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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五年上海市徐汇区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2008年～2012年），女性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并不大，但涉案金额总计近1.3亿元，其中犯罪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有10例。有鉴于此，女性职员（官员）利用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多种实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和谐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侵害国家机关管理职能的现象有多发的趋势，预防和控制女性职务犯罪迫在眉睫。
一、女性犯罪基本情况
近五年来，徐汇法院审理的女性犯罪案件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2008年犯罪数量为135件，占全年犯罪总数的10.46%；2009年为194件，占全年总数的13.18%；2010年为153件，占全年总数的11.97%；2011年为163件，占全年总数的12.43%；2012年为220件，占全年总数的14.77%。
五年以来，女性职务犯罪分别为4件、15件、14件、12件、21件，分别占当年职务犯罪总数的7.69%、25.00%、18.42%、27.91%和36.84%，总体呈上升态势。66件女性职务犯罪中，职务侵占案41件、贪污案6件、受贿类案件4件、挪用资金案7件、挪用公款案3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4件、私分国有财产案1件。
二、女性职务犯罪特点
（一）主体特点
1.文化特点：学历高而法律意识淡薄。
女性职务犯罪主体的学历普遍较高。此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历愈高愈有机会参与较高层面的管理工作，随之而来的犯罪手段也愈“高明”。72名罪犯中研究生学历1人，大学文化14人，大专学历28人，高中文化9人，中专文化11人，共占女性职务犯罪87.50%，而职高、初中和小学文化的仅为9人。高学历、专业知识丰富却不意味着具有法律意识。从目前调查来看，极少数人了解法律知识，或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法保护的法益。有的受贿者认为接受一点好处无关紧要，有的贪污者认为这是自己为国效劳应得的辛苦费。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也构成女性职务犯罪一个重要特点——“秀才法盲”。
2.年龄特点：中青年女性为主。
与通常男性职务犯罪的“59”现象不同，女性职务犯罪呈“低龄化趋势”：72名女性罪犯中，20岁到29岁19人，30岁到39岁33人，40岁到49岁12人，50岁到59岁7人，60岁到69岁1人。是为故，犯罪年龄集中在20岁至49岁，比例高达88.88%，其中30岁至40多岁是女性职业的黄金期，经过数年的奋斗，往往在该年龄段获得了一定的职位。除了年龄，女性固有的生理周期会影响犯罪的概率。处于月经期、生育期、更年期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问题，导致其易受外界的影响，控制力亦有所减弱，在面对金钱诱惑、生活压力时，往往没有坚守住内心的防线和底线。
3.岗位特点：多任财会，手段隐蔽。
根据传统行业分析，女性职务犯罪的主体多任财务、会计等与金钱直接相关的职业。近五年女性职务犯罪中，担任出纳、收银员等直接与金钱账目相关的职位共49名，占总数的68.05%，多采取收款少入账、收款不入账、虚列支出、重复入账等方式细水长流式侵吞财物，有的作案长达数年才东窗事发。
4.认罪特点：态度较好。
在72名女性罪犯中，仅有2名有犯罪前科，其中1名前罪系职务侵占罪，其余70名为偶犯、初犯。案发后自首46名，如实供述（包括认罪）15名，共占总数84.72%，其中还有4名有立功表现。在庭审前全部退赃的有49名，部分退赃的有7名，占77.78%。
5.职位特点：“小官巨贪”
