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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克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他早年是国民党左派，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从事反蒋活动，并于1935年策划和主持了刺杀蒋介石的事件。1939年他进入潘汉年主持的党的情报系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情报工作的得力助手，直到革命胜利。这期间他深入虎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派往延安的信使
1937年4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华克之得到了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帮助，作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使，来到了延安。
一进延安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抗日救国气息。满街的抗日救国标语，一队队青援会员、妇救会员、儿童团员在街上雄赳赳地走过；一批批的干部战士正整装待发去抗日前线。
华克之在延安受到了非常的礼遇，住的是单人房间，吃的是小灶。将李济深等人的信函交给中共后，华克之请求中共派他到抗大或陕北公学去学习，他要像当时那些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献身抗战事业，献身革命。正在这时，出乎华克之的意料，他竟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这是一次令华克之终生难忘的会面。1937年5月4日下午3点半，一位同志把华克之带到一间瓦房内。在那里，他见到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这位身材高大、额头宽阔的伟人非常亲切、温和，让华克之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平缓了下来。
华克之向毛泽东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履历和晨光通讯社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对他的通缉令遍布全国，戴笠动员各地的军统特务，在海内外缉拿他，希望中共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为抗日救国工作，他将努力战斗，万死不辞。
毛泽东频频点头，显然对这位敢于刺杀蒋介石的孤胆英雄很有兴趣，对华克之的转变很欣赏，对华克之急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战事业的心情也很理解。但是，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华克之，他不宜待在中共控制的区域内，尤其是抗大和陕北大学。
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延安的很多，其中绝大多数都热情纯真，但也说不定会有国民党的特务混在里面，如果华克之的身份暴露，国民党当局来文要求逮捕，送南京法办，共产党就被动了。交出华克之吧，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交吧，国民党可能以此为借口，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情就大了。
因此毛泽东请华克之仍然回华南，到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身边工作，做延安与华南实力派之间的信使，协助扩大民族革命大同盟。他请华克之转告李济深等人，现在大敌当前，过去的恩恩怨怨都应先放下，双方都有责任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才能共同渡过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因为蒋介石不是完全投降日本的，他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把他杀了，国民党的亲日派会乘机抬头，反而对抗日不利。
最后，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告诉华克之，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族统一起来共同抗日的局面指日可待，说不定等你回到华南，全民族抗战就已经爆发。
在华克之的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华克之的这次谈话，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让他看到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刺蒋失败后沉郁徘徊的心情豁然开朗，对个人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潘汉年的助手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门口挂着一张“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
1939年4月的一天，一位戴着金边眼镜、中等身材、儒雅潇洒的男子来到这里，要求会见办事处处长廖承志。
这个人就是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潘汉年。几个月前，他到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被留在中央社会部搞情报工作，这次他到香港治疗眼病，组织上让他顺便抓一下香港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的眼疾不久就在一家著名诊所的积极治疗下得到痊愈。病愈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留在香港主持第一线的情报工作，又指定他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掌握和领导包括香港和上海在内的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
香港和上海是当时敌我友三方情报工作的主要战场，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各种特务机关活动的重要据点。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军统”和“中统”在上海设有庞大的机构。日本侵占上海后，在这里设有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也设立了一个专门情报机构“岩井公馆”，汪伪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特工机关——极司菲尔路“76”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称为“孤岛”的英法租界里，英法美等各西方国家仍在继续利用其殖民机构从事搜集情报等特工活动。苏联和第三国际也同时在这里设有情报活动据点。
按照中社部的要求，潘汉年首先把组建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任务担负起来。潘汉年到任伊始，就着手四处物色人才，从廖承志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各方面调了不少干部充实情报战线。廖承志的助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处长连贯是华克之的老朋友，对华克之在上海从事秘密反蒋活动的经历知之甚详，深知华克之的能力、品行和为人，便向潘汉年推荐。
秋风送爽的一天，华克之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酒店里，由连贯介绍，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
