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和我最要好的阿丘在东莞樟木头的一家台资眼镜厂打工，听说那家厂效益很红火，虽然经常加班到凌晨兩三点，可是工资可以拿2000多元。这一个月的工资，在我老家，可以说可以买全家人一年的口粮了，在当时来说，无疑没有什么比这个近乎离谱的丰厚薪水更吸引人的了。在乡亲们眼里已经发迹，算是衣锦还乡的阿丘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和他套近乎，请他吃饭喝酒，憋足了劲说好话，都想让阿丘走的时候捎带着把自己的儿女带到他们认为遍地黄金的广东去。
　　 阿丘真是鸟枪换炮了，虽然个子比武大郎高不了多少，但是，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装，系一根红彤彤的领带，在春节气氛很足的村庄里，走到哪儿，站在哪儿，都显得喜庆和帅气。他还带回一个小鸟依人般的东北女孩，女孩名叫婷婷，稚气未脱的样子，许多人都猜她是个学生妹。婷婷像影子似的跟着阿丘走东家串西家，一口一个老公地发嗲，前面有个水坑什么的，就要阿丘抱着走。我们那儿是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封建，有一次，前卫的婷婷在三婶家喝了兩口米酒，满脸通红，她不管不顾地赖着要阿丘抱，要他亲。老实巴交的乡亲们何时见过这样的阵势，一屋子的人立刻方寸大乱。
　　 铁哥们就是铁哥们，阿丘总算还有点良心，临走的那晚，到我家和我头挨着头脚挤着脚地睡了一宿，我们俩都喝得烂醉如泥。睡到半夜，一泡尿憋不住了，我们一块到院子里小解，他含混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明天跟我走不？”我一阵窃喜，却死要面子，假装不动声色地回答：“让我考虑考虑。”
　　 翌日凌晨三点，我和村子里的几个人跟阿丘到广东淘金，一路上坐汽车换火车，又换了汽车，终于到了樟木头。
　　 我们到樟木头的时候正好是晚上7点半，街头上人很少，稀稀拉拉的摆着一些地摊。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阿丘明白我的意思，神秘兮兮地附在我耳边说：“等下夜班你再瞧瞧。”阿丘暂时把我们几个安顿在一个四川人开的快餐店里，大伙都饿得前心贴后背，胡乱点了菜，要了几瓶啤酒，算是对付了晚餐。
　　 后来，我们乘保安不注意，混进工人们的队伍，进了阿丘的宿舍。宿舍整齐摆放着兩排三层铁架床，好在阿丘人缘不错，安排我们分别和他的几个工友一起睡。那些工友还算友好，一副见多不怪的表情。
　　 正巧第二天公司门口贴出了招工启事，说是招十余名抛光工，我们跟在出来吃早餐的员工后面混了出来，每个人手里拿着一瓶水，兩个馒头，边啃边排队。保安挨个收了身份证，就让大家等消息。隔了大概20来分钟，叫选中的人进去面试，说是招十多名，却进去了100多人。不大一会儿，就有不少人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面试的一个主管问我会抛光吗？他们要的是熟手，我连忙鸡啄米似的点头，他紧接着问我怎么操作，我把阿丘事先教我的姿势比划了一回，主管看不出破绽，大笔一挥：录用。我和十八个人顺利通过了面试，很快填写了登记表，用了半天时间，把手续都办妥，搬进了集体宿舍，正式开始了我在樟木头的打工生活。
　　 进去了一切都好办，阿丘给我们的拉长塞了点钱，拉长让一个老乡当了我的师傅。看我老实，又是初次出门，师傅阿福对我很关照，除了自己教我以外，还让我跟着一个师姐打下手。师姐叫廖敏，是一个泼辣性感的川妹子。说是师姐，其实她比我还小兩岁。也正因为这个师姐，我在眼镜厂打工的日子很快进入倒计时。
　　 我整天和廖敏一起上班，她教得认真，我学得投入，很快掌握了要领，眼看就要出师了。可巧的是，阿福师父过生日，在“望海阁”酒店包了酒席，他的老乡，朋友，同事，还有我们几个徒弟济济一堂，推杯换盏间，不觉都喝过了头。廖敏死活要我送她回家，一堆烂泥一样瘫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相互搀扶着往宿舍的方向走，一路上耳鬓厮磨，廖敏死搂着我的脖子不放，还腾出一只手对我动手动脚。廖敏多次说过，自从无意中在《大鹏湾》上看到我写的诗歌，她就暗恋上我了。她是个大胆另类的女孩，曾经在各种场合向我示爱，假如不是老家有和我相爱多年的女友，我想我会接受她的。这种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恰到好处地挥洒着野性气息的女孩子对男人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心猿意马的我按照廖敏的指引，鬼使神差地搀扶着她拐进路边的公园，就势坐在树影婆娑的石凳上，看着她意乱情迷的眼神，我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预感到即将有事情要发生，急忙借故溜进公共厕所里，把头埋在水龙头下面，哗啦啦的一阵水声过后，我的酒醒了大半。“廖敏，我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我先走了。”写完这条手机短信，我怕廖敏不看信息，就先给她打了电话，给她发送了信息，我做贼一样从公园的侧门遛了出去。
　　 第二天，再看到廖敏，她居然鼻青脸肿的，我逮住机会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茫然地摇摇头，就是不吱声。阿福和廖敏的老乡们都料定是我欺负了她，又不想对人家负责任，当这些流言蜚语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偌大的车间，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我。我无法得知那晚我走之后，廖敏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了孤家寡人的我四处受到拉长、主管、甚至工友们的故意刁难。廖敏仍然是一副无精打采又若有所思的模样。我觉得脊梁骨一阵阵发麻，这样下去，我肯定会疯的，于是我决定辞职，报告刚交下去，主管就批了，没有人说哪怕半句挽留的话。我成为那家公司历史上办理辞职手续最快的人。
　　 我走马灯似的换了几家公司，刻意去打听关于廖敏的消息，听到那个晚上关于她的遭遇有好几个版本，有说我玩了人家之后逃避责任溜之大吉的，还有更耸人听闻的，说那晚上我去厕所的时候，有歹人凑了上去，醉醺醺的廖敏以为是我，就任由人家抱了去，结果遭到一伙小混混的蹂躏，临走时还被暴打了一顿。
　　 在东莞的兩年时间，我试图去接近廖敏，匪夷所思的是，她居然认不出我了，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只有频繁地跳槽，让找工作时的焦虑和彷徨刺痛我的神经。
　　 半年过后的一个冬日里，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樟木头。天上飘着雪花，我守在眼镜厂门口，想最后再看廖敏一眼，下班的人快走光了，她牵着一个男孩子的手轻快地走了出来，嘴里还哼着歌，她仔细看了我一眼，还笑了笑。我心里像放下了一块大石，陡然轻松了。我相信，这一次，她一定认出了我。
　　
　　 责 编：熊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