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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学会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16家社团之一。
12月6日，中国诗歌学会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该会前任副秘书长祁人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正式立为刑事案件。
通告称，祁人侵占该会举办的“诗歌万里行”活动收入和利益;冒领获取各种报酬和费用近40万元;仅通过两个账户和其他途径就转移、侵吞了近500万元巨额资金提现……同日，祁人发布声明否认自己被立案，并称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某以学会名义对其“造谣污蔑”。
2017年，祁人与中国诗歌学会的矛盾曾一度公开化、白热化，后来双方达成处理共识，并各自从网上下撤了指责对方的文章。此次战火突然重燃，再次引发关注。
诗歌圈，这一看似清雅的圈子，近年来内部纷争不断。诗人间大打口水仗，互相指责，甚至对簿公堂的案例屡见不鲜。有受访者把诗歌界乱象比喻为“露天矿场”，“一些问题，不用去挖，一眼就看到了”。
在名利争夺的背后，真相難辨，诗歌创作的初衷却渐行渐远。
中国诗歌学会在上述通告中称：2020年 11 月 4 日，该会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祁人于1994年～2012年4月期间，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财务负责人。长期以来，中国诗歌学会陆续收到一些诗人和单位的反映，称祁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成立两家公司侵占中国诗歌学会举办的“诗歌万里行”活动的收入和利益。
通告称，初步证明：祁人在1998年1月～2011年，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先后以代领工资和劳务费等方式，冒领获取各种报酬和费用近40万元;仅通过中国诗歌学会影视诗歌专业委员会、中国诗歌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这两个账户和其他途径就转移、侵吞了近500万元巨额资金提现（以上两个账户已被祁人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销户 ）;利用私（虚）开发票和收据等手段，侵吞中国诗歌学会收入;隐瞒“诗歌万里行”活动收入，侵占中国诗歌学会的利益……
中国诗歌学会章程称，该会是全国性的诗歌学术团体，是诗人、诗歌理论家、诗歌编辑家、诗歌翻译家和诗学教育工作者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该学会官网显示，学会是1994年由中国作家协会申报，经中宣部批准成立，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国家一级社团。艾青、臧克家是首任会长。
现任会长骆英（本名黄怒波），资料显示，黄怒波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95年4月，创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任董事长。2020年5月12日，他以75亿元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420位。
2004年7月1日，“中国诗歌万里行”启动仪式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新县城举行。图/中新
祁人毕业于四川师大政教系，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参与中国诗歌学会的创建，担任过该会常务副秘书长。祁人称，1990年代，他从四川往返北京，拜访冰心、艾青、贺敬之、臧克家等文坛前辈，创办《中国诗人报》，最终在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玛拉沁夫等人的支持下，登记成立了中国诗歌学会，一年多后就吸收会员1000多人。
12月7日，即中国诗歌学会爆出祁人被立案后的次日，祁人在微博发文回应称，“本人现在一切正常，此公告系黄某（指黄怒波）不择手段，为达阴险目的的造谣。”12月8日，祁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他正做网上证据保全，走法律程序。“我现在无论发多少言都没有意义，现在对网上传播的污蔑证据进行证据保全是第一要事，随之启动法律维权。”
他还称，黄某未经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和换届领导小组的研究同意，自以为有公章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以中国诗歌学会名义发布公告污蔑诽谤，“我很遗憾，黄某和我的个人恩怨，对中国诗歌学会的声誉造成了如此不好的影响。”
当被问及是否涉及通告中提到的诸多问题时，祁人未正面回应，他只是反问道，“如果我说没有，你们信吗？”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马瑾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是公安办案阶段，我们不方便透露太多信息。等（祁人）被批捕了，（我们）会向媒体提供大量的、详细的证据材料。”
