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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国文学史》课程本身容易产生教学不合一的流弊，但如果教师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意把课堂教学与中国当下现实以及学生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种流弊是可以克服的，本文以“知识分子”问题、“儿童本位”和“幽默之道”三个实例加以说明。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中国当下；兴趣；教学合一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1-0126-03
所谓“外国文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外的各国家、各民族、各语种文学的总称。欧美文学史从古希腊文学开始，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东方文学的历史更为悠久，已经走过了大约五千年的历史。上下几千年，东西方各国人民创造了无数优美的文学作品，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外国与中国，历史与当下，隔了两层，就像是两条平行线，似乎永远没有交集，于是就有了让学生记不住的古里古怪的人名、地名，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的风俗习惯，很自然使学生产生一种“想说爱你不容易”的感觉。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习得知识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输入”，而应该是主动地参与到知识的习得过程中。也就是说只有当学生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对要学习的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大脑才会因适宜的刺激而产生灵感，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那么怎么克服学生学习《外国文学史》的障碍、膈膜，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呢？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史》教学中注意联系适当的中国当下因素，不失为有效方法之一。
一、“知识分子”问题
在讲19世纪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生平创作时，一定要讲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当时法军某部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一年后，法国情报人员通过德国间谍了解到德雷福斯完全是被冤枉的，但法国军方却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不择手段掩盖真相，制造伪证，拒不为德雷福斯平反。这时，案件受到了一位著名作家的关注，他就是爱弥尔·左拉。左拉对案件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确信被告是被冤枉的，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了为德雷福斯伸冤的斗争。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左拉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常是一个人承受着整个国家机器与反动保守势力的压力，他发表著名的《我控诉》的大无畏行为，他被判刑后坚持斗争的勇气，以及最后他所赢得了的彻底胜利，都已载入了史册。在法国作家中，像他这样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在他之前有伏尔泰和雨果，左拉与他们构成了法国文学史上作家兼斗士的光荣传统。众所周知，法文中的“知识分子”一词诞生于德雷福斯事件期间①，由于德雷福斯事件是促成法国知识分子的催化剂，此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关系异常密切而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事件”，左拉（即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斗争及取得的胜利使法国知识界出现了向左转的势头，因而“20世纪各个时期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当作自己谱系中的英雄，并每每把自己视为他们的继承人”。[1]被誉为20世纪人类良心的萨特，积极充当法国监狱改革先锋的福柯……上述人士已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是一个在当今中国传媒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尽管学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很有影响的是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其名著《士与中国文化》中对“知识分子”所做的界定，他认为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2]。从余英时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和西方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体认，我们可以看出都是与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不管哪个时代，知识阶层中“所谓‘智者’是非常非常多的，最缺少的甚至是非常罕见的反而是‘勇者’。”[3]而当下“80后”的韩寒应该是个例外，也比较能吸引文学圈子以外的青年人及普通老百姓，可以说“网络为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平台”[3]，通过韩寒这个学生都很熟悉的赛车手、作家，可以使学生思考中西知识分子问题，走出课堂，从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二、“儿童本位”与“幽默之道”
