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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互联网正在催生一种去中心式、多元化的舆论环境，与以往集权式、控制型的传统媒介话语体系背道而驰。危机情境中网络舆论爆发实则为新媒体传播范式与公众认知偏差之间的失衡。公众对媒介强依赖性形成的间接认知与网络拟态环境造成的认知界限，导致舆论传播偏差并引发舆情危机。因此，从媒介生态中各因素与外部环境平衡角度关照网络舆论，建构网络舆论平衡机制，发掘舆论再平衡价值与重构路径至关重要。
【关键词】新媒体 网络舆论 媒介环境学 多元话语 级联效应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环境使网络舆论传播产生了时间与空间的偏向，从而改变了公众接触媒介的行为和舆论传播方式。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阐释了传播媒介在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上的逻辑关系，体现了媒介传播形式对于信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传播的影响。①在时间偏向上，新媒体给大众带来沉浸式舆论参与模式，与大众日常生活无缝衔接;在空间偏向上，公众置身于舆论环境由线下现实环境转移至线上拟态环境。然而，由于拟态空间信息碎片化、多样化，用户在大量的信息泥沼中难以避免舆论的鱼龙混杂。另外，在过度依赖媒介环境中，多元话语限制了公众对真假信息的认知，相关话题容易引发次生舆论危机。
一、嬗变与倾向：舆论传播模式从单一到多元
新媒体改变了舆论的传播模式，使舆论格局发生了变化，导致传统媒体的主导角色逐渐式微。与传统的社会舆论相比，网络舆论在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效果等方面呈现新的特点：
传播渠道多样化。互联网技术赋权打破了传统媒介单一的话语空间，重塑了一个依托网络的“公共舆论中心”。社交媒体、直播、短视频等平台信息传播门槛低、速度快、范围大，成为舆论表达的公共领域。
传播主体多元化。相对传统媒体民意表达不够顺畅、参与性较低的特点而言，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公众的话语权被放大。公众具有传播者与接收者双重身份，网络话语自由度较强。新媒体成为公众意见表达的舆论场，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传播效果多变化。新媒体平台具有社群聚合功能，形成多圈层协同传播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舆论复杂交互的空间中，多变话题引发其他舆论热点的不断激发。由于个体主观认知局限，造成感性认知与事实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使舆论走向形成不可测的“变数”。
媒介环境学阐释了媒介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媒介特征造成不同媒介不平衡的本质属性，这种不平衡性也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偏颇，同时对社会产生影响。②传统媒介话语体系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公众意见表达活跃度较低，社会舆论呈现分散化状态。5G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地向传统媒介话语提出挑战，新媒体传播格局与舆论生态环境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
二、局限与冲突：网络舆论信息失衡
作为舆论表达的重要窗口，信息在短时间内通过新媒体平台迅速传播，加上主体非理性的参与，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造成信息的偏差。同时，多元话语的发酵可能诱发次生舆论危机。一些人肆意散布虚假信息造成了社会恐慌，给网络舆情管控工作增加了困难。
（一）拟态空间信息偏差
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环境之间信息的偏差增加了危机舆论的复杂性。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将舆论“大空间”转变为“微空间”，使信息鸿沟被大大缩小，造成新闻报道与舆论的边界日益模糊。在社交平台“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机制下，公众出于对圈层初级群体的信任，真假信息辨识度降低，面对一些信息不加思考随手转发。由于权威性难以估量，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易发生流言异质，往往会形成“达克效应”。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有两个：现实世界和由大众传媒所创造的虚拟世界。③李普曼在真实的环境和媒介制造的仿真环境之间划分了界限。虚假信息往往比真实消息更具新奇性，导致公众更愿意进行分享与传播，形成全民参与式狂欢。面对真假难辨的信息，有的媒体被动跟进，但方式生硬、缺乏引导，有的媒体对舆论导向把握不准、盲目发声。这些都会引起负面舆情。新媒体让公众拥有了信息平等获知权和无限获取能力，然而信息在拟态空间的传播导致舆论激增，成为阻碍真实信息流通的“毒瘤”。