中国诗歌学会与祁人的矛盾，与中国诗歌万里行的主办权之争密切相关。
该活动可追溯至2004年4月28日，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在北京拉开序幕。时任副秘书长的祁人介绍，该活动将作为一项长期宏大的诗歌工程，以市场化、产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的形式，实施“壹拾百千万”工程，即最终实现打造1个品牌、创造10个基地、走进100个城市、扶持1000个诗社、培养10000名作者的成果。为推动该活动的进行，该项活动组委会还将启动企业招标、冠名和实施中国诗歌万里行“商务形象大使”等一系列新举措。
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阵容豪华，总顾问和主任由时任中国作协领导担任，祁人任副主任兼总策划。工作班子实行秘书长负责制，组委会秘书长为祁人。
组委会对外称，中国诗歌万里行是由北京拿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中国诗歌学会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主办的，合作期限自2004年5月19日起至2012年5月18日止。8年合作期满后，该活动由《星星》诗刊等多家全国诗歌报刊杂志共同主办。天眼查显示，2001年6月12日，拿来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严谨，股东为祁人和严谨。
合作十余年后，中国诗歌学会第一次对祁人发难，是在2017年5月3日。中国诗歌学会发表声明称，该会是在祁人隐瞒了拿来公司是他和妻子严谨注册成立的公司的情况下，才与该公司签署了八年的合作协议。八年期间涉及金额巨大，但中国诗歌学会没有获得过任何经济回报。 2017年5月6日，活动组委会则回应称，2012年5月之前的中国诗歌万里行一直是拿来公司独家享有的品牌，在“八年合作协议”中有明确权属规定，中国诗歌学会仅仅是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从未享有过“诗歌万里行”的品牌。八年中活动的所有经费都打入了中国诗歌学会的账号。
2017年5月11日，双方矛盾升级。中国诗歌学会在网上发布《祁人先生，把中国诗歌学会的钱交回来！》一文称，学会聘请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专项审计，结论是：该学会主办中国诗歌万里行8年，仅收到了4起冠名赞助费，共计人民币6万元，“请祁人先生回答：中国诗歌学会的钱，去哪儿了？”
该文还向祁人发问：“为什么中国诗歌万里行去广东中山市8次，仅有1次交回1万元。据知情人反映，每次活动收费都有百万元左右的收入。其他的钱，你不会不知道吧？”“有领导常年担任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的重要职务，为你站台。你可能花费较大，但也不应该把属于中国诗歌学会的钱搞得说不清了。”
彼时，黄怒波曾回應说：“我只是希望借这个机会给诗歌界带来点清新的东西，要不大家都比着挣钱，就会出大问题。诗歌是美好的，但是人很脏，这是诗歌界普遍的一个问题。”
中国诗歌学会也发出声明称，自2012年4月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后，祁人不再在中国诗歌学会工作，更不担任副秘书长职务，保留追究其继续使用学会职务法律责任的权利。
祁人则对此做了另一番解释，由于最初中国诗歌万里行与中国诗歌学会联合举办，当时的秘书长张同吾是个事必躬亲的人，而自己那时在外面兼职，因此过问较少，“有些地方并没有签协议，2012年5月以后，拿来公司独立承接这一品牌，并注册了‘中国诗歌万里行’的商标，活动才渐渐规范起来，也会签较为正规的协议。”2015年8月8日，张同吾去世，享年77岁。他曾参与创建中国诗歌学会，并担任该会秘书长长达17年。
不久，祁人和中国诗歌学会的矛盾在公开化后，又离奇地迅速降温。中国诗歌学会一位理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双方争议已达成“内部协调由组织处理”的共识，双方撤下了所有争议微信和网上文章。
祁人则称，黄怒波在网上发布《祁人先生，把中国诗歌学会的钱交回来！》一文，后来黄虽然撤除网上的内容，但他以拿来公司名义起诉了传播该条内容的郑某，经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判，判决郑某道歉并赔偿5万元。
祁人所称的郑某，为南宁诗人郑正西。郑正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与祁人的官司之所以败诉，并非如祁人所说，而是法院认为他在博客中用词过激。2018年1月15日，郑正西在博客上发表《中国诗歌万里行是什么玩意儿？》一文，质疑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不就是一个诗歌旅游团吗？”“联系到钱了，拟个名单，想请谁去玩一趟就通知谁，带上一块印好‘中国诗歌万里行’的红布，就开始行了……”
朝阳法院审理后认为，郑正西写的“诗歌旅游团”“借诗歌敛财联盟”等部分负面内容及评论无确凿证据，存在揣度附会、低俗粗鄙之处，已经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批评的合理限度。
郑正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有中国作协的省部级领导为该活动站台等原因，所以中国诗歌万里行畅通无阻。曾有参加过该活动的诗人告诉他，活动到哪里去开展，组委会先联系当地，对方同意后，祁人来定哪些诗人去参加，“一般每次20人左右，食宿地方上负责，而且还会得到一笔数千元的稿费”。