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后，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身边工作，做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盼着组织来人找他。现在，潘汉年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来了，他感到万分激动。
潘汉年对华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给中共做情报工作。
华克之一口应承，并且宣誓似地念出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中的一句话:“烙铁烙在你的身上，打断了牙齿，也不能说出同志们的一个地址，组织上的一个秘密。”
就这样，华克之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1939年华南情报局成立后成为该局的情报骨干。华克之这个名字不能用了，他化名为张建良。从这时起，他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一干就是十多年，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直到革命胜利。
潘汉年首先要求华克之担任他在港、沪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华克之利用对上海的熟悉和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一路畅通无阻。
与华克之一起担任沪、港之间交通和联络工作的，还有一位名叫董慧的年轻女子，她是香港一位大银行家的女儿，以董事长小姐的名义，穿梭于其父在香港的道亨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堂而皇之地进行活动，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大富豪的女儿竟会是中共情报人员。董慧后来成为潘汉年的终身爱侣。
通过华克之和董慧卓有成效的活动，中共港、沪两地情报据点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一位至交叫任庵
华克之有一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又叫张子羽，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同情共产党。华克之呼任庵为兄，他的名字“克之”，就是这位兄长“赠送”的。华克之一生用过的名字多不胜数。然而只有这个名字终生使用。
晨光社事发，任庵也受到牵连，遂离开南京，隐居上海租界，成了买卖旧书古玩的商人。华克之回到上海后，重新与任庵取得联系。任庵对受到连累的事并不介意，反而安慰华克之不必内疚。两人在结交时曾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在兄长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将自己刺汪后颠沛流离，以及后来投奔延安、委派华南的经过一一说了，限于纪律，将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一事略过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从事的绝对是正义的事业，是爱国的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一如既往的支持。
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在任庵的帮助下，华克之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任庵也直接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
一次，华克之托任庵向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原来，潘汉年手下有一位情报干部名叫袁殊，与日本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及国民党军统都有情报联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多面间谍。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关系搜集情报，进一步打入“岩井公馆“，潘汉年让袁殊出面主持了一个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日伪方面更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这样一来，袁殊表面上就成为公然落水，受人唾弃的“汉奸”。为了避免军统方面误会而派人暗杀袁殊，潘汉年要华克之请任庵把袁殊写给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表示不变为抗战效力的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华克之的动员下，任庵去了重庆，见到戴笠，并成功地将戴笠表示可以谅解袁殊的回信带回上海，从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负起“汉奸”的恶名，周旋于日伪之间，搜集情报。
抓住周佛海的“软肋”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占领区加紧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集中兵力反复“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蒋介石也积极利用日本侵略势力来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军事封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除了加强根据地经济、政权建设，率领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日伪顽的进攻外，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以维护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怎样才能准确迅速地搜集到日蒋之间幕后活动的情报以适应中共中央的需要呢?潘汉年想到了任庵。潘汉年知道，任庵过去与周佛海很有交情，周佛海当了汉奸后还派人四处找过他，颇有接纳之意。而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更是关系很深，由他出山，一定能够担此重任。通过华克之，潘汉年已经同任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任庵也获悉了潘汉年和华克之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是，任庵对要求他与大汉奸周佛海接触之事颇感为难，他是洁身自好之人，一旦与汉奸沾上关系，自己也会为世人所共弃。华克之劝他，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大事业，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人的名誉。潘汉年也保证，只要任庵肯出山，将来由共产党发表一个声明，把事情全部解释清楚，恢复任庵的清白。
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为了抗日事业的需要，无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华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落水当了汉奸以后，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甚至决裂而颇感失落。任庵这位名士的突然来访，使他喜出望外。当下摒绝宾客，与任庵剪烛夜话。两人寒暄之后叙乡谊，叙乡谊之后又回忆彼此在南京中央军校共事的生活，谈得十分投机。周佛海将任庵引为知己，向他大谈自己所谓“曲线救国”的苦心，甚至自己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与前主子蒋介石暗通款曲的事也毫不避讳。