（二）多元话语信息过载
网络舆论场具有主体复杂多元的特点，信息过载容易导致个体价值认知固化或形成多方舆论冲突。媒体、公众、利益组织之间分别站在各自圈层中，使舆论场成为各种谣言、假新闻的争执地、集散地。谢立中认为，公共舆论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話语分析模式之下，公共舆论之间的对话是多元话语之间的对话，是裹挟着话语方主观意识的一种话语建构。④新冠疫情期间，“双黄连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形成了一个网络舆论场，并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连锁反应：有的网民保持怀疑态度，有的网民表现出批判和不满情绪，有的网民不惜传播谣言吸引大众眼球获得较高关注度，还有人认为该消息是“福音”，公众情绪呈现出较为极端的态势。公众习惯按照自身道德准则、情感倾向揣摩真相，进而发表不当言论，偏激的观点与过激的情绪时常充斥于网络舆论中，使舆论事件成为社会情绪的“助燃剂”，整个舆论场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新媒体话语赋权使公众直接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在有力促进舆论监督的同时，也使舆论监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
（三）次生舆情信息危机
网络舆论有可能形成话题迁移，产生信息级联效应，衍生出多个子议题并引发次生舆论危机。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杂乱无章的信息传播流向与良莠不齐的文化群体中，利益各异的意见领袖为网络舆论的蝶变效应提供了温床，实现信息加工后的“补强”传播，将一个个热点衍生出更多舆论。公众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观点和指向的影响，将其转换为意见优势，形成主观、感性的舆论力量聚合，从而产生危机舆论一边倒的“沉默螺旋”现象。在公众“求锤得锤”的信息摸索下，反转舆论焦点加剧了信任瓦解，导致次生舆情爆发成为舆论洪流中屡见不鲜的事实。疫情期间诸如红十字分配事件等社会焦点问题引发了受众对深层原生事件的再加工和酝酿活动。随着诸多外延因素的曝光与关联话题的介入，加速了舆论的形塑与演化，舆论焦点也发生了多次转移。在算法推荐等媒介新技术的应用中，意见领袖有可能成为被少数人操纵的工具，形成一种舆论幻象，使得舆论场的演化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三、调试与重构：网络舆论引导平衡点
从媒介环境学理论追根溯源，平衡是媒介环境学的本质。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生态有机平衡论”，以期实现个人、社会、技术之间的平衡，从而指向媒介人本主义理念。媒介环境学是一种系统的发展观，要求系统内的各组成部分保持“共生”的关系，包括媒介构成要素之间、外部环境因素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互联网与新媒体环境的冲击促使舆论传播与公众话语范式进行了重构。因此，网络舆论引导必须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寻求立足之地，与媒介环境学在“平衡”维度上形成共振。
（一）及时与适时：舆情引导
社会化媒体时代，新媒体要引起网络舆情高度重视，利用好高效信息传递的功能，及时进行舆论引导。一方面，舆论监督强调时效性。新媒体起着“领读人”的作用，要占据信息话语权、引导权，及时聚焦网络与社会热点问题，构建有效透明的机制与反应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并对后续信息进行深度跟踪报道，避免信息被动。如果选择失语、隐瞒，甚至想遏制“公众噪音”，很可能导致后真相话语体系的次生舆论冲突爆发，甚至加剧公众的矛盾激化和恐慌行为。另一方面，舆论引导强调适时性。要审时度势，选择最恰当的时机。苏珊·贝尼希提出的“解决之道新闻”是对负面新闻影响的一种消解，这并非否认负面新闻的价值，而是更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以更均衡和全面的视角来看待问题。⑤新媒体应充分认识到议题设置的必要性，提升舆论引导力，在嘈杂的社交平台上构建主流舞台，从众多舆论中进行筛选，主动过滤无用信息，对于存有较大争议、利害关系而又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判别真伪的信息，应慎重对待，避免舆论走向的偏颇。
（二）感性与理性：民声互动