诗歌界对“中国诗歌万里行”的质疑由来已久。博主“中国酋长”曾称，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严重的隐蔽性腐败行为，他们以“深入基层”等美名，去全国各地公费旅游、走马观花，相当于政府官员以“学习考察”的名义公费出国旅游。
尽管受到争议，但该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20年11月29日，第五届中国诵读艺术家颁奖盛典在京举行，中国诗歌万里行荣获“2019中国诵读文学事业贡献奖”，祁人登台领奖。中国诗歌诵读艺术节组委会主任项建新在颁奖时表示，至今，中国诗歌万里行已组织全国1000多位诗人、诵读家，走进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英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一共走了133站。
“祁黄之争”，从多年前的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换届，就已经开始埋下伏笔。
2012年，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后数年内，人事变故频繁。2013年2月14日，时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雷抒雁逝世。同年11月12日，时任会长韩作荣逝世。2015年2月11日，主持工作的时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小雨病逝。
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时任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的张同吾等人动员黄怒波做会长，但他表示“不想趟这个水”。 2015年8月8日，张同吾去世，在弥留之际，他找到黄怒波，希望后者能帮助学会渡过这个难关。
同年12月9日，中国诗歌学会对选票进行统计，56位常务理事，最后收回48票，都是赞成，为所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有效选举，按照学会章程，黄怒波担任会长。同年12月18日，民政部发布通知，对黄怒波担任会长予以备案。一周后，学会法人代表由程步涛变更为黄怒波。
但在祁人看来，黄怒波当上会长是非法的。他介绍，中国诗歌学会如进行换届，需要向中国作协提交申请，并上报候选人名单。作协审核通过后，会以正式的文件批复给中国诗歌学会，随后，方可到民政局进行法定代表人的更改。祁人称，黄怒波是在未经作协同意的情况下，私下召集理事进行投票，“发一封信函给理事们，每一个人签个名回来，这就算他的投票了，这是不符合程序的”。
2017年5月10日，祁人在博客中实名举报黄怒波，称自2014年以来，黄先后6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黄不能担任中国诗歌学会的法人、会长等职务。2015年12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称，凡因有偿还能力但拒不偿还全部或部分到期债务，被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然人（即“老赖”），将受到信用惩戒，不得在全国范围内担任任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黄怒波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这在企业经营过程难以避免，“现在失信，说不定我下个月全解决了呢？” 双方交锋的另一个问题，是捐赠罗生门。2005年，中坤投资集团曾公开表示向中国诗歌学会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祁人曾跟媒体透露，“当时说的是10年，每年100万”，但截至2012年，实际到账为150万元左右。
黄怒波则回应，这些年来，他陆陆续续给中国诗歌学会捐了600多万元，只要学会有活动需要经费，就会捐一些，但从未过问过这笔钱用到哪儿了。直到当了会长之后，才发现这么多年捐出去的钱根本不在诗歌学会的账目上。“都这么乱了，我还怎么捐？”
在黄怒波看来，他之所以遭遇一些指责，是因为他担任会长后，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你都不能想象财务有多乱，惊心动魄，账都没有。半年的票据在一个袋子里放着，大量的钱都不见了。”他要求，从会长到理事，在外面参加活动，所有的钱，签了合同必须回到账上。“我在诗歌学会一分钱都不拿，哪怕是出去演讲的费用我也交回来，交到账上，我自己先带头做。”
在黄怒波任职会长期间，中国诗歌学会大量发展会员，按照3年500元钱的标准收取，也为学会增添了一些经费。短短两年，中国诗歌学会的会员数量从2000多人增加到5000人左右。目前，中国诗歌学会官网发布的《会员管理办法》中，对个人会员的申请条件为：“在国家管理部门获准发行的文学期刊或报纸发表诗歌作品不少于20首等8项要求。”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满足其中任一项，均可申请入会。
祁人却认为，黄怒波大量发展会员，收取会费是其目的之一。“中国诗歌学会是全国有相当创作成果的诗人才能加入的”，祁人称，在他负责日常工作的十多年中，对于诗人申请入会有较高的标准，要么是已经出版一本书以上并加入省级作协的人，如果未加入省级作协则需出版两本书以上，会象征性地收取50元会费，“十多年的时间大概收过两三次”。