从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经常出入周公馆。由任庵引见，华克之不久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他们不仅与周佛海亲厚，还得到周妻杨淑慧和妻弟杨惺华的信任。两人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都由华克之向党组织一一作了汇报。
原来，周佛海一直同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保持着接触，他的母亲和岳父被军统头子戴笠作为人质关进息烽集中营，军统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寿常驻在周公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成为日蒋幕后勾结的重要渠道，日本人想通过周佛海从中斡旋，与蒋介石拉关系，以求得蒋的妥协；蒋介石要通过周佛海了解日本人的动向，而周佛海本人，也想由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此想方设法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任庵的出现，让他感到与重庆打交道又多了一条渠道。
揭开蒋、日、汪暗中勾结的黑幕
一天，任庵在与周佛海闲谈中有意提及，他与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的亲信大将、某战区司令长官有交往，这位司令长官将邀请他作江西之行。周佛海一听，正中下怀，马上拜托任庵向这位司令长官和蒋校长转达他“忠心耿耿，甘效犬马之劳”之意。
事实上，这位司令长官邀请任庵，也有他的目的。这位司令长官在上海有大量经济利益，非常希望得到时任汪伪政府上海市长周佛海的保护和照料，因此在这位司令长官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乘机向他建议，请他派一位名誉声望俱佳、又与周佛海有历史渊源的人驻在上海，作为长官的秘密代表与周佛海联系，并且大力推荐任庵，这位司令长官欣然接受。
既然双方各有所需，任庵当然不虚此行:这位司令长官愿意替周佛海向重庆代为致意，而周佛海对这位司令长官请他保护其家人、部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
于是，通过任庵在周佛海和这位司令长官之间穿针引线，进行沟通和联络，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渠道从此又多了一条。任庵成为这位司令长官的驻沪代表，以某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直接打人了日伪蒋勾结内幕，周旋于江西、重庆与上海之间，为中共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
随着战局的发展，周佛海与这位司令长官之间的这条秘密渠道益显重要，华克之和任庵的工作也越来越忙。蒋介石曾通过这位战区司令长官，肯定周佛海照顾国民党被俘军官，以及收编、改编、整编伪军的“功劳”。而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幕源源不断地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
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的10个月中，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仅收编、改编伪军一项，就为蒋介石打内战提供了近20万兵源。而四大家族在沦陷区的财富，以及这位司令长官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而大多得以保全。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这位战区司令长官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蒋介石委任周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从而使蒋、日、汪暗中勾结的黑幕大白于天下。
（责编任志）
派往延安的信使
1937年4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华克之得到了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帮助，作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使，来到了延安。
一进延安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抗日救国气息。满街的抗日救国标语，一队队青援会员、妇救会员、儿童团员在街上雄赳赳地走过；一批批的干部战士正整装待发去抗日前线。
华克之在延安受到了非常的礼遇，住的是单人房间，吃的是小灶。将李济深等人的信函交给中共后，华克之请求中共派他到抗大或陕北公学去学习，他要像当时那些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献身抗战事业，献身革命。正在这时，出乎华克之的意料，他竟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这是一次令华克之终生难忘的会面。1937年5月4日下午3点半，一位同志把华克之带到一间瓦房内。在那里，他见到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这位身材高大、额头宽阔的伟人非常亲切、温和，让华克之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平缓了下来。
华克之向毛泽东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履历和晨光通讯社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对他的通缉令遍布全国，戴笠动员各地的军统特务，在海内外缉拿他，希望中共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为抗日救国工作，他将努力战斗，万死不辞。
毛泽东频频点头，显然对这位敢于刺杀蒋介石的孤胆英雄很有兴趣，对华克之的转变很欣赏，对华克之急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战事业的心情也很理解。但是，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华克之，他不宜待在中共控制的区域内，尤其是抗大和陕北大学。
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延安的很多，其中绝大多数都热情纯真，但也说不定会有国民党的特务混在里面，如果华克之的身份暴露，国民党当局来文要求逮捕，送南京法办，共产党就被动了。交出华克之吧，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交吧，国民党可能以此为借口，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情就大了。
因此毛泽东请华克之仍然回华南，到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身边工作，做延安与华南实力派之间的信使，协助扩大民族革命大同盟。他请华克之转告李济深等人，现在大敌当前，过去的恩恩怨怨都应先放下，双方都有责任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才能共同渡过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因为蒋介石不是完全投降日本的，他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把他杀了，国民党的亲日派会乘机抬头，反而对抗日不利。
最后，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告诉华克之，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族统一起来共同抗日的局面指日可待，说不定等你回到华南，全民族抗战就已经爆发。