在职场中社会地位越低，人们就越有可能以异化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如黄某贪污案中，其仅为普通科员，但是利用审核员的职务便利，在费用报销、收取水电费、制作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等过程中，资金不入账、虚列运动员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重复入账等方式，侵吞近百万元公款。72名女性罪犯中，处长以上级别的仅1人。这敲响了警钟，“巨贪”不再是高官的专利。
（二）犯罪成因
北京市人民满意先进个人、法学博士鲁哈达认为：女性职业犯罪诱因复杂。
1.情感主导。从司法实践来看，一定比例的女性犯罪发端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感情问题。一是亲情。如王某因筹其女儿戒毒费用，以代报、代领的名义，侵占公司应发放给相关职工的医疗费、丧葬费，诈骗28万元并侵占2.8万元。二是爱情。如曹某因为丈夫要购房，单独或结伙将支票背书至丈夫的账户，数额达100余万元。三是友情。如周某为朋友还债，挪用资金给好友，先后多次将本应入公司账户的物业管理费、停车费借给其朋友使用，数额达16万元。
2.误入歧途。女性具有做事谨慎、考虑周密等特点，不会轻易铤而走险，但面临“特殊”需求时，就会不惜违法乱纪。一是不法债务。如孙某负责招标评审并对施工进度和质量进行管理，因其妻费某欠下大量赌债，孙某便接受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费某归还赌博欠款的提议，费某也构成了受贿罪。二是不当爱好。王某为进行博彩，五日内多次从其保管的公务用卡内，将公款转账或取现至本人的银行卡，数额近22万元。
3. 补偿心理。社会职业的性别隔离仍然存在，如女性在行业中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而男性处于更高的阶段，女性升迁步伐要慢于男性，难度大于男性。虚荣、贪婪和对金钱的欲望，使其用不当手段“快捷”获取大量财物。如在某教育中心工作的程某，自认为工作辛苦，前景无望，和单位产生矛盾后，诈骗和职务侵占学生学费、学友会会费等近15万元。
4. 被动、从众型犯罪。女性容易陷入“被动型犯罪”，又称情面犯罪。其形成有两个原因：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女性更加感性，也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具有依赖性、随从性，主见性不强，攀比、从众犯罪更多；从经济学中的博弈论观之，人又是理性的，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会选择将自己利益最大化：即相互协作，共同获利。不少女性碍于同事情面，或者自身职务较低，慑于领导权威或无形的压力，在“大贪”示范效应下，加入共同犯罪的阵营，体现利益驱动下经济人的本质。72名女性罪犯中，17人系从犯，仅有1人为主犯。如姜某职务侵占案中，受上级曹某指使，两次填写虚假的请款单，共同侵吞公司七万余元。无独有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反贪局对六名女性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六名犯罪嫌疑人不约而同地陈述：“我不清楚是否违法，但别人这么干，所以我也这么干。” （三）手段特征
1.长期性、周期性。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细心，使其犯罪大多呈现出一种周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较为隐蔽和具有欺骗性，堪比“蚂蚁搬家”。如韩某和王某系收银员，多次尝试并成功猜测电脑系统用户名及密码，多次修改网点公司会员卡储值优惠数据，截留售卡收入，共计四万余元。
2. 利用制度漏洞。女性能够敏锐察觉到单位制度的漏洞，动足脑筋、为其所用。如潘某任经理助理，发现财务在结算快递业务费用时存在不核实快递底单等漏洞，即伙同快递业务员夏某，通过虚构快递业务或虚报快递货物重量等手法骗取费用，共侵吞资金近114万元。
3.犯罪方法翻新。女性职务犯罪已不限于传统的重复报账、冒充领导签名等手段，为从账面上直接反映，手段日益高智化：一是手段新。如翟某采用将不同桌消费的产品和金额并入同一账单，在保存前人为切断POS机电源，利用POS机重启后被并入的消费产品和金额消失之机，将POS机内消失的消费金额侵占的手法，侵吞公司营业款。二是水平高。如杜某负责数据库管理，将公司数据库系统中存有的网络游戏道具兑换券激活码，复制到其暂住地的电脑中，再由陈某通过网络平台将游戏道具兑换券激活码予以销售。三是侦查难度大。如张某注册另一公司，将其注册的公司作为任职公司的经销商，将任职公司的客户转移至注册公司并购买产品，侵占任职公司的利润。这些作案技术手段新、隐蔽性大，不易被发现，增加了侦查的难度。