由于媒介情感导向影响公众在舆论中的态度，在舆论引导中善于运用共情是新媒体缓和舆论冲突之道。网络舆论中民众声音是决定舆论场走向与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交媒体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并与公众之间的壁垒被打破，让公众参与成为了双方沟通的主要方式。为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新媒体平台可以调动公众的活跃度，加强媒介视角的开放性和对公众心理的深入了解。后真相背景下，受众对价值和情绪的需求远超真相本身，这虽然反映了部分受众的参与能力和心态不正，但这是当下无法避免的事实。⑥因此，媒体要转变思维，由告知者转向对话者的身份，从公众情感分析的角度引导网络舆情走向，以平民视角深入分析公众情绪变动，把握公众话语权表达与利益诉求的平衡。舆情报道要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阐明事实、争取群众利益时，赋予理性诉求;在危机时刻、梳理细节时，赋予感情诉求。媒介不仅是传声筒，而且是缓和矛盾冲突的熔炉，以共识角色承担起社会减压阀的功能，及时反映民众呼声、排解民众情绪，避免原生舆论下的二次舆情危机爆发。
（三）线上与线下：跨界联合
在媒介宏观生态层次上，媒介生态强调媒介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平衡。因此，实现线上媒介融合舆情引导与线下跨界联合实体处置的良性联动是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关键。首先，各媒介协同合作共担，共创良好的舆论氛围。传统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作为公众获取重要消息的主要途径，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在新媒体平台上具有引导舆论走向的重要作用。新华社在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热门平台打造了自己的话语宣传阵地，与年轻一代受众深度融合，发挥了主流媒体的作用与价值。个性化、口语化表达打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刻板印象，不断吸引网生代用户，扩大媒体影响力。只有不断创新新闻传播方式，形成跨平台全媒体融合的格局，才能共同发力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其次，与政府之间的联动尤为重要。政府要降低处理网络舆情与民众之间的落差，提高公信力，防止“塔西佗陷阱”现象发生。新媒体作为政府的扩音器，不仅肩负着政策传达的职能，在关键时期也充当监控舆情、过滤虚假信息的把关人角色。从舆论热点分析，剖析政府部门对舆论话题的影响程度，探究新闻报道引发的社会行为，实现线上监督、线下处理的实时联动。
（四）技术与人文：智能布局
随着互联网舆论场规模不断扩大，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区块链等媒介技术发挥舆论监管功能，构建健康的舆论空间。媒介环境学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典范内容，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新技术创作时代下的表达方式。⑦首先，破除新媒体平台圈层，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利用新技术及时精准地对网络舆论中公众情绪与社会矛盾的演变规律进行前瞻，避免谣言先入为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提出预判性的应对方案，以防患于未然;其次，对网络舆论内容精准筛选、分析核查，能够对信息进行追踪定位，从根本上消除谣言的传播;最后，要完善舆情调控与疏导体系，注重理性技术与人文的结合，以此来促进新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该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⑧掌握网络舆情的演变趋势，科学引导实体处置，确保线上线下一致性，避免信息不对称对决策的影响。依托新兴技术能有效保护网络舆论环境的安全，健全完善舆论监管机制。
四、結语
互联网舆论洪流极其复杂的环境下，舆论平民化、片段化、解构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网络舆论的虚拟空间中，新媒体要遵循媒介生态平衡规则，厘清网络舆论发展规律，做好把关人的角色，利用好线上与线下两个空间，面对问题不躲藏、不隐瞒，积极加强舆论监督与引导，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想问题、求方法、谋实效，健全公众网络话语权表达与利益诉求尺度平衡机制，以多元共识意识处理好网络舆论中与公众、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平台与公众的参与，加之舆论场各方的协同努力对公共话语秩序进行重构，将使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互联网时代中国电影的跨界融合问题研究”（批准号：16BC04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1.
②[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5-76.
③刘艳.受众媒介使用动机[J].当代传播，2005（01）：58-59.
④谢立中.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13-214.
⑤殷乐，高慧敏.建设性新闻：溯源、阐释与展望[J].新闻与写作，2020（02）：13-20.