在华克之的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华克之的这次谈话，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让他看到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刺蒋失败后沉郁徘徊的心情豁然开朗，对个人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潘汉年的助手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门口挂着一张“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
1939年4月的一天，一位戴着金边眼镜、中等身材、儒雅潇洒的男子来到这里，要求会见办事处处长廖承志。
这个人就是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潘汉年。几个月前，他到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被留在中央社会部搞情报工作，这次他到香港治疗眼病，组织上让他顺便抓一下香港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的眼疾不久就在一家著名诊所的积极治疗下得到痊愈。病愈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留在香港主持第一线的情报工作，又指定他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掌握和领导包括香港和上海在内的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
香港和上海是当时敌我友三方情报工作的主要战场，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各种特务机关活动的重要据点。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军统”和“中统”在上海设有庞大的机构。日本侵占上海后，在这里设有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也设立了一个专门情报机构“岩井公馆”，汪伪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特工机关——极司菲尔路“76”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称为“孤岛”的英法租界里，英法美等各西方国家仍在继续利用其殖民机构从事搜集情报等特工活动。苏联和第三国际也同时在这里设有情报活动据点。
按照中社部的要求，潘汉年首先把组建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任务担负起来。潘汉年到任伊始，就着手四处物色人才，从廖承志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各方面调了不少干部充实情报战线。廖承志的助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处长连贯是华克之的老朋友，对华克之在上海从事秘密反蒋活动的经历知之甚详，深知华克之的能力、品行和为人，便向潘汉年推荐。
秋风送爽的一天，华克之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酒店里，由连贯介绍，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
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后，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身边工作，做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盼着组织来人找他。现在，潘汉年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来了，他感到万分激动。
潘汉年对华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给中共做情报工作。
华克之一口应承，并且宣誓似地念出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中的一句话:“烙铁烙在你的身上，打断了牙齿，也不能说出同志们的一个地址，组织上的一个秘密。”
就这样，华克之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1939年华南情报局成立后成为该局的情报骨干。华克之这个名字不能用了，他化名为张建良。从这时起，他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一干就是十多年，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直到革命胜利。
潘汉年首先要求华克之担任他在港、沪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华克之利用对上海的熟悉和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一路畅通无阻。
与华克之一起担任沪、港之间交通和联络工作的，还有一位名叫董慧的年轻女子，她是香港一位大银行家的女儿，以董事长小姐的名义，穿梭于其父在香港的道亨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堂而皇之地进行活动，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大富豪的女儿竟会是中共情报人员。董慧后来成为潘汉年的终身爱侣。
通过华克之和董慧卓有成效的活动，中共港、沪两地情报据点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一位至交叫任庵
华克之有一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又叫张子羽，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同情共产党。华克之呼任庵为兄，他的名字“克之”，就是这位兄长“赠送”的。华克之一生用过的名字多不胜数。然而只有这个名字终生使用。
晨光社事发，任庵也受到牵连，遂离开南京，隐居上海租界，成了买卖旧书古玩的商人。华克之回到上海后，重新与任庵取得联系。任庵对受到连累的事并不介意，反而安慰华克之不必内疚。两人在结交时曾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在兄长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将自己刺汪后颠沛流离，以及后来投奔延安、委派华南的经过一一说了，限于纪律，将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一事略过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从事的绝对是正义的事业，是爱国的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一如既往的支持。
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在任庵的帮助下，华克之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任庵也直接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