三、女性职务犯罪防范路径养成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心理学家马提娜霍娜概括到，“聪明的妇女为双重绳索所缚……如果事业失败了，她就达不到其成就的标准；如果成功了，那么她就辜负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望。”
不少当代女性追求职场成功过程中往往难逃两种“宿命”：一是与男性趋同化。为了更好地融入职场，女性不自觉地淡化性别差异，甚至表现出部分男性气质特征，如果断、大胆、雷厉风行等，俗称“男人婆”、“女强人”。二是背负双重压力。女性职员因为传统的社会定位需兼顾家庭和事业。男人则较少面对这些挑战和忧虑，社会规范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他们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进而让配偶肩负起家庭重任。个人主义（妇女寻求个人的和职业上的成就，要求自由追求她个人的利益）越强烈，家庭主义（妇女使其生活环绕着丈夫和孩子转）就越弱。
因此，笔者认为女性职务犯罪的防范路径也可以从两方面建构：一是以一般职务犯罪防范路径为基础；二是以情感、教育、制度三重干预为核心路径。
1.情感：构建心理干预机制，挣脱所附“双重束缚”。
如上所述，女性易为各种“情”所困，甚至“误入歧途”。为挣脱“双重束缚”带来的过大压力，社会、单位乃至家庭应共同构建心理干预机制，不仅关注女性生理健康，更应该着眼于心理健康，经常对女性职员进行心理疏导，采取人性化关怀的方式多沟通，如果员工经济确属困难可予以一定的补助，防止员工采用极端或非法方式解决问题。犯罪经济学表明，女性职务犯罪被发现的几率越低，预期收益大于犯罪的预期成本，女性越容易犯罪。与“双重束缚”相伴的是“双重成本”。为预防犯罪应增加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显性成本是指谋取私人利益、滥用公共权力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可以适当地增加罚金刑，以避免出现“牺牲一人，幸福全家”的心理；隐形成本是失去本该享受的各种待遇。应该突出“家庭生活损坏”和“职场评价降等”两方面成本。有关部门要提高发现和突破女性职务犯罪的能力，根据其易配合单位和司法机关的特点，教育挽救和依法惩治并重。
2.教育：培养女性独立意识，提高自主判断能力。
从众犯罪多囿于“不独立”。一是情感的不独立。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官本位”、“拜金主义”等价值观不断冲击人们的思想，同时“家本位”的价值观仍然牢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要求女性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甚于“女强人”，多重价值观的叠加使其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易为感情或者家庭铤而走险。二是职场地位的不独立。女性从属地位使其遭受话语权的流失，在上级或者同事违法乱纪时，出于“自保”与共犯“同流合污”。有鉴于此，应该对女性员工进行有针对性、有层次和实效的教育活动，通过生动、感性的方式对其进行“感化”，帮其厘清爱情、友情等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贪内助”现象，很多男性贪官落马，有一半是其妻子、情人的“功劳”。如今新型的权钱交易不同于过去的单一交易，更加间接和隐蔽，受贿活动中存在一方授意请托人将财物交付特定关系人的情况，故后续监督必须延伸至“身边人”。
3.制度：营造职场平等氛围，审慎选拔女性干部。
从女性“补偿心理”的犯罪动因可知：虽然“男女平等，重视女干部培养”的理念逐渐形成，但隐形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女秘书被戏谑为“小秘（蜜）”，女性孕期、哺乳期等特殊情况使女性无论在录用或者升迁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即遭遇“玻璃天花板”，诱使其产生心理上的“失衡”。要从源头上杜绝女性职务犯罪，应在全社会营造男女平等、一视同仁的氛围，以能力而非性别等作为评价的标准。很多人认为女性胆小、怕事，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歧视，对于女性职员的录用、职务安排应当同样谨慎，从源头上把好用人关、入口关。在提拔女干部时，不仅要考察业务素质，更要注重思想道德等素质，特别是对于有挪用资金罪等前科的人员，在录用、提拔时要慎之再慎。“同工同酬”等早已被宪法赋权，但现需全面构建“非纸面上的”男女平等制度：即对法规的实际操作以及深植于民众脑海的“平等”观念，真正破除“天花板”，消除“女性利用性别优势甚至色相才能晋升”的流言等。这种平等不是机械、形式上的，而是建立在尊重女性客观特征的、人性化的、具有实质内涵的平等，唯有如此方能真正有效地遏制女性犯罪、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