作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马克·吐温是《外国文学史》必讲的美国经典作家，他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不仅以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思想著称，而且都属于青少年题材作品。马克·吐温以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对待财富、宗教等事物态度上的区别，他“从儿童本位价值观出发，肯定和赞美了顽童的生命活力和天真纯洁的本质。”[4]堪称是美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2011年12月5日，搜狐微博博主“村头树”发布了一组图片，引起众多网友的“围观”。微博中独家刊载了《斗妈大全》一书一时被人们围观，连呼神作。因为它写出了一些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共同心声。孩子之所以想到“斗妈”，妈妈们（家长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在孩子教育中是否有些操之过急，是否过于功利，将孩子的一切都纳入了利益的考量范畴，让儿童提早进入了拥挤的竞争行列。教育孩子，应该根据他自身的偏好、脾气和心灵的趋向，不应是孩子围着实施教育的成人转，而应该是成人围着孩子转，这就是“儿童本位”的教育思路。马克·吐温塑造的一系列调皮捣蛋的“坏孩子”他们独特的生命活力、不守常规的行为和丰沛的生活激情却使人们获得了意外的审美快感，体现出他对儿童性格、意志的尊重。马克·吐温还是一位幽默大师。他的后期作品巧妙地将幽默与讽刺熔为一体，以看似荒谬可笑的现象去穿透事物的本质，体现了他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他曾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5]不管怎样，马克·吐温毕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富于美国民族特色的作家，读他的幽默作品，我们中国大学生还会笑出来吗？我们能欣赏美国式幽默吗？尽管一开始也许会有些隔膜，但幽默的东西可以被翻译。即使在同一个国度，也存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有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有郭德纲的相声，所以“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或哪种背景，往深里讲，幽默是相通的。”[6]因为“幽默是机智和快乐之子”。[7]幽默也是“荒谬的解药”。[8]我们在欣赏不同作品的过程中可以探究他们的差异以及幽默的本质——“幽默之道”。
三、教学是“教学生学”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9]就是把教和学联系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这就是“教学合一”。如果教师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趣，一概不顾，一来教学效果差，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外国文学史》这门课本身的特点也非常容易使教学出现不合一的流弊，但如果教师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意把课堂教学和中国当下现实以及学生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种流弊是可以克服的。当然，“教学合一”在实际教学中推行起来有难度，因为它需要教师费大力气思考、琢磨，更花数倍的精力去备课，但也正因此为如，避免了教学的枯燥，所以要想得到教学的快乐，尝试“教学合而为一”不失为明智策略之一。
注释：
①据学者考证，它是由法国“老虎总理”克雷门梭（G·Clemenceau）在1989年首次使用“intellectuel”。
参考文献：
[1]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47.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3]高小康，张均.韩寒与当代知识分子问题[J].粤海风，2012，（1）：11.
[4]易乐湘.马克·吐温青少年小说主题研究[J].东方出版中心，2009：27.
[5]马克·吐温接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时的讲话[R].1888.
[6]黄西.黄瓜的黄，西瓜的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245.
[7]罗伯尔·埃斯卡尔皮特.幽默[M].卞晓平，张志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2.
[8]余光中.余光中散文精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206.
[9]陶行知.陶行知教育名篇[M].方明，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2.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中国当下；兴趣；教学合一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1-0126-03
所谓“外国文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外的各国家、各民族、各语种文学的总称。欧美文学史从古希腊文学开始，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东方文学的历史更为悠久，已经走过了大约五千年的历史。上下几千年，东西方各国人民创造了无数优美的文学作品，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外国与中国，历史与当下，隔了两层，就像是两条平行线，似乎永远没有交集，于是就有了让学生记不住的古里古怪的人名、地名，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的风俗习惯，很自然使学生产生一种“想说爱你不容易”的感觉。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习得知识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输入”，而应该是主动地参与到知识的习得过程中。也就是说只有当学生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对要学习的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大脑才会因适宜的刺激而产生灵感，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那么怎么克服学生学习《外国文学史》的障碍、膈膜，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呢？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史》教学中注意联系适当的中国当下因素，不失为有效方法之一。
一、“知识分子”问题
在讲19世纪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生平创作时，一定要讲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当时法军某部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一年后，法国情报人员通过德国间谍了解到德雷福斯完全是被冤枉的，但法国军方却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不择手段掩盖真相，制造伪证，拒不为德雷福斯平反。这时，案件受到了一位著名作家的关注，他就是爱弥尔·左拉。左拉对案件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确信被告是被冤枉的，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了为德雷福斯伸冤的斗争。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左拉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常是一个人承受着整个国家机器与反动保守势力的压力，他发表著名的《我控诉》的大无畏行为，他被判刑后坚持斗争的勇气，以及最后他所赢得了的彻底胜利，都已载入了史册。在法国作家中，像他这样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在他之前有伏尔泰和雨果，左拉与他们构成了法国文学史上作家兼斗士的光荣传统。