⑥蔡予乐.错位的“媒介监督”——浅析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审判”现象[J].新媒体研究，2015，1（14）：2-4.
⑦郑燕.人是媒介的尺度[D].山东大学，2014.
⑧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前线，2019（04）：4-7.
作者简介：董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孟凌霄
【关键词】新媒体 网络舆论 媒介环境学 多元话语 级联效应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环境使网络舆论传播产生了时间与空间的偏向，从而改变了公众接触媒介的行为和舆论传播方式。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阐释了传播媒介在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上的逻辑关系，体现了媒介传播形式对于信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传播的影响。①在时间偏向上，新媒体给大众带来沉浸式舆论参与模式，与大众日常生活无缝衔接;在空间偏向上，公众置身于舆论环境由线下现实环境转移至线上拟态环境。然而，由于拟态空间信息碎片化、多样化，用户在大量的信息泥沼中难以避免舆论的鱼龙混杂。另外，在过度依赖媒介环境中，多元话语限制了公众对真假信息的认知，相关话题容易引发次生舆论危机。
一、嬗变与倾向：舆论传播模式从单一到多元
新媒体改变了舆论的传播模式，使舆论格局发生了变化，导致传统媒体的主导角色逐渐式微。与传统的社会舆论相比，网络舆论在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效果等方面呈现新的特点：
传播渠道多样化。互联网技术赋权打破了传统媒介单一的话语空间，重塑了一个依托网络的“公共舆论中心”。社交媒体、直播、短视频等平台信息传播门槛低、速度快、范围大，成为舆论表达的公共领域。
传播主体多元化。相对传统媒体民意表达不够顺畅、参与性较低的特点而言，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公众的话语权被放大。公众具有传播者与接收者双重身份，网络话语自由度较强。新媒体成为公众意见表达的舆论场，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传播效果多变化。新媒体平台具有社群聚合功能，形成多圈层协同传播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舆论复杂交互的空间中，多变话题引发其他舆论热点的不断激发。由于个体主观认知局限，造成感性认知与事实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使舆论走向形成不可测的“变数”。
媒介环境学阐释了媒介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媒介特征造成不同媒介不平衡的本质属性，这种不平衡性也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偏颇，同时对社会产生影响。②传统媒介话语体系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公众意见表达活跃度较低，社会舆论呈现分散化状态。5G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地向传统媒介话语提出挑战，新媒体传播格局与舆论生态环境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
二、局限与冲突：网络舆论信息失衡
作为舆论表达的重要窗口，信息在短时间内通过新媒体平台迅速传播，加上主体非理性的参与，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造成信息的偏差。同时，多元话语的发酵可能诱发次生舆论危机。一些人肆意散布虚假信息造成了社会恐慌，给网络舆情管控工作增加了困难。
（一）拟态空间信息偏差
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环境之间信息的偏差增加了危机舆论的复杂性。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将舆论“大空间”转变为“微空间”，使信息鸿沟被大大缩小，造成新闻报道与舆论的边界日益模糊。在社交平台“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机制下，公众出于对圈层初级群体的信任，真假信息辨识度降低，面对一些信息不加思考随手转发。由于权威性难以估量，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易发生流言异质，往往会形成“达克效应”。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有两个：现实世界和由大众传媒所创造的虚拟世界。③李普曼在真实的环境和媒介制造的仿真环境之间划分了界限。虚假信息往往比真实消息更具新奇性，导致公众更愿意进行分享与传播，形成全民参与式狂欢。面对真假难辨的信息，有的媒体被动跟进，但方式生硬、缺乏引导，有的媒体对舆论导向把握不准、盲目发声。这些都会引起负面舆情。新媒体让公众拥有了信息平等获知权和无限获取能力，然而信息在拟态空间的传播导致舆论激增，成为阻碍真实信息流通的“毒瘤”。
（二）多元话语信息过载