一、女性犯罪基本情况
近五年来，徐汇法院审理的女性犯罪案件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2008年犯罪数量为135件，占全年犯罪总数的10.46%；2009年为194件，占全年总数的13.18%；2010年为153件，占全年总数的11.97%；2011年为163件，占全年总数的12.43%；2012年为220件，占全年总数的14.77%。
五年以来，女性职务犯罪分别为4件、15件、14件、12件、21件，分别占当年职务犯罪总数的7.69%、25.00%、18.42%、27.91%和36.84%，总体呈上升态势。66件女性职务犯罪中，职务侵占案41件、贪污案6件、受贿类案件4件、挪用资金案7件、挪用公款案3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4件、私分国有财产案1件。
二、女性职务犯罪特点
（一）主体特点
1.文化特点：学历高而法律意识淡薄。
女性职务犯罪主体的学历普遍较高。此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历愈高愈有机会参与较高层面的管理工作，随之而来的犯罪手段也愈“高明”。72名罪犯中研究生学历1人，大学文化14人，大专学历28人，高中文化9人，中专文化11人，共占女性职务犯罪87.50%，而职高、初中和小学文化的仅为9人。高学历、专业知识丰富却不意味着具有法律意识。从目前调查来看，极少数人了解法律知识，或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法保护的法益。有的受贿者认为接受一点好处无关紧要，有的贪污者认为这是自己为国效劳应得的辛苦费。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也构成女性职务犯罪一个重要特点——“秀才法盲”。
2.年龄特点：中青年女性为主。
与通常男性职务犯罪的“59”现象不同，女性职务犯罪呈“低龄化趋势”：72名女性罪犯中，20岁到29岁19人，30岁到39岁33人，40岁到49岁12人，50岁到59岁7人，60岁到69岁1人。是为故，犯罪年龄集中在20岁至49岁，比例高达88.88%，其中30岁至40多岁是女性职业的黄金期，经过数年的奋斗，往往在该年龄段获得了一定的职位。除了年龄，女性固有的生理周期会影响犯罪的概率。处于月经期、生育期、更年期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问题，导致其易受外界的影响，控制力亦有所减弱，在面对金钱诱惑、生活压力时，往往没有坚守住内心的防线和底线。
3.岗位特点：多任财会，手段隐蔽。
根据传统行业分析，女性职务犯罪的主体多任财务、会计等与金钱直接相关的职业。近五年女性职务犯罪中，担任出纳、收银员等直接与金钱账目相关的职位共49名，占总数的68.05%，多采取收款少入账、收款不入账、虚列支出、重复入账等方式细水长流式侵吞财物，有的作案长达数年才东窗事发。
4.认罪特点：态度较好。
在72名女性罪犯中，仅有2名有犯罪前科，其中1名前罪系职务侵占罪，其余70名为偶犯、初犯。案发后自首46名，如实供述（包括认罪）15名，共占总数84.72%，其中还有4名有立功表现。在庭审前全部退赃的有49名，部分退赃的有7名，占77.78%。
5.职位特点：“小官巨贪”
在职场中社会地位越低，人们就越有可能以异化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如黄某贪污案中，其仅为普通科员，但是利用审核员的职务便利，在费用报销、收取水电费、制作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等过程中，资金不入账、虚列运动员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重复入账等方式，侵吞近百万元公款。72名女性罪犯中，处长以上级别的仅1人。这敲响了警钟，“巨贪”不再是高官的专利。
（二）犯罪成因
北京市人民满意先进个人、法学博士鲁哈达认为：女性职业犯罪诱因复杂。