对于时隔多年后，两人再生龃龉，祁人认为，是因为黄怒波已被撤销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职务所致。“中国作协正式任命王山同志为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成立了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国作协清理整顿中国诗歌学会之际，黄某发布所谓通告，意在扰乱中国作协对中国诗歌学会的整顿，以此搞乱诗坛，其实是痴心妄想。”
12月6日，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工作小组发布通告称，黃怒波已在重启换届工作时的理事意见征求函中，向全体理事表达了“不再担任新一届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的意愿，并通过学会秘书处报告至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
关于中国诗歌的“祁黄之争”，诗生活网发表的一篇署名作者为雷索的文章编后语认为，“对于诗歌推广与宣传工作，至今为止都缺少一套良性发展的商业模式。或者说，在主流的商业体系中，诗歌宣传推广模式的探索和实验还很欠缺。诗歌活动如何合理地参与到主流商业体系当中，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如何更广泛地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参与其中，特别是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参与进来，这恐怕是所有有志于从事诗歌推广传播的人所需要潜心思考的问题。”
诗人郑正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因常年对诗坛中存在学历造假、权钱权色交易、不懂诗歌还当领导等乱象进行发文抨击或举报，得罪过不少人。郑正西是湖北黄石人，现居住在南宁，曾任国家公务员，退休前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职称为副编审。他把诗歌界乱象比喻为“露天矿场”，“一些问题，不用去挖，一眼就看到了”。
“诗歌的发表、评奖、选秀等关系化，会导致黑白颠倒，好诗上不了台，劣诗庸诗大行其道。”郑正西称，诗人之所以热衷与参加这些活动，因为有名利可图。在一些知名诗歌刊物或活动上获奖后，诗人就会名气大增，回到地方上后，还可能得到地方上的奖励，并受到很多刊物约稿和一些重要活动的邀请，而出席这些活动的人员中，不乏一些热爱诗歌、附庸风雅的企业家、官员等。诗人挤进这样的圈子后，也拓展了自己人脉。
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李发模曾撰文称，诗之病，一是“诗离人远去，人离诗远去”;二是在“自我”圈里把“你”和“他”划在圈外，画地为狱;三是一哄而起的“恶搞”，真正意义的诗歌日趋贫乏与苍白;四是某些诗人、编辑、选家和诗评论家各玩“花招”，既玩弄和误导了读者和初学写诗的作者，又把诗歌推到了边缘，越来越远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危害中国诗歌的未来。
12月6日，中国诗歌学会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该会前任副秘书长祁人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正式立为刑事案件。
通告称，祁人侵占该会举办的“诗歌万里行”活动收入和利益;冒领获取各种报酬和费用近40万元;仅通过两个账户和其他途径就转移、侵吞了近500万元巨额资金提现……同日，祁人发布声明否认自己被立案，并称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某以学会名义对其“造谣污蔑”。
2017年，祁人与中国诗歌学会的矛盾曾一度公开化、白热化，后来双方达成处理共识，并各自从网上下撤了指责对方的文章。此次战火突然重燃，再次引发关注。
诗歌圈，这一看似清雅的圈子，近年来内部纷争不断。诗人间大打口水仗，互相指责，甚至对簿公堂的案例屡见不鲜。有受访者把诗歌界乱象比喻为“露天矿场”，“一些问题，不用去挖，一眼就看到了”。
在名利争夺的背后，真相難辨，诗歌创作的初衷却渐行渐远。
互相举报
中国诗歌学会在上述通告中称：2020年 11 月 4 日，该会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祁人于1994年～2012年4月期间，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财务负责人。长期以来，中国诗歌学会陆续收到一些诗人和单位的反映，称祁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成立两家公司侵占中国诗歌学会举办的“诗歌万里行”活动的收入和利益。
通告称，初步证明：祁人在1998年1月～2011年，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先后以代领工资和劳务费等方式，冒领获取各种报酬和费用近40万元;仅通过中国诗歌学会影视诗歌专业委员会、中国诗歌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这两个账户和其他途径就转移、侵吞了近500万元巨额资金提现（以上两个账户已被祁人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销户 ）;利用私（虚）开发票和收据等手段，侵吞中国诗歌学会收入;隐瞒“诗歌万里行”活动收入，侵占中国诗歌学会的利益……
中国诗歌学会章程称，该会是全国性的诗歌学术团体，是诗人、诗歌理论家、诗歌编辑家、诗歌翻译家和诗学教育工作者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该学会官网显示，学会是1994年由中国作家协会申报，经中宣部批准成立，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国家一级社团。艾青、臧克家是首任会长。