一次，华克之托任庵向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原来，潘汉年手下有一位情报干部名叫袁殊，与日本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及国民党军统都有情报联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多面间谍。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关系搜集情报，进一步打入“岩井公馆“，潘汉年让袁殊出面主持了一个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日伪方面更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这样一来，袁殊表面上就成为公然落水，受人唾弃的“汉奸”。为了避免军统方面误会而派人暗杀袁殊，潘汉年要华克之请任庵把袁殊写给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表示不变为抗战效力的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华克之的动员下，任庵去了重庆，见到戴笠，并成功地将戴笠表示可以谅解袁殊的回信带回上海，从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负起“汉奸”的恶名，周旋于日伪之间，搜集情报。
抓住周佛海的“软肋”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占领区加紧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集中兵力反复“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蒋介石也积极利用日本侵略势力来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军事封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除了加强根据地经济、政权建设，率领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日伪顽的进攻外，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以维护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怎样才能准确迅速地搜集到日蒋之间幕后活动的情报以适应中共中央的需要呢?潘汉年想到了任庵。潘汉年知道，任庵过去与周佛海很有交情，周佛海当了汉奸后还派人四处找过他，颇有接纳之意。而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更是关系很深，由他出山，一定能够担此重任。通过华克之，潘汉年已经同任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任庵也获悉了潘汉年和华克之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是，任庵对要求他与大汉奸周佛海接触之事颇感为难，他是洁身自好之人，一旦与汉奸沾上关系，自己也会为世人所共弃。华克之劝他，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大事业，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人的名誉。潘汉年也保证，只要任庵肯出山，将来由共产党发表一个声明，把事情全部解释清楚，恢复任庵的清白。
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为了抗日事业的需要，无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华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落水当了汉奸以后，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甚至决裂而颇感失落。任庵这位名士的突然来访，使他喜出望外。当下摒绝宾客，与任庵剪烛夜话。两人寒暄之后叙乡谊，叙乡谊之后又回忆彼此在南京中央军校共事的生活，谈得十分投机。周佛海将任庵引为知己，向他大谈自己所谓“曲线救国”的苦心，甚至自己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与前主子蒋介石暗通款曲的事也毫不避讳。
从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经常出入周公馆。由任庵引见，华克之不久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他们不仅与周佛海亲厚，还得到周妻杨淑慧和妻弟杨惺华的信任。两人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都由华克之向党组织一一作了汇报。
原来，周佛海一直同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保持着接触，他的母亲和岳父被军统头子戴笠作为人质关进息烽集中营，军统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寿常驻在周公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成为日蒋幕后勾结的重要渠道，日本人想通过周佛海从中斡旋，与蒋介石拉关系，以求得蒋的妥协；蒋介石要通过周佛海了解日本人的动向，而周佛海本人，也想由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此想方设法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任庵的出现，让他感到与重庆打交道又多了一条渠道。
揭开蒋、日、汪暗中勾结的黑幕
一天，任庵在与周佛海闲谈中有意提及，他与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的亲信大将、某战区司令长官有交往，这位司令长官将邀请他作江西之行。周佛海一听，正中下怀，马上拜托任庵向这位司令长官和蒋校长转达他“忠心耿耿，甘效犬马之劳”之意。
事实上，这位司令长官邀请任庵，也有他的目的。这位司令长官在上海有大量经济利益，非常希望得到时任汪伪政府上海市长周佛海的保护和照料，因此在这位司令长官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乘机向他建议，请他派一位名誉声望俱佳、又与周佛海有历史渊源的人驻在上海，作为长官的秘密代表与周佛海联系，并且大力推荐任庵，这位司令长官欣然接受。
既然双方各有所需，任庵当然不虚此行:这位司令长官愿意替周佛海向重庆代为致意，而周佛海对这位司令长官请他保护其家人、部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
于是，通过任庵在周佛海和这位司令长官之间穿针引线，进行沟通和联络，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渠道从此又多了一条。任庵成为这位司令长官的驻沪代表，以某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直接打人了日伪蒋勾结内幕，周旋于江西、重庆与上海之间，为中共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
随着战局的发展，周佛海与这位司令长官之间的这条秘密渠道益显重要，华克之和任庵的工作也越来越忙。蒋介石曾通过这位战区司令长官，肯定周佛海照顾国民党被俘军官，以及收编、改编、整编伪军的“功劳”。而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幕源源不断地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
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的10个月中，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仅收编、改编伪军一项，就为蒋介石打内战提供了近20万兵源。而四大家族在沦陷区的财富，以及这位司令长官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而大多得以保全。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这位战区司令长官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蒋介石委任周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从而使蒋、日、汪暗中勾结的黑幕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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