1.情感主导。从司法实践来看，一定比例的女性犯罪发端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感情问题。一是亲情。如王某因筹其女儿戒毒费用，以代报、代领的名义，侵占公司应发放给相关职工的医疗费、丧葬费，诈骗28万元并侵占2.8万元。二是爱情。如曹某因为丈夫要购房，单独或结伙将支票背书至丈夫的账户，数额达100余万元。三是友情。如周某为朋友还债，挪用资金给好友，先后多次将本应入公司账户的物业管理费、停车费借给其朋友使用，数额达16万元。
2.误入歧途。女性具有做事谨慎、考虑周密等特点，不会轻易铤而走险，但面临“特殊”需求时，就会不惜违法乱纪。一是不法债务。如孙某负责招标评审并对施工进度和质量进行管理，因其妻费某欠下大量赌债，孙某便接受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费某归还赌博欠款的提议，费某也构成了受贿罪。二是不当爱好。王某为进行博彩，五日内多次从其保管的公务用卡内，将公款转账或取现至本人的银行卡，数额近22万元。
3. 补偿心理。社会职业的性别隔离仍然存在，如女性在行业中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而男性处于更高的阶段，女性升迁步伐要慢于男性，难度大于男性。虚荣、贪婪和对金钱的欲望，使其用不当手段“快捷”获取大量财物。如在某教育中心工作的程某，自认为工作辛苦，前景无望，和单位产生矛盾后，诈骗和职务侵占学生学费、学友会会费等近15万元。
4. 被动、从众型犯罪。女性容易陷入“被动型犯罪”，又称情面犯罪。其形成有两个原因：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女性更加感性，也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具有依赖性、随从性，主见性不强，攀比、从众犯罪更多；从经济学中的博弈论观之，人又是理性的，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会选择将自己利益最大化：即相互协作，共同获利。不少女性碍于同事情面，或者自身职务较低，慑于领导权威或无形的压力，在“大贪”示范效应下，加入共同犯罪的阵营，体现利益驱动下经济人的本质。72名女性罪犯中，17人系从犯，仅有1人为主犯。如姜某职务侵占案中，受上级曹某指使，两次填写虚假的请款单，共同侵吞公司七万余元。无独有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反贪局对六名女性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六名犯罪嫌疑人不约而同地陈述：“我不清楚是否违法，但别人这么干，所以我也这么干。” （三）手段特征
1.长期性、周期性。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细心，使其犯罪大多呈现出一种周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较为隐蔽和具有欺骗性，堪比“蚂蚁搬家”。如韩某和王某系收银员，多次尝试并成功猜测电脑系统用户名及密码，多次修改网点公司会员卡储值优惠数据，截留售卡收入，共计四万余元。
2. 利用制度漏洞。女性能够敏锐察觉到单位制度的漏洞，动足脑筋、为其所用。如潘某任经理助理，发现财务在结算快递业务费用时存在不核实快递底单等漏洞，即伙同快递业务员夏某，通过虚构快递业务或虚报快递货物重量等手法骗取费用，共侵吞资金近114万元。
3.犯罪方法翻新。女性职务犯罪已不限于传统的重复报账、冒充领导签名等手段，为从账面上直接反映，手段日益高智化：一是手段新。如翟某采用将不同桌消费的产品和金额并入同一账单，在保存前人为切断POS机电源，利用POS机重启后被并入的消费产品和金额消失之机，将POS机内消失的消费金额侵占的手法，侵吞公司营业款。二是水平高。如杜某负责数据库管理，将公司数据库系统中存有的网络游戏道具兑换券激活码，复制到其暂住地的电脑中，再由陈某通过网络平台将游戏道具兑换券激活码予以销售。三是侦查难度大。如张某注册另一公司，将其注册的公司作为任职公司的经销商，将任职公司的客户转移至注册公司并购买产品，侵占任职公司的利润。这些作案技术手段新、隐蔽性大，不易被发现，增加了侦查的难度。
三、女性职务犯罪防范路径养成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心理学家马提娜霍娜概括到，“聪明的妇女为双重绳索所缚……如果事业失败了，她就达不到其成就的标准；如果成功了，那么她就辜负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望。”