网络舆论场具有主体复杂多元的特点，信息过载容易导致个体价值认知固化或形成多方舆论冲突。媒体、公众、利益组织之间分别站在各自圈层中，使舆论场成为各种谣言、假新闻的争执地、集散地。谢立中认为，公共舆论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話语分析模式之下，公共舆论之间的对话是多元话语之间的对话，是裹挟着话语方主观意识的一种话语建构。④新冠疫情期间，“双黄连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形成了一个网络舆论场，并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连锁反应：有的网民保持怀疑态度，有的网民表现出批判和不满情绪，有的网民不惜传播谣言吸引大众眼球获得较高关注度，还有人认为该消息是“福音”，公众情绪呈现出较为极端的态势。公众习惯按照自身道德准则、情感倾向揣摩真相，进而发表不当言论，偏激的观点与过激的情绪时常充斥于网络舆论中，使舆论事件成为社会情绪的“助燃剂”，整个舆论场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新媒体话语赋权使公众直接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在有力促进舆论监督的同时，也使舆论监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
（三）次生舆情信息危机
网络舆论有可能形成话题迁移，产生信息级联效应，衍生出多个子议题并引发次生舆论危机。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杂乱无章的信息传播流向与良莠不齐的文化群体中，利益各异的意见领袖为网络舆论的蝶变效应提供了温床，实现信息加工后的“补强”传播，将一个个热点衍生出更多舆论。公众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观点和指向的影响，将其转换为意见优势，形成主观、感性的舆论力量聚合，从而产生危机舆论一边倒的“沉默螺旋”现象。在公众“求锤得锤”的信息摸索下，反转舆论焦点加剧了信任瓦解，导致次生舆情爆发成为舆论洪流中屡见不鲜的事实。疫情期间诸如红十字分配事件等社会焦点问题引发了受众对深层原生事件的再加工和酝酿活动。随着诸多外延因素的曝光与关联话题的介入，加速了舆论的形塑与演化，舆论焦点也发生了多次转移。在算法推荐等媒介新技术的应用中，意见领袖有可能成为被少数人操纵的工具，形成一种舆论幻象，使得舆论场的演化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三、调试与重构：网络舆论引导平衡点
从媒介环境学理论追根溯源，平衡是媒介环境学的本质。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生态有机平衡论”，以期实现个人、社会、技术之间的平衡，从而指向媒介人本主义理念。媒介环境学是一种系统的发展观，要求系统内的各组成部分保持“共生”的关系，包括媒介构成要素之间、外部环境因素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互联网与新媒体环境的冲击促使舆论传播与公众话语范式进行了重构。因此，网络舆论引导必须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寻求立足之地，与媒介环境学在“平衡”维度上形成共振。
（一）及时与适时：舆情引导
社会化媒体时代，新媒体要引起网络舆情高度重视，利用好高效信息传递的功能，及时进行舆论引导。一方面，舆论监督强调时效性。新媒体起着“领读人”的作用，要占据信息话语权、引导权，及时聚焦网络与社会热点问题，构建有效透明的机制与反应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并对后续信息进行深度跟踪报道，避免信息被动。如果选择失语、隐瞒，甚至想遏制“公众噪音”，很可能导致后真相话语体系的次生舆论冲突爆发，甚至加剧公众的矛盾激化和恐慌行为。另一方面，舆论引导强调适时性。要审时度势，选择最恰当的时机。苏珊·贝尼希提出的“解决之道新闻”是对负面新闻影响的一种消解，这并非否认负面新闻的价值，而是更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以更均衡和全面的视角来看待问题。⑤新媒体应充分认识到议题设置的必要性，提升舆论引导力，在嘈杂的社交平台上构建主流舞台，从众多舆论中进行筛选，主动过滤无用信息，对于存有较大争议、利害关系而又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判别真伪的信息，应慎重对待，避免舆论走向的偏颇。
（二）感性与理性：民声互动
由于媒介情感导向影响公众在舆论中的态度，在舆论引导中善于运用共情是新媒体缓和舆论冲突之道。网络舆论中民众声音是决定舆论场走向与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交媒体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并与公众之间的壁垒被打破，让公众参与成为了双方沟通的主要方式。为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新媒体平台可以调动公众的活跃度，加强媒介视角的开放性和对公众心理的深入了解。后真相背景下，受众对价值和情绪的需求远超真相本身，这虽然反映了部分受众的参与能力和心态不正，但这是当下无法避免的事实。⑥因此，媒体要转变思维，由告知者转向对话者的身份，从公众情感分析的角度引导网络舆情走向，以平民视角深入分析公众情绪变动，把握公众话语权表达与利益诉求的平衡。舆情报道要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阐明事实、争取群众利益时，赋予理性诉求;在危机时刻、梳理细节时，赋予感情诉求。媒介不仅是传声筒，而且是缓和矛盾冲突的熔炉，以共识角色承担起社会减压阀的功能，及时反映民众呼声、排解民众情绪，避免原生舆论下的二次舆情危机爆发。