现任会长骆英（本名黄怒波），资料显示，黄怒波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95年4月，创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任董事长。2020年5月12日，他以75亿元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420位。
祁人毕业于四川师大政教系，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参与中国诗歌学会的创建，担任过该会常务副秘书长。祁人称，1990年代，他从四川往返北京，拜访冰心、艾青、贺敬之、臧克家等文坛前辈，创办《中国诗人报》，最终在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玛拉沁夫等人的支持下，登记成立了中国诗歌学会，一年多后就吸收会员1000多人。
12月7日，即中国诗歌学会爆出祁人被立案后的次日，祁人在微博发文回应称，“本人现在一切正常，此公告系黄某（指黄怒波）不择手段，为达阴险目的的造谣。”12月8日，祁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他正做网上证据保全，走法律程序。“我现在无论发多少言都没有意义，现在对网上传播的污蔑证据进行证据保全是第一要事，随之启动法律维权。”
他还称，黄某未经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和换届领导小组的研究同意，自以为有公章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以中国诗歌学会名义发布公告污蔑诽谤，“我很遗憾，黄某和我的个人恩怨，对中国诗歌学会的声誉造成了如此不好的影响。”
当被问及是否涉及通告中提到的诸多问题时，祁人未正面回应，他只是反问道，“如果我说没有，你们信吗？”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马瑾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是公安办案阶段，我们不方便透露太多信息。等（祁人）被批捕了，（我们）会向媒体提供大量的、详细的证据材料。”
“诗歌万里行”收益之争
中国诗歌学会与祁人的矛盾，与中国诗歌万里行的主办权之争密切相关。
该活动可追溯至2004年4月28日，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在北京拉开序幕。时任副秘书长的祁人介绍，该活动将作为一项长期宏大的诗歌工程，以市场化、产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的形式，实施“壹拾百千万”工程，即最终实现打造1个品牌、创造10个基地、走进100个城市、扶持1000个诗社、培养10000名作者的成果。为推动该活动的进行，该项活动组委会还将启动企业招标、冠名和实施中国诗歌万里行“商务形象大使”等一系列新举措。
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阵容豪华，总顾问和主任由时任中国作协领导担任，祁人任副主任兼总策划。工作班子实行秘书长负责制，组委会秘书长为祁人。
组委会对外称，中国诗歌万里行是由北京拿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中国诗歌学会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主办的，合作期限自2004年5月19日起至2012年5月18日止。8年合作期满后，该活动由《星星》诗刊等多家全国诗歌报刊杂志共同主办。天眼查显示，2001年6月12日，拿来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严谨，股东为祁人和严谨。
合作十余年后，中国诗歌学会第一次对祁人发难，是在2017年5月3日。中国诗歌学会发表声明称，该会是在祁人隐瞒了拿来公司是他和妻子严谨注册成立的公司的情况下，才与该公司签署了八年的合作协议。八年期间涉及金额巨大，但中国诗歌学会没有获得过任何经济回报。 2017年5月6日，活动组委会则回应称，2012年5月之前的中国诗歌万里行一直是拿来公司独家享有的品牌，在“八年合作协议”中有明确权属规定，中国诗歌学会仅仅是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从未享有过“诗歌万里行”的品牌。八年中活动的所有经费都打入了中国诗歌学会的账号。
2017年5月11日，双方矛盾升级。中国诗歌学会在网上发布《祁人先生，把中国诗歌学会的钱交回来！》一文称，学会聘请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专项审计，结论是：该学会主办中国诗歌万里行8年，仅收到了4起冠名赞助费，共计人民币6万元，“请祁人先生回答：中国诗歌学会的钱，去哪儿了？”
该文还向祁人发问：“为什么中国诗歌万里行去广东中山市8次，仅有1次交回1万元。据知情人反映，每次活动收费都有百万元左右的收入。其他的钱，你不会不知道吧？”“有领导常年担任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的重要职务，为你站台。你可能花费较大，但也不应该把属于中国诗歌学会的钱搞得说不清了。”
彼时，黄怒波曾回應说：“我只是希望借这个机会给诗歌界带来点清新的东西，要不大家都比着挣钱，就会出大问题。诗歌是美好的，但是人很脏，这是诗歌界普遍的一个问题。”