不少当代女性追求职场成功过程中往往难逃两种“宿命”：一是与男性趋同化。为了更好地融入职场，女性不自觉地淡化性别差异，甚至表现出部分男性气质特征，如果断、大胆、雷厉风行等，俗称“男人婆”、“女强人”。二是背负双重压力。女性职员因为传统的社会定位需兼顾家庭和事业。男人则较少面对这些挑战和忧虑，社会规范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他们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进而让配偶肩负起家庭重任。个人主义（妇女寻求个人的和职业上的成就，要求自由追求她个人的利益）越强烈，家庭主义（妇女使其生活环绕着丈夫和孩子转）就越弱。
因此，笔者认为女性职务犯罪的防范路径也可以从两方面建构：一是以一般职务犯罪防范路径为基础；二是以情感、教育、制度三重干预为核心路径。
1.情感：构建心理干预机制，挣脱所附“双重束缚”。
如上所述，女性易为各种“情”所困，甚至“误入歧途”。为挣脱“双重束缚”带来的过大压力，社会、单位乃至家庭应共同构建心理干预机制，不仅关注女性生理健康，更应该着眼于心理健康，经常对女性职员进行心理疏导，采取人性化关怀的方式多沟通，如果员工经济确属困难可予以一定的补助，防止员工采用极端或非法方式解决问题。犯罪经济学表明，女性职务犯罪被发现的几率越低，预期收益大于犯罪的预期成本，女性越容易犯罪。与“双重束缚”相伴的是“双重成本”。为预防犯罪应增加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显性成本是指谋取私人利益、滥用公共权力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可以适当地增加罚金刑，以避免出现“牺牲一人，幸福全家”的心理；隐形成本是失去本该享受的各种待遇。应该突出“家庭生活损坏”和“职场评价降等”两方面成本。有关部门要提高发现和突破女性职务犯罪的能力，根据其易配合单位和司法机关的特点，教育挽救和依法惩治并重。
2.教育：培养女性独立意识，提高自主判断能力。
从众犯罪多囿于“不独立”。一是情感的不独立。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官本位”、“拜金主义”等价值观不断冲击人们的思想，同时“家本位”的价值观仍然牢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要求女性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甚于“女强人”，多重价值观的叠加使其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易为感情或者家庭铤而走险。二是职场地位的不独立。女性从属地位使其遭受话语权的流失，在上级或者同事违法乱纪时，出于“自保”与共犯“同流合污”。有鉴于此，应该对女性员工进行有针对性、有层次和实效的教育活动，通过生动、感性的方式对其进行“感化”，帮其厘清爱情、友情等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贪内助”现象，很多男性贪官落马，有一半是其妻子、情人的“功劳”。如今新型的权钱交易不同于过去的单一交易，更加间接和隐蔽，受贿活动中存在一方授意请托人将财物交付特定关系人的情况，故后续监督必须延伸至“身边人”。
3.制度：营造职场平等氛围，审慎选拔女性干部。
从女性“补偿心理”的犯罪动因可知：虽然“男女平等，重视女干部培养”的理念逐渐形成，但隐形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女秘书被戏谑为“小秘（蜜）”，女性孕期、哺乳期等特殊情况使女性无论在录用或者升迁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即遭遇“玻璃天花板”，诱使其产生心理上的“失衡”。要从源头上杜绝女性职务犯罪，应在全社会营造男女平等、一视同仁的氛围，以能力而非性别等作为评价的标准。很多人认为女性胆小、怕事，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歧视，对于女性职员的录用、职务安排应当同样谨慎，从源头上把好用人关、入口关。在提拔女干部时，不仅要考察业务素质，更要注重思想道德等素质，特别是对于有挪用资金罪等前科的人员，在录用、提拔时要慎之再慎。“同工同酬”等早已被宪法赋权，但现需全面构建“非纸面上的”男女平等制度：即对法规的实际操作以及深植于民众脑海的“平等”观念，真正破除“天花板”，消除“女性利用性别优势甚至色相才能晋升”的流言等。这种平等不是机械、形式上的，而是建立在尊重女性客观特征的、人性化的、具有实质内涵的平等，唯有如此方能真正有效地遏制女性犯罪、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