众所周知，法文中的“知识分子”一词诞生于德雷福斯事件期间①，由于德雷福斯事件是促成法国知识分子的催化剂，此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关系异常密切而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事件”，左拉（即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斗争及取得的胜利使法国知识界出现了向左转的势头，因而“20世纪各个时期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当作自己谱系中的英雄，并每每把自己视为他们的继承人”。[1]被誉为20世纪人类良心的萨特，积极充当法国监狱改革先锋的福柯……上述人士已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是一个在当今中国传媒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尽管学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很有影响的是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其名著《士与中国文化》中对“知识分子”所做的界定，他认为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2]。从余英时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和西方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体认，我们可以看出都是与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不管哪个时代，知识阶层中“所谓‘智者’是非常非常多的，最缺少的甚至是非常罕见的反而是‘勇者’。”[3]而当下“80后”的韩寒应该是个例外，也比较能吸引文学圈子以外的青年人及普通老百姓，可以说“网络为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平台”[3]，通过韩寒这个学生都很熟悉的赛车手、作家，可以使学生思考中西知识分子问题，走出课堂，从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二、“儿童本位”与“幽默之道”
作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马克·吐温是《外国文学史》必讲的美国经典作家，他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不仅以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思想著称，而且都属于青少年题材作品。马克·吐温以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对待财富、宗教等事物态度上的区别，他“从儿童本位价值观出发，肯定和赞美了顽童的生命活力和天真纯洁的本质。”[4]堪称是美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2011年12月5日，搜狐微博博主“村头树”发布了一组图片，引起众多网友的“围观”。微博中独家刊载了《斗妈大全》一书一时被人们围观，连呼神作。因为它写出了一些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共同心声。孩子之所以想到“斗妈”，妈妈们（家长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在孩子教育中是否有些操之过急，是否过于功利，将孩子的一切都纳入了利益的考量范畴，让儿童提早进入了拥挤的竞争行列。教育孩子，应该根据他自身的偏好、脾气和心灵的趋向，不应是孩子围着实施教育的成人转，而应该是成人围着孩子转，这就是“儿童本位”的教育思路。马克·吐温塑造的一系列调皮捣蛋的“坏孩子”他们独特的生命活力、不守常规的行为和丰沛的生活激情却使人们获得了意外的审美快感，体现出他对儿童性格、意志的尊重。马克·吐温还是一位幽默大师。他的后期作品巧妙地将幽默与讽刺熔为一体，以看似荒谬可笑的现象去穿透事物的本质，体现了他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他曾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5]不管怎样，马克·吐温毕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富于美国民族特色的作家，读他的幽默作品，我们中国大学生还会笑出来吗？我们能欣赏美国式幽默吗？尽管一开始也许会有些隔膜，但幽默的东西可以被翻译。即使在同一个国度，也存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有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有郭德纲的相声，所以“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或哪种背景，往深里讲，幽默是相通的。”[6]因为“幽默是机智和快乐之子”。[7]幽默也是“荒谬的解药”。[8]我们在欣赏不同作品的过程中可以探究他们的差异以及幽默的本质——“幽默之道”。
三、教学是“教学生学”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9]就是把教和学联系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这就是“教学合一”。如果教师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趣，一概不顾，一来教学效果差，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外国文学史》这门课本身的特点也非常容易使教学出现不合一的流弊，但如果教师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意把课堂教学和中国当下现实以及学生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种流弊是可以克服的。当然，“教学合一”在实际教学中推行起来有难度，因为它需要教师费大力气思考、琢磨，更花数倍的精力去备课，但也正因此为如，避免了教学的枯燥，所以要想得到教学的快乐，尝试“教学合而为一”不失为明智策略之一。
注释：
①据学者考证，它是由法国“老虎总理”克雷门梭（G·Clemenceau）在1989年首次使用“intellectuel”。
参考文献：
[1]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47.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3]高小康，张均.韩寒与当代知识分子问题[J].粤海风，2012，（1）：11.
[4]易乐湘.马克·吐温青少年小说主题研究[J].东方出版中心，2009：27.
[5]马克·吐温接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时的讲话[R].1888.
[6]黄西.黄瓜的黄，西瓜的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245.
[7]罗伯尔·埃斯卡尔皮特.幽默[M].卞晓平，张志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2.
[8]余光中.余光中散文精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206.
[9]陶行知.陶行知教育名篇[M].方明，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