中国诗歌学会也发出声明称，自2012年4月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后，祁人不再在中国诗歌学会工作，更不担任副秘书长职务，保留追究其继续使用学会职务法律责任的权利。
祁人则对此做了另一番解释，由于最初中国诗歌万里行与中国诗歌学会联合举办，当时的秘书长张同吾是个事必躬亲的人，而自己那时在外面兼职，因此过问较少，“有些地方并没有签协议，2012年5月以后，拿来公司独立承接这一品牌，并注册了‘中国诗歌万里行’的商标，活动才渐渐规范起来，也会签较为正规的协议。”2015年8月8日，张同吾去世，享年77岁。他曾参与创建中国诗歌学会，并担任该会秘书长长达17年。
不久，祁人和中国诗歌学会的矛盾在公开化后，又离奇地迅速降温。中国诗歌学会一位理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双方争议已达成“内部协调由组织处理”的共识，双方撤下了所有争议微信和网上文章。
祁人则称，黄怒波在网上发布《祁人先生，把中国诗歌学会的钱交回来！》一文，后来黄虽然撤除网上的内容，但他以拿来公司名义起诉了传播该条内容的郑某，经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判，判决郑某道歉并赔偿5万元。
祁人所称的郑某，为南宁诗人郑正西。郑正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与祁人的官司之所以败诉，并非如祁人所说，而是法院认为他在博客中用词过激。2018年1月15日，郑正西在博客上发表《中国诗歌万里行是什么玩意儿？》一文，质疑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不就是一个诗歌旅游团吗？”“联系到钱了，拟个名单，想请谁去玩一趟就通知谁，带上一块印好‘中国诗歌万里行’的红布，就开始行了……”
朝阳法院审理后认为，郑正西写的“诗歌旅游团”“借诗歌敛财联盟”等部分负面内容及评论无确凿证据，存在揣度附会、低俗粗鄙之处，已经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批评的合理限度。
郑正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有中国作协的省部级领导为该活动站台等原因，所以中国诗歌万里行畅通无阻。曾有参加过该活动的诗人告诉他，活动到哪里去开展，组委会先联系当地，对方同意后，祁人来定哪些诗人去参加，“一般每次20人左右，食宿地方上负责，而且还会得到一笔数千元的稿费”。
诗歌界对“中国诗歌万里行”的质疑由来已久。博主“中国酋长”曾称，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严重的隐蔽性腐败行为，他们以“深入基层”等美名，去全国各地公费旅游、走马观花，相当于政府官员以“学习考察”的名义公费出国旅游。
尽管受到争议，但该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20年11月29日，第五届中国诵读艺术家颁奖盛典在京举行，中国诗歌万里行荣获“2019中国诵读文学事业贡献奖”，祁人登台领奖。中国诗歌诵读艺术节组委会主任项建新在颁奖时表示，至今，中国诗歌万里行已组织全国1000多位诗人、诵读家，走进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英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一共走了133站。
会长换届风波
“祁黄之争”，从多年前的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换届，就已经开始埋下伏笔。
2012年，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后数年内，人事变故频繁。2013年2月14日，时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雷抒雁逝世。同年11月12日，时任会长韩作荣逝世。2015年2月11日，主持工作的时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小雨病逝。
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时任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的张同吾等人动员黄怒波做会长，但他表示“不想趟这个水”。 2015年8月8日，张同吾去世，在弥留之际，他找到黄怒波，希望后者能帮助学会渡过这个难关。
同年12月9日，中国诗歌学会对选票进行统计，56位常务理事，最后收回48票，都是赞成，为所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有效选举，按照学会章程，黄怒波担任会长。同年12月18日，民政部发布通知，对黄怒波担任会长予以备案。一周后，学会法人代表由程步涛变更为黄怒波。
但在祁人看来，黄怒波当上会长是非法的。他介绍，中国诗歌学会如进行换届，需要向中国作协提交申请，并上报候选人名单。作协审核通过后，会以正式的文件批复给中国诗歌学会，随后，方可到民政局进行法定代表人的更改。祁人称，黄怒波是在未经作协同意的情况下，私下召集理事进行投票，“发一封信函给理事们，每一个人签个名回来，这就算他的投票了，这是不符合程序的”。
