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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时，谢赫与姚最同样以“六法”作为绘本标准，却产生很大的分歧，主要是因为谢赫囿于齐梁宫廷审美趣味，一味要求画家“六法”均具和“该备形妙”；而姚最在品评中则以“气韵生动”为最高美学原则。对“六法”的把握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到了唐代，张彦远等人对顾恺之作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也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画论。本文从谢赫和姚最的矛盾入手，试分析从魏晋到唐画论的变革发展，以及对中国绘画史产生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