部还发现几处西周贵族的居址。镐京位于沣河东岸,商周时期的西北界临沣水,东界古潏水,南近洨河,是一处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因遭汉代上林苑、昆明池的破坏,近年来虽有一些重要遗迹被发现,但范围和总体布局仍不明晰。根据考古调查,汉昆明池以北的斗门镇、花园村、上泉村、下泉村、普渡村、洛水村、白家庄等地西周遗迹很丰富,总面积约 5平方公里,可能是镐京的中心区域。
49.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与贵族墓地(西周)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内,距市区43公里。遗址范围包括琉璃河北部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包含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区三部分遗存。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中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青铜礼器有百件之多,大都铸有铭文,加上其他质料随葬品,全部出土器物有数千件。青铜礼器及其器物上所铸的铭文,为确定古城址的性质、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此外,就其器物本身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对研究古代的铸造工艺、美术等方面内容,也都有很高的价值。
50.山西曲沃晋侯墓地(西周)
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是一处西周早期晋国王侯贵族墓地,其埋葬时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现已发现八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四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五座。出土有大量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晋侯墓地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以及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该遗址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所在,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是宫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结构繁复,面积巨大,互相连属。这些建筑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
42.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器物坑(距今5000年)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11公里处的三星村,南距成都38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遗址分为遗址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群和文化产业园区三大部分。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其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以及神秘性和惟一性的特点,使三星堆古遗址成为极具开发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旅游资源。三星堆遗址出土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为人们重新认识巴蜀文化源流提供了依据。同时又因其文明形态的异军突起与突然消逝而留下众多谜题。
43.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商代晚期至西周)
这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其“太阳神鸟”金饰反映了古蜀国的太阳崇拜。玉琮风格取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许多象牙来自云南等地,说明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2001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经过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44 .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商代至汉代)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官地镇中兴村大井自然村北1公里处,为青铜时代的遗址,年代距今2900~2700年。该遗址文化性质单纯,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处集采矿、冶炼、铸造等全工序的古铜矿遗址。遗址主要遗存集中分布在山冈和坡地上,有采矿坑、冶炼坩锅、工棚建筑遗迹等。据试掘发现,古铜矿遗址占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地表可见的露天采矿坑道47条,不完全统计累计开采长度达1570多米,其中最大开采长度200米,最大开采深度20米,最大开采宽度25米。矿坑之间不连接,有顺坡纵向开采的,也有横向开采的。 现已发掘出土和采集各类采矿石制工具1500余件,并发现有用于冶炼的八个平台共12座炼炉遗址和部分用于铸造的古代器具。有关专家推论,大井古铜矿是一处开采时间延续长、开采规模非常大,并集采矿、选矿、冶炼和铸造为一体的大型联合作坊。
45.安徽铜陵古代铜矿遗址(商周至唐)
铜陵铜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铜陵是中国的“古铜都”。铜的采冶始于商周 ,盛于唐宋,绵延3000余年而未曾中断,这在长江流域目前已知的古铜矿遗址中非常少见。现存数十处采冶铜遗址和大量的青铜文物:有古西周的铜炼渣、汉代的古铜井,唐宋期间的青铜文物。这座商周到唐宋的古铜矿遗址规模大、年代跨度长,能够看出当时的生产已达到采、冶、铸一条龙的格局,因而形成了青铜器的规模化生产。
46.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商周)
双王城一带属于古巨淀湖东北边缘,古代曾称霜王城,也称盐城。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2008年4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段寿光市双王城水库建设工地,进行了大面积盐业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两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三处,汉及宋元时期四处。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出土了商代至西周时期的两处制盐作坊遗址及数十件制盐工具——盔形器物,同时还发掘出土多个卤水坑井、蒸发池、蓄水坑及两个煮盐用的大型灶台。中国盐业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水诚说,在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制盐作坊遗址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我国盐业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47.陕西扶风周原宫殿、宗庙和铸铜作坊遗址(西周)
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其中心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历史上的周原范围北至岐山,南临渭水,东到今武功,西到今凤翔、宝鸡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在遗址里还发现了多处手工作坊遗址,如云塘村南的制骨作坊、齐家村东的制陶作坊、齐镇东的制铜作坊等,都是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其中云塘村制骨作坊规模最大,以专制骨器为主。遗址中发现有丰富的石、骨料和半成品遗物,还出土铜锯、刀等各种工具,反映出了当时系统庞大的生产规模。
其中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处由庭堂、室、塾、厢房和回廊组成的台式建筑遗存。基址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1976年2月由陕西省周原考古队进行发掘。基址南北长43.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1469平方米。正门(朝南)之前横筑一长4.8米的门屏,门的两边是东、西塾,各有三间。入门即为庭,面积约222平方米。中庭后即为主体建筑殿堂,共6间,各宽3米,进深6米,四周回廊环绕。殿堂后面是后庭,分为东、西两个小庭,各为63平方米,有过廊和前后建筑相连。基址最里为五间后室,面宽23米,进深3米。后檐墙与东西厢房的后墙相连,使整个建筑通为一体,厢房筑于东西两边,对称排列,各八间,通长42米,进深6米。召陈建筑基址是1976年3月在扶风县召陈村发现。基址共有15处,其中以三处(F3、F5、F8)保存较为完整,并经过发掘规模也较大。F3的夯土台基残高0.75米,东西长24米,南北宽15米。基址东西间排列着七排柱础, 中间三排间距5.5米,西侧两排间距3米。中间三排由南到北排列着五个柱础,两侧两排各有六个柱础。F8的夯土台基残留0.76米,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0.4米。其四周有卵石铺成的散水。基址上每间隔3米从南到北列有四排柱础,由东到西有八排柱础,两道夯土墙将基址分为三部分。F5南半部已遭破坏,仅存北半部分,东西长28米,南北残宽8米,东西排列九个柱洞,南北排列四个柱洞。
48.陕西丰镐西周都城遗址与墓地(西周)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即文王所建丰邑和武王所建镐京的故址。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1933年调查发现,1951年起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京位于沣河中游西岸,东界沣河,西界灵沼河,北至郿鄠岭岗地北缘,即今客省庄村北至海家坡一线,南到石榴村至鲁坡头,面积 8～10平方公里,是一处南北狭长、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内,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位于丰京东北部的客省庄、马王村是一片濒临沣河的高地,目前,已发现西周大型夯土基址14处。夯土基址建筑群的西部还发现几处西周贵族的居址。镐京位于沣河东岸,商周时期的西北界临沣水,东界古潏水,南近洨河,是一处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因遭汉代上林苑、昆明池的破坏,近年来虽有一些重要遗迹被发现,但范围和总体布局仍不明晰。根据考古调查,汉昆明池以北的斗门镇、花园村、上泉村、下泉村、普渡村、洛水村、白家庄等地西周遗迹很丰富,总面积约 5平方公里,可能是镐京的中心区域。
49.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与贵族墓地(西周)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内,距市区43公里。遗址范围包括琉璃河北部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包含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区三部分遗存。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中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青铜礼器有百件之多,大都铸有铭文,加上其他质料随葬品,全部出土器物有数千件。青铜礼器及其器物上所铸的铭文,为确定古城址的性质、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此外,就其器物本身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对研究古代的铸造工艺、美术等方面内容,也都有很高的价值。
50.山西曲沃晋侯墓地(西周)
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是一处西周早期晋国王侯贵族墓地,其埋葬时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现已发现八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四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五座。出土有大量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晋侯墓地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以及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