2017年5月10日，祁人在博客中实名举报黄怒波，称自2014年以来，黄先后6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黄不能担任中国诗歌学会的法人、会长等职务。2015年12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称，凡因有偿还能力但拒不偿还全部或部分到期债务，被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然人（即“老赖”），将受到信用惩戒，不得在全国范围内担任任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黄怒波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这在企业经营过程难以避免，“现在失信，说不定我下个月全解决了呢？” 双方交锋的另一个问题，是捐赠罗生门。2005年，中坤投资集团曾公开表示向中国诗歌学会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祁人曾跟媒体透露，“当时说的是10年，每年100万”，但截至2012年，实际到账为150万元左右。
黄怒波则回应，这些年来，他陆陆续续给中国诗歌学会捐了600多万元，只要学会有活动需要经费，就会捐一些，但从未过问过这笔钱用到哪儿了。直到当了会长之后，才发现这么多年捐出去的钱根本不在诗歌学会的账目上。“都这么乱了，我还怎么捐？”
在黄怒波看来，他之所以遭遇一些指责，是因为他担任会长后，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你都不能想象财务有多乱，惊心动魄，账都没有。半年的票据在一个袋子里放着，大量的钱都不见了。”他要求，从会长到理事，在外面参加活动，所有的钱，签了合同必须回到账上。“我在诗歌学会一分钱都不拿，哪怕是出去演讲的费用我也交回来，交到账上，我自己先带头做。”
在黄怒波任职会长期间，中国诗歌学会大量发展会员，按照3年500元钱的标准收取，也为学会增添了一些经费。短短两年，中国诗歌学会的会员数量从2000多人增加到5000人左右。目前，中国诗歌学会官网发布的《会员管理办法》中，对个人会员的申请条件为：“在国家管理部门获准发行的文学期刊或报纸发表诗歌作品不少于20首等8项要求。”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满足其中任一项，均可申请入会。
祁人却认为，黄怒波大量发展会员，收取会费是其目的之一。“中国诗歌学会是全国有相当创作成果的诗人才能加入的”，祁人称，在他负责日常工作的十多年中，对于诗人申请入会有较高的标准，要么是已经出版一本书以上并加入省级作协的人，如果未加入省级作协则需出版两本书以上，会象征性地收取50元会费，“十多年的时间大概收过两三次”。
对于时隔多年后，两人再生龃龉，祁人认为，是因为黄怒波已被撤销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职务所致。“中国作协正式任命王山同志为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成立了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国作协清理整顿中国诗歌学会之际，黄某发布所谓通告，意在扰乱中国作协对中国诗歌学会的整顿，以此搞乱诗坛，其实是痴心妄想。”
12月6日，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工作小组发布通告称，黃怒波已在重启换届工作时的理事意见征求函中，向全体理事表达了“不再担任新一届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的意愿，并通过学会秘书处报告至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
商业化边界
关于中国诗歌的“祁黄之争”，诗生活网发表的一篇署名作者为雷索的文章编后语认为，“对于诗歌推广与宣传工作，至今为止都缺少一套良性发展的商业模式。或者说，在主流的商业体系中，诗歌宣传推广模式的探索和实验还很欠缺。诗歌活动如何合理地参与到主流商业体系当中，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如何更广泛地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参与其中，特别是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参与进来，这恐怕是所有有志于从事诗歌推广传播的人所需要潜心思考的问题。”
诗人郑正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因常年对诗坛中存在学历造假、权钱权色交易、不懂诗歌还当领导等乱象进行发文抨击或举报，得罪过不少人。郑正西是湖北黄石人，现居住在南宁，曾任国家公务员，退休前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职称为副编审。他把诗歌界乱象比喻为“露天矿场”，“一些问题，不用去挖，一眼就看到了”。
“诗歌的发表、评奖、选秀等关系化，会导致黑白颠倒，好诗上不了台，劣诗庸诗大行其道。”郑正西称，诗人之所以热衷与参加这些活动，因为有名利可图。在一些知名诗歌刊物或活动上获奖后，诗人就会名气大增，回到地方上后，还可能得到地方上的奖励，并受到很多刊物约稿和一些重要活动的邀请，而出席这些活动的人员中，不乏一些热爱诗歌、附庸风雅的企业家、官员等。诗人挤进这样的圈子后，也拓展了自己人脉。
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李发模曾撰文称，诗之病，一是“诗离人远去，人离诗远去”;二是在“自我”圈里把“你”和“他”划在圈外，画地为狱;三是一哄而起的“恶搞”，真正意义的诗歌日趋贫乏与苍白;四是某些诗人、编辑、选家和诗评论家各玩“花招”，既玩弄和误导了读者和初学写诗的作者，又把诗歌推到了边缘，越来越远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危害中国诗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