（三）线上与线下：跨界联合
在媒介宏观生态层次上，媒介生态强调媒介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平衡。因此，实现线上媒介融合舆情引导与线下跨界联合实体处置的良性联动是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关键。首先，各媒介协同合作共担，共创良好的舆论氛围。传统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作为公众获取重要消息的主要途径，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在新媒体平台上具有引导舆论走向的重要作用。新华社在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热门平台打造了自己的话语宣传阵地，与年轻一代受众深度融合，发挥了主流媒体的作用与价值。个性化、口语化表达打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刻板印象，不断吸引网生代用户，扩大媒体影响力。只有不断创新新闻传播方式，形成跨平台全媒体融合的格局，才能共同发力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其次，与政府之间的联动尤为重要。政府要降低处理网络舆情与民众之间的落差，提高公信力，防止“塔西佗陷阱”现象发生。新媒体作为政府的扩音器，不仅肩负着政策传达的职能，在关键时期也充当监控舆情、过滤虚假信息的把关人角色。从舆论热点分析，剖析政府部门对舆论话题的影响程度，探究新闻报道引发的社会行为，实现线上监督、线下处理的实时联动。
（四）技术与人文：智能布局
随着互联网舆论场规模不断扩大，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区块链等媒介技术发挥舆论监管功能，构建健康的舆论空间。媒介环境学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典范内容，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新技术创作时代下的表达方式。⑦首先，破除新媒体平台圈层，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利用新技术及时精准地对网络舆论中公众情绪与社会矛盾的演变规律进行前瞻，避免谣言先入为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提出预判性的应对方案，以防患于未然;其次，对网络舆论内容精准筛选、分析核查，能够对信息进行追踪定位，从根本上消除谣言的传播;最后，要完善舆情调控与疏导体系，注重理性技术与人文的结合，以此来促进新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该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⑧掌握网络舆情的演变趋势，科学引导实体处置，确保线上线下一致性，避免信息不对称对决策的影响。依托新兴技术能有效保护网络舆论环境的安全，健全完善舆论监管机制。
四、結语
互联网舆论洪流极其复杂的环境下，舆论平民化、片段化、解构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网络舆论的虚拟空间中，新媒体要遵循媒介生态平衡规则，厘清网络舆论发展规律，做好把关人的角色，利用好线上与线下两个空间，面对问题不躲藏、不隐瞒，积极加强舆论监督与引导，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想问题、求方法、谋实效，健全公众网络话语权表达与利益诉求尺度平衡机制，以多元共识意识处理好网络舆论中与公众、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平台与公众的参与，加之舆论场各方的协同努力对公共话语秩序进行重构，将使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互联网时代中国电影的跨界融合问题研究”（批准号：16BC04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1.
②[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5-76.
③刘艳.受众媒介使用动机[J].当代传播，2005（01）：58-59.
④谢立中.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13-214.
⑤殷乐，高慧敏.建设性新闻：溯源、阐释与展望[J].新闻与写作，2020（02）：13-20.
⑥蔡予乐.错位的“媒介监督”——浅析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审判”现象[J].新媒体研究，2015，1（14）：2-4.
⑦郑燕.人是媒介的尺度[D].山东大学，2014.
⑧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前线，2019（04）：4-7.
作者简介：董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孟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