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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与《三角梅》均以女性视角对一个小战士进行了追忆，然而两篇作品在具体叙事视角的选择上却呈现出鲜明有趣的对比。《三角梅》采用了第三人称“她”的叙事视角，以叙述本文层面的叙述声音和叙事眼光的分离以及故事层面聚焦者荔生和她的聚焦对象战士贺振木之间的追寻与拒绝的关系，体现出个体叙事对国家叙事的内在对抗；《百合花》则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通过叙述本文层面的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合二为一和故事层面的聚焦者“我”对于聚焦对象“小通讯员”的控制，从而将个体叙事控制在国家叙事的话语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